（三）现代性成为后现代的论题
就从关于现代性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论述来看，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大多数是批判性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后现代的反思性观点，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批判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后现代性反思重合，所以，关于现代件的论述主要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当然，右派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态度更复杂些，右派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启蒙理性的那些原则，特别是关于自由、平等、正义等原则，右派承继着启蒙时代的理念。偏向保守的知识分子对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也经常持批判态度，但其思想宗旨并不偏离启蒙时期的准则。对现代性发言最多的是左派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论说，正是基于后现代性的立场对现代性反思，结果大多数的现代性论述都持批判性立场。但这也并不说明现代性真的就是一团糟。成为话语和叙事本身，与实际的历史运作还是存在差别的。现代性无疑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正如科学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文明也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样，与现代性对应的历史实际也有两面性。只是现代性论述关注这些问题，使其成为论述的质料和要点。如此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现代性一无是处，人类文明从现代性开始就走了一条弯路。这当然合乎了左派理论家的设想，正因为此，现代以来的历史要经历一场革命，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才能迎来更完美的前景。但历史实践又证明，背离启蒙精神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并未给人类带来好处，相反，却是更大的灾难。前苏联阵营解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了，激进社会变革的后果都算到了现代性的账上，现代性又变成了对左派批判理论的嘲弄。反现代性的左派论述很难逾越激进革命恶果的巨大障碍，这使迂回的策略性论述开始时兴。吉登斯鼓吹第三条道路，詹姆逊谈当下本体论，威廉斯早就告诫“漫长的革命”……很显然，柏林墙的倒塌并未使左派元气大伤，相反，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内，左派势力风起云涌，不懈地要把校园政治进行到底。
现在，现代性反倒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连詹姆逊都奇怪地发问，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后现代”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詹姆逊自己已经有看法。按詹姆逊的说法，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
现代性理论的走红，实际上是后现代性论域拓展的结果。现代性成为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这都是后现代理论开创者们率先做出的论断。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是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生产角度，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展开批判。这种批判的预设当然表明现代理性主义乃是形而上学的恶果，其针对性就是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潜台词当然也就是现代性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当然，现代性在最近这些年来成为一门显学，还得益于社会学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不管是哲学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面向当代文化的针对性强些。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论说者倾向于把后现代描述成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征兆，而批判者则把后现代塑造成制造当代文化断裂的恶魔。其着眼点都在当代。社会学的介人则强化了历史感，社会学要强调后现代的变化，在历史的比较中来展开论述，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对立就成为思考的轴心。史蒂文·塞德曼抨击传统社会学的僵化，他提出要使社会学恢复活力，其主旨就是要抛弃科学主义，即那种越来越荒谬的认为自己在讲述真理，自己是认识论上享有特权的话语的断言。他尖锐地指出，必须放弃对于基础的探求和对于一套正确的有根据的前提、概念策略和解释的探索。他提出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即把社会学改造成带有道德内容的社会叙述和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他自信而又狂热地宣称：
预见社会学理论的终结须要抛弃一直处在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中心的对千年盛世的希望。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显示解放的前景一一个没有统治的社会的前景。后现代主义放弃了现代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幻象，而支持解构虚假的封禁，努力开启现代和未来的社会可能性以及在霸权主义的话语设置了封禁和僵化秩序的生活方式中发现流动性和松散性。对伟大转换的希望被取代了。代替它的是对持续保护直接的局部快乐的较为节制的愿望和对公正的奋斗努力。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分析的可能。这种社会分析严肃地对待西方现代性中的残暴和约束的历史，而不削弱其批判性，而这种批判性的削弱恰恰是当前许多保守的和开明的社会思想的特点。
很显然，后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明确以西方现代性为思考参照，在批判现代性的论域中阐发新的社会学思想。这一趋向使现代性成为一个反复论述的课题，或是不断引述的对立面。当然后现代的社会学并不是要在二元对立的意义来论述二者的分歧，而是直接进人现代性的论域，使现代性成为后现代性思考的资源，成为后现代论述的语境。
“现代性”论述的重新走红，也是对当代全球化观念的回应，现代性使全球化更具有历史感，并且被打人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楔子。90年代全球化趋势迅猛加剧，全球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化资本的急剧聚集，以及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跨国企业在最近十年的增长惊人。同时，为了寻求全球市场，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介人的力度大大提升。发展中国家由于对资本和技术的强烈渴望，对进出口贸易互惠条件的寻求，为解决国内由于人口持续高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困境，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严重危机，不得不通过开放市场，引人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来缓解矛盾压力。然而，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从跨国资本和技术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向着发展中国家渗透，这使后殖民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后殖民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全球化进行全面清理。空间地缘文化的差异，被还原为与西方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冲突。现代性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就遭受到批判与怀疑，资本主义启蒙的历史，不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传播，不再是民主与科学彰显的历史，而是充满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蹂躏的血腥事件。与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相一致，后殖民论述对现今全球化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恐惧。现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侵略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现在是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在冲锋陷阵。后殖民理论率先在文学批评领域小试牛刀，随后与社会学结盟，创造出一门跨学科的超级学科--文化研究，其触角遍及纯学术领域、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任何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无不可以进人研究的视野。而从文学批评承继来的风格，则使得这些文化分析具有迷幻般的魅力。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底蕴与后殖民的立场，使得当今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更像是一门“差异文化政治学”。科尔内尔·韦斯特数年前就指出：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以多样性和异样性的名义去攻击单一性和一致性；依据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去摈弃抽象性、笼统性和普遍性；通过突出偶然的、临时的、变数的、试探性的、活动的和变化的性质来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和多元化…由它产生的文化政治具有新颖性的是：差异构成的方式和成分，在描述过程中差异所给予的分量以及诸如灭绝主义（exterminism）、帝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自然和地区这些处在这一历史时刻的突出问题，是对先前的文化批判形式存在的某种中断做出的反应。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给当代的全球化现状做出诊断并开出药方，这种诊断一方面依赖对现代性历史的评判，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经验进行的理论推导。差异政治学立足于多样性、异样性和特殊性，当然坚决批判全球化一体化。正如现代性被定义为无限前进的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一样，全球化也被描述为市场的一体化（即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市场的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取消和对多样化的弱小文化的同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时空里相遇，它们重叠在一起，并且等待差异文化政治学的诊断。
这项诊断在奇特的悖论逻辑中展开并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当代现代性的论说者，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上给出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理论的诡辩，如果它在历史实践中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也只是变了形的现代性，而不是真正多样性的现代性。詹姆逊対此表示的谴责论调，仔细辨析却更像是对左派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悼。
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导源于民族一国家的认同，身份差异政治这个想象的标志，却被当做返回历史实践本源中去的论据。现代性产生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一国家过去被认为是向着某种共同的历史终极目标前进，现在则被认为是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确实可以看到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与周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最基本的可选择方案，无非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而且是更激进的方案。当然，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那些福利国家已经尽可能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北欧和德国，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确实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当今时兴的现代性的多样化以及可选择的方案，并不是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分法的意义上做出的描述，而是基于民族一国家认同所做出的文化多元和差异基础上的论述。现代性的可选择性被打上民族一国家的标签，并且是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展开全球化文化政治角逐。
现代性的多样性问题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去理解。从实践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历史具体化则表现为现代性，它当然可能有多样化的形式，历史实际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确实有中国的现代化、印度的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等等，但这些现代化的不同模式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真的证明了现代性本来的性质还是可能的活力？八九十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给亚洲现代化带来惊人的成就，同时也引发了亚洲关于自身的想象。关于儒教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给予亚洲的经济成就带来西方不可比拟的优势的说法，一度让人们激动不巳。然而，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亚洲经济与其文化的特殊性之间构成的关系，不再那么令人乐观。亚洲的现代性当然可以走自己的路，但这条路如果仅仅意味着比别人更曲折、走更多地弯路，付出更多地代价，那么为什么要走这条不同的路呢？也就是说，亚洲，以及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当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现代化，但如果这种不同的方式--这种差异、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仅仅是为了走弯路，付出更多地代价，那并不能证明另辟蹊径的有效性。现代化当然不是西方人的特权，发展中国家当然有权利发展，改变生存现实条件，在既定的条件下寻求自身的利益。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对自身特殊的历史传统条件强调的时候，很难说是不是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是从现实的政治权力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假如是后者，则对自身特殊历史条件和传统的强调，其结果经常是大幅度提高了介人现代化的成本，这种可选择性和多样性未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与其说它值得肯定和赞赏，不如说更令人怀疑和忧虑。迄今为止的历史实践还未能有效地证明现代化现代性的多样性真正具有令人信服的优越性，相反，大都是代价昂贵的历史挫折和弯路。
如果说，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也许可以证明多样性不可避免，但并不能证明多样性是必要的和优越的；那么，现代性的理论层面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意义之论述就更困难。现代性既然在理论上定义为普遍性原则。它当然不是简单地与多样性或特殊性对立，而是它应该可能包容特殊性，特殊性是在普遍性的原则统辖之下的特殊，而不是与普遍性对立的特殊性。也就是说，现代性具有某些普遍的基本准则，如果疏离这些准则，就很难说是现代性的。例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市场效率等，如果这些原则不能达成一致，那就不可能有现代性存在的根基。很显然，后现代话语对于多样性的强调并不是作为一种补充的现代性方案，而是对现代性的颠覆性策略。因而，多样性建立在现代性的普遍准则的彻底批判和拒绝的基础上。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语境中，反思批判现代性无疑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并不应该草率拒绝现代性的那些普遍准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有可能是被推行得过分了，完成得过头了。尽管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项“未竟”也许并不只是指未完成，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完全按照方案施工。哈氏提出的交往理性，也是对这个方案的补充和修正。然而，对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现代性的方案一开始就错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这些人则是从根上质疑现代性。这些怀疑与批判，实际上也只是为后现代性的生产寻求新的基础而巳，并不能真正推翻现代性已经建立的信仰、法则和秩序。德里达现在一再说自己趋向于保守，并且他强调正义的不可解构性，这也就表明他对现代性的普遍性价值始终保持某种程度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