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学就是文学，以文学方式介人，并不是介入到别的社会学、政治学或什么派别关注的问题，文学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关注文学自身。无论书写什么，无论怎样书写，最终都回到了文学本身，都变成了文学。这就是文学的方式在起支配作用的结果。除非把文学（这里说的都是小说）变成别的什么：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直抒胸臆的杂感，网络发牢骚的帖子等等。
实际上，关注中国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所谓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困难问题，构成近年来小说叙事的重要主题之一，趋于成熟的青年作家在对这一主题的表现中，显示出他们对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追寻。当然，也许当代小说的这一特征，未被诘难“纯文学”的人们所看到，或者正是当做“纯文学”弊端的证据。但基于我的理解，“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姑且作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一）与纯文学的追求没有矛盾。我下这一论断似乎是与反“纯文学”者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实际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其一，反“纯文学”论者显然没有把这类作品看做“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否则不会得出当下文学为“纯文学”观念所蛊惑的结论。其二，反“纯文学”论者显然不认为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对文学性追求二者并不矛盾。而在我看来，当下文学恰恰在这一点上找到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艺术表现力却是被推到一个更有力的状态。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无根的苦难》、《重返现代性氛围》中论述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对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的表现中，当代小说强有力地把握住人物的命运与性格，通过把生活的极端状况表现出来，当代小说获得了叙事的内在力量。对苦难生活的表现是对抗当代消费社会审美趣味的一种方式，但其具体表达却又不由自主陷人了对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的模仿。尽管如此，其文学性表达并不只是在生活的意义层面回应当代现实的严峻问题，而且在美学上与当代潮流建立一种互动的连接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类作品都与当代消费社会构成互相缠绕的关系，只是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强调了存在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所有书写苦难或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都存在这种特征。单纯表现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作品，也同样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文学韵味，在小说的叙事方式方面，在对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把握方面，在语言风格方面，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2003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这显然是描写底层民众生活困苦的作品，不少作品就只是在对底层民众生活的表现中，建立了富有个性的叙事风格。这篇小说讲述农村青年李富贵寻找妻子古菜花的故事。贫困村庄的李富贵，承包一片荒山，颇有成绩。娶来邻村古家村最漂亮的女子古菜花，但一年后，古菜花跟一个木匠私奔。李富贵不思茶饭，坐在楼上苦等一年，不见古菜花身影。他挑起担子，四处寻找没有结果。小说中另有一个女主角奈月，她与李同学三年，每天一起走在山路上。奈月深恋着李富贵，李结婚后，奈月一有不出嫁。奈月从不表露她对李的怨恨，而是把爱深藏于心，她似乎在等待李富贵回心转意。在李富贵寻找古菜花未果后，李富贵想娶奈月为妻，但苦等李富贵的奈月却发现李富贵的一身的肉也那么难看。她决定离开李富贵，她走到外面的世界，也消失在李富贵的视野之外。很显然，这篇描写当代中国乡土生活的小说，并未严厉揭露“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深入描写中国农村存在的贫困或悲剧。小说写了农村青年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方式，描写的是乡土中国正在滋生的新的“个人伦理”，这种个人伦理被一种浪漫情绪深深地缠绕。正是后者，使得小说明显超出当今中国乡土生活的真实状况，那“超出一点”或“多了一点”的东西，正是小说叙述的主观性视点，它把文学性的修辞意义附加到对象事物身上。它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加以强化，推到极致，由此使生活处在一种张力状态中，使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及选择处在偏斜态势，由此产生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李富贵如此偏执地爱着古菜花，在她出走之后，他执拗地寻找她，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把承包的山林也扔下，整整一年，他四处寻找古菜花，逢人就问，但杳无音讯，弄得身无分文，直到昏倒在医院。小说显然是把人物的性格扭到极端，由此来展现出生活极限状态的那种情状。古菜花在小说中只是淡淡几笔，这个人作为全部故事的核心，其实一直处于缺席状态。她在李富贵路过她的茉莉花田地时，唱起了迷人的歌声，歌声和青春吸引了李富贵，李富贵一趟又一趟地往她家求婚，最后打动了她。但结婚一年后，她就与人私奔。她走时把那些首饰，那些存折都用红布包好，放在抽屉里。她的出走没有明确的理由，始终是一个谜。小说真正的女主人公奈月，这个女性也很难用农村新的女性形象来概括，她显然是因为深恋着李富贵而放弃了到外面大千世界寻求发展的机会，自愿留在偏僻的小山村当教师。她爱李富贵什么？小说中写到李富贵有志气，承包荒山，迅速致富，被区里县里表扬。但这都是后话。早在他们中学同学，一起走过三年的山路，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在李富贵，这就只是同学奈月。李富贵在中学是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的田径纪录保持者，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这些可能都是奈月爱他的理由。但奈月的爱显然有些更奇特的缘由，否则就难有如此偏执的爱。奈月最后苦等了多年却又离开李富贵，小说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奈月看到李富贵的裸体，她说“为什么你的肉也这么难看呢？”她最后拒绝了李富贵娶她的要求。奈月奇怪地对父亲以及村里人夏天赤裸上身，露出一身难看的肉反感。而李富贵总穿得严严实实，这显然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二人是村里的高中生，有着共同的“超离”乡村的某种情绪和心理，这使他们与乡村存在着分歧。他们本质上是乡村的另类。
显然，这种“超离”状态在小说叙事中是潜在地表现出来的，小说并没有写他们与乡村存在的对立，而是他们的行为、选择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与乡村的习俗及惯有的准则存在的冲突。奈月对李富贵的爱恋显然不是乡村传统意义上的婚嫁迎娶，而是个人的被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渗透的那种爱恋。奈月本人的身体显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乡村女人，她有着“肥大的臀部”，音像店的小老板认为这样的女人会生儿子。但奈月显然与传统所指认的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女性角色相去甚远。她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还在等待李富贵。当李富贵最后不得不接受找不到古菜花这个事实时，回心转意准备娶奈月时，他也看到奈月丰硕的臀部，他想起音像店的小老板说的话。李富贵终究没有超出乡村的传统，他的那种个人的爱恋随着古菜花的消失也消失了。奈月对于他来说，显然与古菜花不同，古与他是一种浪漫的爱情，他们从茉莉花的歌唱中一见钟情，随后他迎娶古以及与古菜花渡过的日子都充满了浪漫情调。
而古菜花显然是乡村少有的浪漫情调，她居然天天在家里唱卡拉OK，她的歌声有如歌星。她的私奔也异乎寻常，古菜花是乡村爱之精灵，是乡村过去惯有的荡妇形象的升华，她是一个被城市小资产阶级俘获的乡村小妖精，或者说是一个被误置到乡村的城市小姐，她的逃离乡村是必然的选择。但奈月后来也逃离了乡村，那是奇怪的在她发现了李富贵的一身肉也很难看之后。这个细节也许对于解读奈月的心理世界是重要的信息。奈月是一个精神与肉体既分裂又重合的女人。她本身长着典型的乡村形象，大地母亲的形象--肥大的臀部--中国作家一直存在一个“肥臀学派”，莫言干脆把书名叫做“丰乳肥臀”，这是来自乡村的中国作家的共同趣味，同是也顽强地表达了他们的恋母情结。但是作为女作家的北北也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但她却是在欣赏反讽的结构中来运用女人的经典性的欲望化形象。实际上，奈月是要超出自己肉身的女人，她对李富贵的爱是一种反物质实体的爱，她拒绝了音像店小老板的生儿育女的婚姻，她也不关注李富贵的有钱或外面的人们多么有钱，她关注的其实是她内心的关于人、男女、爱与身体的种种幻想一一种来自现代性的城市的超越欲望化的想象。她是真正的“超离”乡村的人，古菜花不过是传统荡妇的现代翻版，但奈月真正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重建个人伦理的“新新时代”的圣母，她具有超出自己肉身的那种精神超越性。
很显然，构成这部作品的文学性的因素，是对乡村生活的重新理解，是对乡村存在的新的个人伦理的有效拓展，这种拓展既给文学性提供了充分表达的空间，而那些文学性的表现形式也使这种拓展具有了可感觉与可接受的情感基础。那些异常活跃的描写性成分，那些修辞手法，以及下意识调动的各种语式语调，都起到文学性的强化作用，使得这部作品在美学上始终具有生气勃勃的伸越性力量。
（三）新型的审美伦理学
当然，作者可以直接回应当代的现实，可以把文学性因素降到更平实的状况，甚至采用白描式的传统写实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作品就与“文学性”无缘，就消除“纯文学”的影响。在这样的文本中，依然有--甚至更坚实的文学性在起作用。
2003年，铁凝的《逃跑》是一篇备受瞩目的小说，看上去，这部作品写得极其平实，没有多少文学性的修辞在起作用。这部作品讲述一个剧团的老传达，他以较低的花费把患病的脚锯掉，拿了剧团捐给他治脚病的钱跑回乡下的家里。这个故事无疑符合当今关心底层民众生活的主流精神，但它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无疑真实地反映出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这个以平实口吻讲述的故事令人触目惊心，辛苦一辈子看门的老传达，腿脚患病却没钱治疗，而他宁可选择锯掉下肢，用省下的钱回家乡开一个小卖部。这部作品当然可以在中国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加以理解，也可以在任何时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关心民生疾苦的这种纲领底下加以阐释。这确实是属于思想意识或伦理价值范畴的意义。但80年代的“纯文学”诉求试图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显然不是针对这种伦理价值关怀。那种“纯文学”的追寻只是在当时放大了形式的意义，而就在那种追寻的同时，就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以及主体性问题的展开。这种文学上的伦理价值关怀并不是外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强加，它从来就构成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部分。不再是从政治需要的层面去描写乡村与农民，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并不在“纯文学”之外。文学在这里要建立的文本，依然有一套叙事策略。这篇小说对人物性格刻画，对人物命运的精练概括，对那些生活场景的生动描写（例如，关于搬大白菜的场景等等），均可见出作者的笔法之精粹。小说看上去是在白描写实，而实际上，都暗藏着精巧的构思。例如，关于老宋具有相当的戏剧鉴赏能力，这表明老宋有文化，他逃跑，就不是“愚昧无知”所能概括的。这篇小说题目为“逃跑”，其讲述的故事的根本意义在于“逃跑”，但老宋却是为了锯掉一截腿而“逃跑”。这是对“逃跑”最为强烈反讽、也是最为辛酸的表达。谁会为了锯腿而逃跑呢？没有腿还怎么逃跑？这篇名之曰“逃跑”的小说，其关键性的事件（也就是小说叙事起到转折决定作用的情节）就是“锯腿”，它是对“逃跑”的断然否定。这是怎么样的逃跑？向哪里逃跑？铁凝写出了生存世界中最令人绝望的事相，小说没有任何评议，但作者的关切与询问溢于言表。这就是文学叙事的力量。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分析铁凝的小说叙事特点时，提到一个概念--叙事伦理，其含义在于表达对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存的关切，对他们给予真挚的理解与同情。就这点而言，也可以说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重新抬头。而文学的人道关怀，对人性揭示的深刻性，这一直是文学要抵达的艺术深度，失去了这种深度，还原现实的写实类作品就无法确立自身的文学性品质。“纯文学”的理念，并不申纯是形式主义的诉求，事实上，80年代最早产生逃离政治支配的“纯文学”，也不是纯粹的形式主义，其中无疑包含着作家个人对生活，对生存事相的更具自由度的把握。至于随后的先锋派的小说，其形式主义色彩浓重得多，但这些作品依然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读出历史、现实的意义指称。那些形式要素，与对历史的解构，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揭示，显然构成一种对应关系。作家的价值伦理，人道关怀或人性解析，这些无疑都是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存在，并且作为文学叙事的内在质素而起作用，缺失了这些东西，文学也难以作为文学而存在。除了极少数的极端性的实验作品，很难想象不在人性及人伦价值层面发生意指关系的文学叙事。
当代作家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提升，通过叙事伦理这个概念得以表达。新的叙事伦理不再只是表达知识分子式的同情，也不只是精英主义的意义给予人道的关切，我以为，在文学的层面上，更重要的在于，作家们开始给予“审美期望”。这些苦难兮兮的生活状态，这些艰辛的生存事相，并不只是作为控诉社会，作为批判的意识形态的佐证，而是在文学上真正写出底层人的生活的整体性状况。也就是说，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的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很显然，这是文学上更高的期待，如果没有恰当的文学性把握，没有真切而敏感的表现，那立即就落人虚假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