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文学性思维和语言文本可以被日常性行为简便地再生产（重复和模仿）--这可能是文学优于任何电子媒介的品质。图像化或数字化生存，都要借助人的身体之外的机械或电子设备，但文学性语言却可以随时随地从人的口中说出，它与书写具有相同的功能。尽管媒体研究的先驱者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宣称，电子媒介是人的身体延伸，但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和期待，是对电子媒介的一种理想化的内在品质的期许。无论如何，在与人性直接相关方面，电子媒介无法与语言本身相比。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人只是语言的动物，还有什么比文学性语言更能与人的生命本身紧密相联呢？
当然，日常现实的符号化，并不只是文学在起作用，实际上，其他的电子媒介，电视、电影、广告以及各种形式的表演，各种仪式，总之，现在的日常生活本身被各种“活动”和“节目”填满。这使日常生活只剩下有限的空间，日常生活也在努力模仿那些活动和节目，生活本身也具有了表演性质，充满了戏剧性。看看那些充斥于晚报和各种休闲杂志上的“情感实录”，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那些被称作“实录”的故事，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现实的或实在的），已经难以判断，也没有必要判断。它们与虚构的文学文本没有任何区别，人物、情节、故事、情感以及价值判断，它们具有文学虚构文本的全部要素。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已然发生，另一个是可能发生。然而，谁能说那些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是虚构的？作者就有这个权利吗？而且那些已然发生的故事经常显得更不可能发生，显得更离奇，更像是虚构的。生活现实与虚构的文本巳经很难加以区分，虚构不如现实本身更具有超现实的特征。
正如鲍得里亚所理解的那样：在现时代的符号生产阶段的显著特征可以称之为“仿真”。“仿真”时代是符号急剧扩张的时代，过去被理解为物质实在性的“现实”，现在已然为符号的加速传播所遮蔽，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实，被各种符号，也就是为各种话语、各种叙事、各种指称所代替。消费时代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又把一切商品都变成符号，一切商品只有变成文化（想象）才能被顺利消费。但事实上，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实的各种存在物、事件和事物，各项实践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都无不被一个超级的符号化体系所表现，离开了符号化体系，我们无法感知我们面对的事实。在事物和我们知觉以及理解力之间，横亘着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过去，我们把符号系统看成透明的，看成一种载体，得意而忘言，符号不过是认识现实实在世界的工具。然而，现在，符号的背后并没有确定的、绝对存在的实在现实，毋宁说符号背后还是符号。现实实在也已并且也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现实的仿真化的根据在于现实本身的传奇性，现实已经很难在传统的理性秩序范围内加以把握，现实变成了超现实。因此，对现实（或直接经验）的表现，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摹仿现实，也不是再现现实，甚至也不是能动地虚构现实。文学叙事变成了现实的仿真物；更重要的在于，现实本身变成了现实的仿真物，文学其实是现实的仿真的一部分--理解这一点可能很重要。现在，由于现实本身的符号化，没有一个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脱离了符号体系存在的纯客体的现实世界，现实本身是以符号的方式存在。这样，文学叙事与现实其实存在于同一个平面上，它们都是这个符号化世界的一部分。鲍得里亚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坚持认为，超级现实主义（hyperrealism）必须以颠倒的方式来理解：今天，现实自身就是超级现实主义的。超现实（surrealism）的秘密就在于大部分的日常现实能够成为超现实（surreal），但是仅只在那些特许的时刻，在这些时刻，艺术与想象力也相形见绌。鲍得里亚认为，现在，日常生活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等现实已经合并人仿真超级现实的向度，以至于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现实审美幻象中。“现实比虚构更陌生”的老生常谈与现阶段的审美幻象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变本加厉而巳。虚构已经被生活征服，再也没有任何虚构能够与生活本身相提并论。
当然，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开一点，看看宏大的国际政治、巨大的经济生产活动，以及奇迹般的现代高科技探索和生产--它们经过媒体的再叙述之后，国际政治无时不散发着史诗的效果一当代媒体完全是按照英雄史诗的格式来展开叙事，至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实质含义又当别论；而经济，一个又一个经济，它们完全像神话故事一样展开，也像神话一样消失；而与新经济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例如，IT产业、网络经济、高清晰度电视机、魔幻般的手机等等，它们无一不具有先锋派实验文本的特征。这些故事每天都在倾诉，我们每天都在倾听，这一切都以图像和语言的形式呈现于我们面前，它们共同建构着这个时代的超级文本。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事件、这些奇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它们的真实性也无关紧要，除了令我们惊奇、快乐和感动外，它们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就其使用价值和实际利益而言，我们作为个人所能获取的东西极其有限，但我们却乐此不疲地被这些事件吸引、诱惑、感动，我们像是在打开一本书，一本巨大的超级的无穷之书，如长篇小说般地阅读，我们到底能读出什么内容呢？除了阅读的快感，还是快感，这就是文学性的魅力和记忆在作祟。
也许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到，网络文学（或网络写作）的大规模盛行，虽然使传统的印刷体文学遭遇打击，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网络写作依然是写作，它的语言文字，它的书写规范，它的表意策略，都是与印刷体文学如出一辙，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一个精致，一个粗糙些。它们都是文学，就像它们都是人一样，一个漂亮，一个邋遢些，一个老成持重些，一个年轻妖冶些罢了。网络文学恰恰表明了文学幽灵的无孔不人，任何新兴的传播媒体，都逃不脱它的附体。文学书写在网络上几乎获得灵魂转世，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它长期被压制的自由表达的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那真是文学的狂欢节。读读网络上的文字，文学性的表达甚至已经完全影响了新闻文体，影响了那些经济、法律和各种各样的纪实报道、深度分析、热点聚焦。很显然，其他门类的文体一旦进人媒体传播，就不得不被同化，而那些标题的修辞性强调，则可能影响到其文本的构思和表达。当然，对于大量的网虫子来说--这一点显然更重要，文学语言更加自如地与日常生活相互渗透，文学再次虚拟了生活，生活再次获得了文学的形式。
也许我们应该更为乐观地看到，传统的人文学科虽然岌岌可危，但文学学科（这个传统人文学科最大的分支）却依旧傲然挺立。大学中文系的招生质量有所下降（例如，80年代初文科状元首选中文系，现在都跑到经济法律系），但数量并没有递减。中文系不断地被传播学院、媒体系之类的新学科瓜分，但傻子都看得出，后者不过是中文系换汤不换药的别名而已。那些课程依然是中文系的课程，充其量加了点新的佐料而已。至少在最近20年，文学学科的主要课程依然是这些新学科的基础课程。而那些在平面媒体或视觉媒体大展宏图的新一代文化精英，都逃不脱被中文系训练的命运。文学系没有被视觉图像的扩张所挤垮，相反，文学系正在给它们布阵和调兵遣将。这决定了IT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并没有逃出文学的魔掌，而文学系的精灵们正在视觉媒体的各个岗位上整装待发，它们是文学幽灵的永久守护神。
也许我们不是一群语词的亡灵，不是文学的末路人或守灵者，长歌何必当哭，我们应该欢呼一个“大文学”时代的来临。
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
关于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一直在当代中国的各门学科的门前徘徊，此一时，彼一时，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们莫衷一是却又并不死心，当代学术在寻求规范的焦虑之下，艰难地走着自己的路。规范的确立之所以困难，在于规范被打入了革新守旧、主导边缘、东方西方……的楔子。规范并不单纯是学术的体例、范式、秩序、纪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和意识形态。学术规范一直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话语，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时代意识形态印记。
实际上，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在“文革”后的当代思想氛围中，至少就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关于“新三论”的方法论讨论。文学理论界（随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来建立理论模型。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学术探讨研究都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长期如此，对于那些马列主义没有学到家的人来说，就显得力不从心，其学术视野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就想另辟蹊径，借助现代化时代潮流，几乎是病急乱投医般地向“新三论”乞灵，无意中引起强烈反响。那是一个急切寻求变革突破的时代，任何新奇怪异的东西都会引起轰动。“新三论”热闹一时，并未在当代学术中扎下根，单纯的方法论，而且没有一整套的知识渗透，当然不可能引起当代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变更。
第二次的学术规范讨论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这是80年代后期关于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倡议。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发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长篇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显然是对现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规范展开质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模型。随后不久，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专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纲领，对现当代文学领域产生强烈冲击。
这些观念和愿望无疑都是寻求新的学术规范，摆脱原有的受意识形态严格束缚的思想体系，把文学叙述转到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上来。在这些理论召唤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并未见出有多少惊人的成果，根本原因还在于，规范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观念和知识的更为深人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徒有其表，它看上去像是一代人深思熟虑大彻大悟的结果，其实则是迷惘彷徨中的应急举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历史氛围中，青年一代的学人反思80年代学风，认为某种历史情势的造成，是因为80年代西风太盛，浮躁激进的学风所致。反思的结果却是要将对思想的狂热转向冷静的学术史梳理，于是对近现代学术大师（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等）行膜拜之礼。有关的论述登载在由汪晖和陈平原主编的《学人》杂志第2、3期上。事实上，关于这一次的学术规范讨论汪晖并没有作更多地表述，但他后来的改弦更张却显得顺理成章。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初，形势似乎显得严峻。这一次虽然没有人站出来疾呼规范之类的问题，实际则是规范真正受到挑战之日。这种挑战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学人的造势；其二是文化研究开始盛行。
“新左派”学人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追随者甚众。不管汪晖本人是否承认他是“新左派”，但学界普遍认为领军人物非他莫属。汪晖无疑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最优秀的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汪晖在梳理现代文学那些深层次问题时，转向了现代学术史，由此进人了近代学术史。看上去像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种立场，实际上，汪晖的学术史研究压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热情。在那些繁杂得无边无际的概念清理中，汪晖实际卷人了近现代思想史的起源与转折的艰难辨析。汪晖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来越大。这二者是巧合，还是说本该如此？汪晖最后干脆涉猎到历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的思想显示出中国学者少有的宏大精深。摆脱了文学的汪晖就像行空的天马一样，这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学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妙动人的象喻。死守文学界的人们再痴呆也会意识到，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变得更有作为，唯一的方式就是像摆脱一个丑婆娘一样摆脱文学。尽管汪晖的选择是他个人学术轨迹的有序延伸，但历史却把他造就成榜样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态和方式。
“新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深刻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文学研究受到轻视，文学再度成为思想史佐证的材料。在更多情况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疆域被拓宽到政治批判领域，在这里，态度和立场经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没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的学人们，更没有理由对汪晖求全责备，就他而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问题在于，如此局势底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向何处去呢？什么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有活力的动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