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李洱、熊正良、鬼子、毕飞宇、东西、红柯、荆歌以及更年轻一些作家如艾伟、刘建东、吴玄、杨映川的作品引人注目，他们的作品显得人物性格有张力，情绪饱满，审美因素丰富活跃，探讨一下他们的作品，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的成就，又可以找到当代文学所缺失的东西。在这里，我想可以集中于最近的作品。
2002年第3期《收获》发表荆歌的长篇小说《爱你有多深》，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叫张学林的中学教师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更准确地说，是写一个被损害的倒霉蛋如何倔强而绝望地生存下去的故事。2002年的《当代》第4期发表浙江青年作家艾伟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小说讲述青年教师张小影与对越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婚恋的故事。这部看上去政治色彩明显的作品，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内涵。它既不是在简单直接的意义上复述经典故事，也不是有意颠倒权威话语给定的意义。这部小说却是大胆选取这一角度，来窥探一个人（或二个人）的命运演绎的全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第4期的《收获》，发表刘建东的长篇小说《全家福》，这部小说朴素的书名并没有掩盖它丰富的内涵。小说以一个家庭为缩影，反映了“文革”前后这段历史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道路。与其他涉及这个年代背景的小说有所不同，这部小说并没有花多大笔墨描写那个时期外部社会的政治运动及其压力，而是从表现家庭琐事人手，从这些细小的个人生活的变故来揭示人性的本质。
这里无法深入分析这几部作品，它们无疑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出色的作品。其出色之处在于它表现出较为丰富的审美品质。概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其特色：
其一，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这几部作品触及当代底层民众的生活，揭示出生活的困境和无法更改的境遇。这些作品表面上看与过去现实主义的精神一脉相承，但仔细分析下去，还是有很不相同的地方。根本区别还是在于这些个人的命运并不一定具有民族一国家的寓言意义，并不折射出集体的命运。这种关于个人命运的叙述使这批作家获得了思想深度，并且找到文学叙事的力量感，这使他们沿着这条路得以前行。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要在表现人物的命运方面有独到之处，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作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至后现代主义终究都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力度，才能起到震惊人的内心的效果。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物的命运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蕴涵，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虚构色彩，但在其历史假定性的前提下，人物的命运依然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其二，思想与情感的蕴涵。这些作品都显示出思想的分量，情绪饱满。这几部作品都写到普遍人的生活陷人绝境的过程，作者的书写带有和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对话的愿望。这些人物经历了当代生活的变故，他们被命运推着走，无力地抗拒着，没有存在的根基。对这种生存状况，作者的情感投射着悲悯的情怀。文学写作者总是要有独特且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投射到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性构成上去，与流宕的情感构成审美意蕴，这会使文学作品显得具有丰富的内在性，它们构成审美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开掘生活层面的力道。这几部作品在表现方式上，都有某种共同点，特别是荆歌的《爱你有多深》和艾伟的《爱人同志》。不管是张学林，还是刘亚军，他们的性格都被推到极端，由此把他们的命运推到极端，不断地无限地向前伸，直到命运这根弦被绷断为止。这种手法，在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和《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在熊正良的《谁为我们祝福》中都出现过。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表现，使生活在破碎和偏斜的边缘显示出独特的意味。顽强地开掘生活的偏执的一面，片面的极限，使其具有艺术张力。一部文学作品要具有审美表现力，开掘生活层面的力道是不可缺乏的因素，不断重复生活现象、故事情节雷同的作品不会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反之，如果能够开掘出别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层面，把生活的那些死角，那些被始终遮蔽的层次揭示出来，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也就油然而生了。
其四，语言的表现力。因为抓住了人物的命运，抓住了对人物性格心理的极端化处理，这几部作品的语言表现都显示出相当强的活力。在对文学语言的表现方面，年轻一代作家中，东西是最出色的，他可以把叙述始终保持在一种富有张力的状态，他的语言总是饱满，锋芒四射，集描写、叙述与反讽于同一情境中。显然，在一种描写情境中，语言具有的表现层次感越丰富，它所具的审美效果就越强烈。当然，也有平淡中出意味的。像毕飞宇和西飏近几年的作品，在淡雅凝练的语言中就显示出语言质感。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一句老生常谈，但说起来容易做好却困难。汉语言的表现力远远没有穷尽，在这样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更显出它的可贵，只有语言艺术，才在当代文化任意的变化和颠覆活动中，维系住了文化的那种命脉，从而使得任何变化都可以从容处之。但语言的表现力千头万绪，这也给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留下了余地。
当然，文学的审美品质不只这四个方面，文学作品要达到这四个方面并不困难。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在这几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但却并未能充分显示出在这个时期最具有活力的审美品质。而这种审美品质--在我看来，也就是文学叙述或表现所具有的“差异性自由”因素--正是当今文学所欠缺的最重要的品质。这几部作品也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审美品质，而显示出其活力；也因为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而不能全部激活以上四个方面（以及更多地方面），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
什么是“差异性自由”？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后现代的味道，也许是这样。或许人们还会联想到“差异性政治”这个时髦的术语，但我的设想与这个术语无关，相反，我对差异性政治持谨慎态度，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推到极端，使我感到那种诉求的虚假性。在这里，“差异性自由”就是指纯粹的审美表现力：在文学叙述或表现中显示出的偏斜因素，在略微的差别中使严整的结构和平板的句式出现敞开的效果；使整的人物性格和情节出现分离和更多地可能性；在单一的美学效果和情感状态中出现异质性的能量…就以上几部作品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完整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故事的设计。
由于对完整性高潮的期待，小说叙述只有不断扭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使其达到极致，从而使艺术表现具有冲击性的效果。然而，被时间的线性链锁控制住叙事节奏和发展的可能性，这就压制了小说叙事中可能出现的更有活力的因素。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思维，它不能超出必然性，不能有效利用偶然性和可能性来拓展表现的层次--尽管放在当今小说的水平框架中，它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如果它能领惜到差异性自由的神奇力量，就可以利用四两拨千斤。在完整性的稍许破裂的边界，在偏斜出正常逻辑之外的时刻，突然开启更生动的表现域。相比较而言，刘建东的《全家福》更具有偏斜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