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丙辰岁九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唐“开成元年”、“乾宁三年”、后周“显德三年”、宋“大中祥符九年”、“熙宁九年”、“绍兴六年”以上纪年九月皆非“乙卯朔”，则知“九月乙卯朔”，应为敦煌当地使用的历法，即敦煌历。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原历“开成元年”九月为“丁卯朔”，比S．P．32图的敦煌历“乙卯朔”迟12天；“乾宁三年”九月为“己卯朔”，比“乙卯朔”迟24天；“显德三年”九月为“庚寅朔”，比“乙卯朔”早25天；“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为“壬寅朔”，比“乙卯朔”早13天；“熙宁九年”九月为“甲寅朔”，比“乙卯朔”早1天；“绍兴六年”九月为“丙寅朔”，比“乙卯朔”迟12天。另据《唐语林》卷7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参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则知蜀历朔晦与中原历只差一日半日。据前所述，敦煌遗书中的30余件敦煌历与中原历每月的朔日干支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若为非闰年，不同的二历相差也仅一天或二天，未见有三天或更多的。若为闰年，二历相差为29至31天。据此可知，以上所举“丙辰”年而又“九月乙卯朔”符合条件的只有“宋熙宁九年（1076）”，故S．P．32图的绘制年代为1076年。
若为“丙辰岁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同理，“开成元年”九月“丁卯朔”比“辛卯朔”早24天；“乾宁三年”九月“己卯朔”比“辛卯朔”早12天；“显德三年”九月“庚寅朔”比“辛卯朔”早1天；“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壬寅朔”比“辛卯朔”迟11天；“熙宁九年”九月“甲寅朔”比“辛卯朔”迟23天；“绍兴六年”九月“丙寅朔”比“辛卯朔”早25天。故。同理，若为“丙辰岁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则此画的绘制年代为“显德三年”（956）。而据敦煌遗书S．0095《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历日登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上（原题）》载九月一日为“庚寅”，九月十五日为“甲辰”，此遗书明显地为敦煌历，故知显德三年“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不符合s．0095《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历》，则“丙辰岁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假设不成立。
若为“丙辰岁九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同理，“开成元年”九月“丁卯朔”比“癸卯朔”迟24天；“乾宁三年”九月“己卯朔”比“癸卯朔”早24天；“显德三年”九月“庚寅朔”比“癸卯朔”早13天；“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壬寅朔”比“癸卯朔”早1天；“熙宁九年”九月“甲寅朔”比“癸卯朔”迟11天；“绍兴六年”九月“丙寅朔”比“癸卯朔”迟23天。故，同理，若为“丙辰岁九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则此画的绘制年代为“大中祥符九年（1016）”。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1016年、1076年的敦煌历，故对此“丙辰岁（1016）九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丙辰岁（1076）九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还不能确定孰是孰非，故此画是绘制于1016年，还是1076年，还要待应用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是“丁巳”还是“己巳”。藏经洞有年代题记的古写本，学术界此前公认的最晚为宋“咸平五年”（俄藏Ф．032B），即1002年。故此画不论是绘于1016年，还是1076年，都是目前发现的最晚的有纪年的敦煌藏经洞藏品。此一发现，对研究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有重要的意义。
对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有两种，即“避难说”和“废弃说”。
“废弃说”首倡者为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斯坦因认为藏经洞出土的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并根据其所见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10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叶。“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方广铝，在其《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二文中，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废弃说”，并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文献”与“藏经洞文献”之界定》一文中，以“废弃说”为前提，指出“就现有材料而言，把藏经洞的封闭年代暂且定在曹宗寿统治时期（1002—1014）是适宜的”。施萍婷师对“废弃说”提出了质疑，在其《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一文中指出“藏经洞有年代题记的古写本，学术界目前公认的最晚为1002年，因而笔者认为，10世纪末孜孜以求的佛经，11世纪初叶绝对不会那么快就成为‘废纸’。”现在，又发现了藏经洞出土的1016年或1076年的绢画，则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叶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
多数学者主张“避难说”，但对避何难、何时封闭又有不同的说法。荣新江在其《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一文中认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提出“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西夏的到来。”白滨在其《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文中认为，从现有情况可知，敦煌遗书纪年最晚者是宋咸平五年（1002），这只能说明到“成平年或稍后的年代，藏经洞已被封闭”，并提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同样，荣氏、白氏的提法，也因藏经洞发现了1016年或1076年的绢画而站不住脚。另外，据张维辑《陇右金石录补》载，天禧三年（1019）三月，沙州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莲台寺、大乘寺、圣光寺等九寺廿五名僧人结社，在莫高窟对岸戈壁滩上造塔一所。目前学术界公认藏经洞所在的莫高窟第16、17窟是三界寺所属洞窟，如果是三界寺僧人在11世纪初叶为避难而封闭藏经洞，那么至迟于1019年避难归来的三界寺僧人会开启因避难而封闭的藏经洞，而不会继续让它封闭近千年之久。
据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敦煌遗书P．2159vl研究》，都认为藏经洞封闭是避西夏之乱，封闭于1035年。马世长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伯希和的西夏侵扰说提出了质疑，并同意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藏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的说法，但后到何时，未作论证。笔者也认为伯希和等的西夏侵扰说值得商榷。从S．P．32图的题记可知，在1016年或1076年，敦煌莫高窟的佛事活动如往常一样，亦有绘塑之举；另据以上提到的宋天禧三年（1019）三月沙州九寺的僧人结社造塔可知，至少在曹贤顺统治初期，莫高窟的佛事活动如同平常。另据《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西夏国王德明自宋景德四年（1007）因其母罔氏死而“请修贡五台山十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丁未”条载：“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宋答应了德明的请求，赐给夏国佛经一藏。这说明，西夏占领敦煌前，其佛教已经成为西夏王室的重要信仰了，其土有佛僧、寺院应不成问题。据《辽史》卷儿《圣宗纪二》载，上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佛事活动和僧人规模都是很大的。据文献记载，曹氏归义军后期与辽的关系极为密切。景德三年／辽统和二十四年（1006）丙午八月，敦煌王曹宗寿遣使入辽，进大食国马及美玉，辽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1014）甲寅四月，曹贤顺遣使入贡于辽，辽回赐衣币；天禧元年／开泰六年（1017）丁巳六月，辽遣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贤顺还，授于越；天禧三年／开泰八年（1019）己未正月，辽封曹贤顺敦煌郡王；天禧四年／开泰九年（1020）庚申七月，辽遣使郎君老出使沙州，赐敦煌王曹贤顺衣物。九月，曹贤顺遣使入贡于辽。曹氏归义军与辽互派使节，而两地都信仰佛教，则使团中当有僧人。文献中虽没有曹氏归义军与西夏政权关系的直接资料，但间接资料是有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载，景德三年十月，宋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又录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赍至西凉府，晓谕诸蕃，并转告甘、沙州首领。则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定知宋封西夏国王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事。而此之前，德明曾被辽封为大夏国王，以曹氏归义军与辽频繁的关系来看，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也定知此事，则曹氏归义军政权不会和辽的属国西夏发生关系，通辽使或可以通过西夏出使辽国。那么，通过通辽使，曹氏统治下的敦煌之僧俗界，定知西夏也信仰佛教。所以，即使敦煌民众闻知西夏要进攻敦煌，也不必把各寺的写经等物封闭于藏经洞中。在敦煌历史上。敦煌经常与周边各族进行战争，最有名之一就是唐安史乱后吐蕃进攻敦煌的战争。据文献记载，吐蕃是从东向西依次占领凉、甘、肃、瓜、沙州的，在战争威胁下，敦煌僧俗界并没有采取封闭写经等物品的举措，尽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而是大张旗鼓地开凿并制作敦煌莫高窟第148窟，因为敦煌民众知道吐蕃也是信仰佛教的。所以，“西夏侵扰说”是颇有问题的。
据段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钱伯泉《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都认为藏经洞封闭是避喀喇汗王朝之乱，封闭时间都倾向于是1093～1097年间，钱氏将封闭时间具体定在“宋元祐八年（1093）二月”，笔者同意钱氏的说法，此期封闭是合乎情理的。
Iconography of the Early Tang Silk Painting of Famous Images
Roderick Whitfiel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Early Tang silk painting of Famous Images or ruixiang，discovered by Aurel Stein among the material from Mogao cave 17（the Library Cave），and since divided between the National Museum，New Delhi，and the British Museum，features two representations of a crowned Buddha with the gesture of bhumisparsa—mudra，both mounted in the Delhi portion of the painting．This paper，part of a longer study of the whole painting，discusses the iconography and identification of botll images and relates them with some of the later Tang murals of ruixiang。still to be 8een in the Mogao caves，especially caves 231 and 237．
初唐绢画中瑞像的研究
韦陀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绘有瑞像的初唐绢画，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出土的遗物中被奥雷尔·斯坦因发现，并被分藏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院，以一尊有宝盖施触地印的佛为特色的代表作品，都陈列在新德里所分配到的绘画品中。本文作为整个绘画漫长研究的一部分，讨论了两种图像的绘制和鉴别的方法，且联系了现在仍能在莫高窟中见到的，特别是晚唐第231和237窟壁画中的瑞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