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康濯夫人王勉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康濯和萧也牧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在写作的构思和艺术细节以及日常生活上，以往都是互通有无、不分你我的。萧也牧赠给康濯的一本生活手记，康濯一直珍存在手边，直到康濯逝世后，她才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当年在写批判萧也牧的文章之前，康濯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作为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党员作家，他当然不能不听顶头上司丁玲的话，但因生怕下笔不慎而影响到萧也牧的政治前途，所以在写《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一文之前，他特意去找了团中央的一位负责人，询间在批判之后，会不会处分萧也牧？得到的回答是：只是帮他解决创作思想问题，不会作组织处理。哪知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的刘宾雁，后来在他自传的第三章中回忆：“我刚刚结婚的妻子朱洪是政治积极分子。‘三反’运动时我们到一个大礼堂开会，团中央数百名干部齐集一堂。台上站着那位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是作为贪污分子批斗的。朱洪和大家一起，使劲喊‘坦白交代’之类的口号。我问她：你手里有多少罪证材料？原来只有内部传达下来的一丁点儿疑点，要用众人的压力挤出一大堆来。”显然，那“内部传达下来的一丁点儿疑点”，是由他的小说正挨批判而“合理想像”出来的。正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三反”运动结束后，萧也牧虽没被定为“贪污分子”，但被降了两级。他的大儿子吴家石告诉我：“父亲挨批后由行政11级降为13级。当时行政13级就属于高干，用现在的话说，享受司局级干部待遇。因此，他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后，上下班仍然有小轿车接送。”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1953年由团中央的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而成，总编辑由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出任。草创时期，中青社出版的文学读物，多半是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等，以及英国伏尼契的《牛虻》之类，他们主观上很想出版点中国当代作家的新创作品，但因人手不够，稿源奇缺，局面难以打开。在此情况下，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向爱才的李庚提出了建议：萧也牧是知名作家，在文学圈里结交很广，把他调到社里来加强了文学编辑室的力量，给他换个环境，一定能在组织和编发创作书稿方面发挥作用。李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很快就把萧也牧调了过来，屈就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在此之前，萧也牧一直在团中央宣传部教材料当科长。当时教材科的同志大都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虽热情很高，但缺乏编写经验，他亲切地关心他们，耐心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较快地熟悉了编写教材的业务。在他的带领下，十来个人的教材料，三年间除了编写一些配合当时各项任务需要的《团员问答》《团章讲话》《政治常识读本》等小册子外，还编辑出版了《伟大的祖国小丛书》和《时事小丛书》。这两套通俗生动的青年读物，深受读者喜爱，并受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等领导的表扬。由编写教材转为当文学编辑，对萧也牧来说，只是转换一个门类而已，而文学本是他最喜爱的专业，因此，尽管职务降低了，但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听到萧也牧即将到任的消息，也都很高兴，心想调个作家来当江晓天的副手，文学编辑室定会出现一番新气象。当年的年轻编辑黄伊后来回忆说：“高兴的同时，也禁不住种种猜测：萧也牧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当时，正是《我们夫妇之间》被批评之后，看过这篇小说或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人，都对作品中描绘的李克印象不佳，而作品又是以‘我’为主角展开描写的，‘我’为何许人，好事者常常离开作品，把它和作者联系起来，认为就是作者自己；有的人甚至证明，作品中那个女人就是萧也牧照自己爱人写的。那个男主角呢？难道萧也牧真的是个轻浮、花哨、风流不羁的花花公子？一天，午饭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总布胡同的饭厅里，来了个高个子的人，和社长谈话。他弓着腰，坐在一张方凳上，长长的右腿架在左腿上，双肘支着饭桌，黑黑的脸膛，堆着谦虚、诚恳的笑容，细眯着眼，望着社长的面孔，一边认真听着，一边频频点头。有人说，他就是萧也牧。哦，萧也牧原来是个关东大汉！隔了一天，他来上班了。江晓天介绍后，他和编辑室的同志一握手，并自己报着姓名：‘吴小武’。”（《闪闪的群星》第47、48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团中央机关，人们只知他叫萧也牧，挨批之后，不再写作，“萧也牧”的笔名就不能用了。从此他就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由于他待人热情，和霭可亲，没有一点架子，在中青社，无论老少，见面都亲昵地叫他“小武”。
1954年初夏，从南京调到中青社的年轻编辑王立道，在没见到萧也牧之前，就是个萧也牧作品迷。他在《严师益友》（《雪莲》1980年第3期）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我们夫妇之间》这部作品里，我嗅到了老解放区泥土的清香，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几位书中主人公那样的人物；他们的诚实、忠厚、朴素，成为我进入城市后的楷模。从此我便千方百计地寻找萧也牧的作品读，就像一个固执的孩子，在夜里追寻蟋蟀的歌声，不达目的，总难罢手。他的《锻炼》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以后，我是看了上期盼下期，一期也没漏过。他那明晰的思想、深厚的感情、朴素的文风，像是蒙蒙春雨，渗透了我洁净的心田。从此，他便成为我精神的导师、神交的密友。”但是，他竟然不知与他在文学编辑室朝夕相处的副主任吴小武就是他仰慕已久的作家萧也牧。《严师益友》记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到东安市场去寻找过去的《生活周刊》。我正埋头在旧书摊里，忽然听见小武同志的声音：“小王，你怎么不到公园玩去？”我笑笑，还未及回答，他又说：“在书店看看，也有意思。”我点点头，然后，我们就一家挨一家地巡阅，那时这个市场里有很多小书店。我们翻检着，评论着。突然，小武问我：“你喜欢看谁的作品？”我说鲁迅。他又问：“当代的呢？”我立刻回答说“丁玲和萧也牧”。他沉思片刻，认真地对我说：“丁玲的书要多看，还可以看看赵树理和马烽他们的小说……”他劝我不要读萧也牧的书，说“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读了没好处。”我辩驳道：“这样评价萧也牧太不公道。”小武微微笑笑，也不回答。却把话题引到“五四”时期的文学。于是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于不知不觉中离开了东安市场，沿着王府井大街向长安街走去……当我们走出王府井大街，小武含笑地说：“你没有事吧？我领你到萧也牧家去！”我当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紧跟他向东单走去，一直到走进一宅四合院，看他悠然地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我才恍然大悟。
就因不知吴小武即萧也牧，流沙河与他之间，也曾发生过一场不小的误会。那是1955年秋，萧也牧随总编辑李庚到四川省文联组稿，召见24岁的流沙河。李庚沉静少言，萧也牧热情多话，叫他把已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收编成集，给中青社出版。有机会出第一本书了，流沙河心中的快活自不用说。第二年夏天，流沙河进京，到中国作协文讲所求学，一日忽见萧也牧来课堂旁听，便急忙怀着感恩戴德之情大叫了一声“萧也牧同志”。未料对方热情与他握手之时，却满面笑容地声明：“我是吴小武。”他暗自惊慌，心想糟了，认错人了。赧颜之后，不好解释，也就假装相识，含糊咿唔两声，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此后多日，每当又遇见吴小武时，他都设法回避，假装没看见。可是吴小武总是快步过来，热情招呼他，使他尴尬不已。次数多了，吴小武察觉了他的有意回避，也就不再招呼他了。萧也牧向他组稿的短篇小说集《窗》不到一年就由张羽任责编出版了，但直到几十年后从报刊上读到纪念萧也牧的文章，他才明白萧也牧是吴小武的笔名，追悔不及地喟叹：“罪过罪过，原来并非认错了人，难怪他目光里的疑问。他会认为我是一个忘恩的小人吗？奈何他已去世，我没法向他当面解释了……”
早在1980年，王蒙就写过一篇怀念萧也牧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我碰到的第一个编辑就是他。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岁，把自己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初稿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的负责人接见了我，那就是他。”萧也牧接见王蒙时，自我介绍叫吴小武。王蒙对面前这个“有一种既操劳过度、又精神十足的神气的”编辑是有敬畏之感的，但当知道吴小武就是大名鼎鼎的萧也牧时，却对他产生了一种怜悯感。
在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王蒙又写到，是他父亲的同乡、同学，来自解放区的北影厂编剧潘之汀，“把稿子（《青春万岁》）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子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来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王蒙第一次见萧也牧是1955年冬。萧也牧约上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一起和他谈对《青春万岁》的意见。谈话地点是东城区赵堂子胡同8号萧殷家。王蒙回忆说：萧殷“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而“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熏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在《青春万岁》得到基本肯定之后，王蒙兴奋异常：“？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外的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1956年月，正是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人民文学》发表之时，《青春万岁》修改稿在中青社获得三审通过，订了出版合同，得到了预付金500元。就在修改《青春万岁》的一年多时间里，王蒙又见过萧也牧几次。给王蒙留下的印象是：“他是用一种深知创作甘苦的、带几分悲凉的口气来谈创作的，他不但懂得创作技巧，他更理解创作的心理、作者的心理。”
“他确实是一个既懂得创作技巧又能理解作者创作心理的好编辑。”老作家毕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是怀着一种崇敬心情说起萧也牧的，“我和萧也牧接触，是195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当编辑以后。他比编辑室的一伙年轻人大十多岁，是我们的前辈。他才华横溢，是一个既有眼力又有一副热心肠的文学编辑。和他在一起工作，好像有一种感染人的特殊力量，使我们也跟他一样，对工作充满信心和兴趣。他从来不摆出好为人师的架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从他的言谈中获得教益。记得每当工间休息时，文学编辑室那间摆着十几张办公桌的大房间里，只要萧也牧在场，总是谈笑风生，常常连隔壁两间屋里的人也被吸引过来，而主讲人往往是萧也牧。他知识丰富，讲起话来海阔天空，妙趣横生。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他谈得最多的，要数契可夫。契可夫的作品他读过不下十遍。他说他常常是读第一遍时研究作品的人物，下一遍时研究它的结构，再一遍研究它的细节描写……总之，他是从各个方面去学习前辈大师们的创作经验。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契可夫作品是把起伏的群山比作一条凝固了的波浪，多么生动啊！’可见他连契可夫笔下的景扬描写也没放过，对我的启发很大，至今不忘。”
萧也牧对年轻编辑的培养不只是言传，更让毕方难忘的是他的身教。她讲到有年夏天为迎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召开，随萧也牧去外地调查上一年创作状况并组稿。在武汉停留时，他俩一起去看望作家徐辛雷。当时，他俩只打听到徐辛雷在长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并不知道他的住处。长江大桥工地范围很大，那天又刚刚下了一场大雨，他俩泥一脚、水一脚地找遍了整个工地，天快黑时才好不容易找到徐辛雷的住处，徐辛雷开门迎接两位不速之客，不免大吃一惊：只见他俩一人手里拎着一双变成泥团的鞋子，光着脚，不但裤管上沾满了稀泥，连上衣都溅了不少泥点。萧也牧把鞋子放下，握着徐辛雷的手笑呵呵地说：“我们是来向你约稿的，建这么雄伟气魄的长江大桥，你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书来！”徐辛雷被萧也牧的热诚深深感动了，不安地搓着两手，颇有些受宠若惊。见此情景，她就感到，徐辛雷的这部稿子肯定跑不了啦！
对于萧也牧逆境下的敬业精神，江晓天也很为称道，请看他在《“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一文中的记叙--
其实，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他并没有被批臭。1954年，编辑室让他到吉林去，采访一位还乡知识青年先进人物。团省委宣传部、报社，得悉吴小武就是萧也牧，很欢迎，并派了两位青年同志专门陪他到延边，“拜他为师”，学习写作。1955年6月，我俩一道去广州出差，住在作协分会机关里。晚上，韩北屏同志来看望我们，一进房门就问我：“听说萧也牧到你那儿当编辑了，是吗？”我笑了笑，指指小武说：“此人便是。”老韩接着便热情地和我们闲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杜埃同志来，一人送了本他的文学论文集子，赠给小武的那本上题名写的是萧也牧。这几件事不大，却使小武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这几件事，也使我深深感到，对一个处于不顺境的同志，切莫浅薄、短见相待。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学术界、文坛一度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小武受到感染和鼓舞，他有生活储备，也想写，可是，因为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主要由他主持编辑室的全面工作，只好抑住自己创作冲动，一心扑在工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