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江晓天能与“背时晦气”的萧也牧真诚相待，紧密配合，才营造出了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带出了一支高水平、高效率、高境界的编辑团队。由他们编辑出版的《在烈火中永生》《红日》《红旗谱》《红岩》《烈火金钢》《草原烽火》《创业史》《李自成》《风雷》《王若飞在狱中》及《红旗飘飘》丛刊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可是，在“三红一创”成为中青社的成功品牌之后，又有多少人知道萧也牧在逆境下默默地为打造这个光辉品牌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呢？
做《红旗谱》责编是一种“高级的创作”
如今，人们习惯把“文革”前诞生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称之为红色精典。而在红色精典中，开风气之先的是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和《红旗谱》。《红旗谱》虽比《红日》晚出版几个月，但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1959年，冯牧、黄昭彦在为回顾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而写的《新时代生活的画卷》中，曾把《红旗谱》放到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评价，认为《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是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中已经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新英雄的光辉形象”里最突出的一个。他俩强调说：“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朱老忠这一典型，正因为他是我们十年来文学创作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从现实主义文学观点来看，这一评价不仅适合于新中国文学十年，而且也适合于迄今为止的全部当代中国文学史。半个世纪来，《红旗谱》一版再版，发行数超过了两百万册，同时，还陆续改编成话剧、京剧和多个地方戏剧种，以及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使朱老忠、江涛、贾湘农、春兰等英雄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部红色经典的“催生婆”（即责任编辑），正是萧也牧。
那是1954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的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萧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萧也牧是晋察冀群众剧社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萧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了回来。
在此之前，广大读者均不知梁斌为何许人也。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青少年时期接触新文学作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并参加了二师的学潮斗争。二师学潮遭到镇压，12名党员、1名团员惨遭杀害，40名学生被捕，史称“七·六”惨案。1932年8月，在梁斌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高蠡暴动。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保属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武装斗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创建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从那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师‘七·六’惨案和“高蠡暴动”失败就成了刺在梁斌心上的三棵荆棘，他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去同敌人战斗！
1933年，梁斌流浪到北平，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挣一点稿费维持生活。而后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并坚持文学创作，于1935年写出了第一次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7年春天，他回到蠡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蠡县救国会委员、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1941年冬天，梁斌和一起工作的战友，接待了一位来上访的老汉。老汉六十多岁，个不高，说话声音却很大，看上去非常干练。老汉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宋鹤梅和三儿子宋汝梅都是梁斌高小时代的同学。宋汝梅在区自卫队当队长，不久前遭内奸暗害。关于暗害的情节，老汉和县里有不同的意见，便赶来向区党委告状，要给他惟一的小儿子报仇。因为他的大儿子也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他的二儿子参加高蠡暴动后被捕惨遭杀害。老汉的遭遇太悲惨，可他的态度却表现得非常刚强，没有一丝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位老汉的形象立刻涌入梁斌的脑海，使他久久难忘。第二年，他根据老汉的遭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写成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开始出现朱老忠这个刚健的形象，并勾画出了高蠡暴动的轮廓。后来他又把它扩展为中篇小说《父亲》，也就是《红旗谱》的雏型。
1945年和1946年，梁斌先后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副书记。1948年随军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无论辗转到哪里，以高蠡暴动为核心的冀中农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惊心动魂的画面，始终强烈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望。然而，此时的梁斌是政务缠身。是当官还是写作？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武汉日报》社社长。但他上任不到一年便开始“不安心工作”，因为那一组中短篇小说原稿在抗战期间丢失了，所以就决心把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的革命斗争故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刻请假北上，躲在北京碧云寺里正式开笔写作《红旗谱》。两个月时间，他拿出了提纲。回到武汉，他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辞官请求。就在这时，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田间来了一封信。他与梁斌是老朋友，听说梁斌想来北京，就希望他能到文讲所工作。梁斌见信如获至宝，立刻回复：“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梁斌调任文讲所党支部书记后，因不用管教学业务，工作相对清闲些，所以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红旗谱》的初稿。当年文讲所的学员王慧敏，在2000年写的《忆母校》中曾这样描述梁斌：“他无论开会、参观、听报告或到食堂吃饭，一年四季腋下总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深紫色皮包，甚至在会上发言时，还用一只手按着皮包，像是生怕遗失了。有时候还见他从皮包里抽出几页纸，记上点什么，又很快装进皮包里。同学们对这个神秘的皮包有各种猜测。直到1957年底梁斌同志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问世后，我才恍然大悟，揭开了他这个从不离身的旧皮包的秘密。”
确实，在作家云集的文讲所，起初谁也没想到对这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写着一部煌煌巨著，即便是看了《红旗谱》部分初稿的人，也没一个予以褒奖的，更没有哪家出版社上门来争抡这个旧皮包里的“红宝石”。黄伊在《编辑要有伯乐的眼力》一文中回忆：“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编辑的故事》第49页，金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黄伊还在《〈红旗谱〉失而复得》一文中说：“萧也牧对梁斌这部处女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写出了如火如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那股气势，小说中塑造的朱老忠、严志和、贾湘农、江涛和春兰等人物的形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张羽也审了稿，和也牧有同感。”（《编辑的故事》第94页）但是，毕竟梁斌在战争年代长期做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不是专业作家，驾驭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稿离出版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萧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梁斌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萧也牧和张羽的鼓励，使梁斌信心倍增。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回故乡河北去。为此，他求助于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陈鹏。未料陈鹏说：“你还是到天津去吧，可安排你当副市长。”梁斌回答：“我不想做官，也没有意思当副市长。”经过几番周折，1955年3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萧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长达1500字的信，对书稿作了概略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此外，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以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11月12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二十七万字。第二部《七月》约二十四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为了节省梁斌的时间，1956年春末，萧也牧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抓得很紧。梁斌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
应该说，由萧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梁斌的幸运，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萧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作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安徽文学》1980年第3期）也曾亲眼目睹萧也牧修改加工《红旗谱》的黄伊，记忆更为深刻：“也牧有一个坏习惯，一些关键的词句他一时实在想不出来时，他就急得咬手指甲。两三个月下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头都咬出血来了。”（《编辑的故事》第95页）
康濯在谈到萧也牧小说的艺术风格时曾说：“他的长处，乃是比较善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抓取若干带有本质和典型意义的事件和细节。而此类细节又往往极其平凡而清鲜而不被人注意，或似无意义但新奇而引人入胜，并往往含有泥深土厚的地方风习和抒情色彩；再通过亲切生动的、有时还带点幽默的语言描绘，把朴素的画幅点染得浓淡交织而多姿。这或许也就是萧也牧艺术的力量所在。”（《斗争生活的篇章》，《萧也牧作品选》第11-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萧也牧对《红旗谱》编辑加工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往往是在一些情节和细节描写上反复推敲、狠下功夫。他后来曾在一篇文艺随笔中举例说，《红旗谱》最初的原稿，“在卷首朱老巩护钟的前夜，朱老巩在磨链石上磨的那把刀，原先写的不是大铡刀，而是一把剃刀。”他看了觉得朱老巩拿着把小刀不得劲，就问梁斌为什么这么写？梁斌回答所以写朱老巩磨剃刀，倒是根据一件真事写的。经他一点拨，梁斌才“恍然有所悟，拍案叫道：‘他使的该是把大铡刀！’”他接着说：“看来仅仅是一刀之改，可是密切关系到人物的性格，关系到护钟那一场整个气势，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这把大铡刀后来又传到朱老忠手里。于是，我们在《播火记》中，看到这位英雄，手舞大铡刀，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神采飞扬的场景。如果他手里拿着的还是那把小刀儿，那就像一员大将骑着小毛驴儿，不仅瞧着不顺眼，还会令人感到诧异。”（《从李逵的两把班斧说起－－漫谈作品的情节、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奔流》1962年第期）在《红旗谱》中，有许多这样读了令人叫绝的极有个性特征的情节或细节，显现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精巧，而这其中，也无不渗透着萧也牧在编辑加工时所付出的高度的智慧与辛劳。因此，或可以说，《红旗谱》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萧也牧小说一贯的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
老作家毕方在《回忆萧也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萧也牧当年为《红旗谱》巨大的艺术魅力而陶醉时的兴奋劲儿－－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可在萧也牧身上却丝毫没有这种丑恶的习气。他曾对我说：“看到别人的作品中，有自己想达到而又没有达到的东西，心里特别高兴。”他在处理《红旗谱》一书的过程中，常常忍俊不禁地搁下笔来赞叹一番。我至今还记得他关于《红旗谱》的结构的那番话，他说：“这本书在结构上真可谓大开大合，小说一开头就围绕砸钟的情节把全书的矛盾拎起来了，有声有势，惊心动魂，而又收在一个革命风暴到来之前，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悬念，余味无穷。”说这番话时，他兴奋得从坐椅上站了起来。我想，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了得意之笔，兴奋的心情也不过如此吧！（《河南青年》1984年第1期）
书稿编就发排后，萧也牧曾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付印前改得更好一些。结果，他很望失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啊！算了吧，干脆咱们直接出书。”于是，他就要求出版部门想方设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胄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萧也牧的手笔。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萧也牧这样一位殚精竭虑、认真细致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伟大，在文学出版史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崇高！正如江晓天在《“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一文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萧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