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曾说过：“编辑是作家的朋友，同时是作家的学生也是老师。他要真正能够对作家有所帮助。他应该是个高明的艺术品的鉴赏家。他应该是伯乐。他为人民发现一个作家，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发现一个矿藏。他应该书一个严格的文学评论家。‘编辑是高级的创作’。他要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必须努力学习，使得自己的生活知识和对生活的理解，自己的文学知识和对文学的理解，不致低于作家的水平。他要善于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来鉴赏作品。他要善于根据创作劳动的特点来进行编辑工作……”（《编辑·作者·作品》，《文艺报》1956年第22号）《红旗谱》的成功实践，足以证明，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从事“高级的创作”的编辑楷模。
《红旗谱》在1957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应该是作者和编者都感到分外高兴的事，相互间的情谊也无疑会因合作的成功而变得更加亲密与深厚。然而，事与愿违，当萧也牧随后登门取《红旗谱》的第二部《北方的风暴》（后改名《播火记》）的原稿时，梁斌却没有答应。回社后，萧也牧又给梁斌打电话。黄伊在《﹤红旗谱﹥失而复得》一文中写道：“萧也牧本名吴小武，他打电话给梁斌时自报家门：‘我是吴小武……’作家听说是他，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河北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你呀……’瓜搭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作家一怒之下，不但收回《红旗谱》的版权，而且将该书的续集《播火记》，也统统转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了。在此前后，经中宣部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用选拔本的名义，也出版了《红旗谱》。”（《编辑的故事》第96页，出版社年出版）
那么，究竟是为何事，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稿费！梁斌在《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提到1956年春那次萧也牧去保定签出版合同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拍拍我的肩，说：“梁斌同志，了不起呀！我们的大作家！立刻从皮包里掏出合同，叫我签字，我根据他的意见签了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是他自己填的。送走了客人，走回我的小屋坐下来，平了平气，这时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
（《梁斌全集》第5卷494-4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千字18元的稿费标准低吗？不低。他签字后是“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的。据黄伊回忆说，“在五十年代，付给作者稿费有两个规定：一，根据稿件质量，千字付多少稿费，十二元、十元、八元、六元不等。二，印数定额，五千、一万、两万、五万、十万不等。印够这个定额，就付一次稿费。定额一般由出版社掌握，最好保证作家能拿两次稿费。”据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的记载，“《红旗谱》出书，给了四万元稿费，交帼英（即梁斌夫人--笔者注）保存。七个子女，自此生活有了保证。”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旗谱》累计印了218万册，如果以3万册一个定额计，梁斌至少可得70万元稿费。在五六十年代，物价水平很低，一般国家干部的月薪不足百元，《红旗谱》首印就得4万元稿费，这在当年，就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怎能说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再说了，萧也牧为《红旗谱》付出了那么多才智和辛劳，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和奖赏啊！
《红旗谱》的版权丢了，作为编室主任的江晓天当然于心不甘。他想让张羽去挽回颓局，未想到张羽打电话给梁斌，梁斌的家人一听是他打来的，就问坐在一旁的梁斌接不接。电话里传来一句气话：“不接！”梁斌不接张羽的电话，江晓天决定再换马，派黄伊专程赴天津去到他家里修补篱琶。梁斌见黄伊登门来看望他，就知道中青社是要收回《红旗谱》的版权，便说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但重印了《红旗谱》，连《播火记》也排出来了，他们肯还给你们吗？黄伊说，只要你同意将《红旗谱》和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交还中青社，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黄伊离开梁斌家就直奔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家拜访。林呐很大度，当即同意将《红旗谱》的版权还给中青社，同时，他好人做到底，将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一并转让。黄伊也当即表示，百花社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全由中青社来埋单。于是黄伊就成了《红旗谱》再版和《播火记》及第三部《烽烟图》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对我说，黄伊是一个热心为作家服务的好编辑，腿脚勤快，组稿能力特别强，但是，文学功底和对稿件的修改加工能力比萧也牧要逊色得多。我明白了：《播火记》、《烽烟图》出版后之所以远不如《红旗谱》的反响大，就是因为作为责编的黄伊不能像萧也牧那样，通过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的精心加工润色，使作品的艺术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据黄伊生前讲，粉碎“四人帮”后，当梁斌听他讲述了萧也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后，曾不胜唏嘘，含着泪说：“没想到萧也牧比我还惨！我不该那样误解他呀！”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公开为萧也牧平反昭雪后，包括王蒙、秦兆阳、康濯、流沙河、浩然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和编辑朋友都为萧也牧写了极其感人的怀念文章，可是，我们在《梁斌文集》里，却找不到一篇怀念萧也牧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痛失《青春之歌》
2007年底，我在采访江晓天时，说到文革前中青社在编辑出版优秀长篇小说的业绩比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略胜一筹时，他不无遗憾地说：“其实，《青春之歌》原本也是小武抓来的稿子，后来才落到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手里。那时候，我们文学编辑室的组稿工作是大撒网。同《红旗谱》一样，《青春之歌》是我们网到的一条大鱼。杨沫的原稿叫《《烧不尽的野火》》，是小武建议她改成《青春之歌》的。”
当时，杨沫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都是她的同事。说起来很有意味，曾在《文艺报》主持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丁玲、陈企霞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柳溪因与陈企霞有过云松巢一夜风流的生活错误，也被隔离审查了半年多。柳溪在《我的人生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记述了她解除审查后，结识萧也牧的最初印象：“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举行了一次和作者的联谊会，主办人是萧也牧和张羽。对于萧也牧我早已闻名，他因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而挨批评，说他以‘小资’的情感损坏了工农的形象，闹得全国文艺界沸沸扬扬。但我心里却偷偷喜欢上这篇小说，在心里也无限同情小说作者并为他抱不平。这次由他出面带着作者们到香山去郊游，我很乐意去。一路上我和他交谈着，话很投机。我得知他是南方人，原名吴小武，萧也牧是他的笔名。他很健谈，当编辑已有些年头。是一位业务很强、笔底下也很过硬的有名编辑兼作家。这次我们游了卧佛寺、香山、碧云寺，看见了断垣残壁的中山别墅，玩得很尽兴，心情也舒畅起来。”萧也牧就是在与柳溪“很投机”的交谈中，得知杨沫刚写完一部叫《烧不尽的野火》的长篇小说的。至今中青社的书稿档案里还保存着当年萧也牧、张羽和杨沫间有关此稿的来往信件及审读意见。
1955年3月，杨沫接受剧本创作室的创作任务，编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到外地去捜集创作素材，20日她从天津写信给萧也牧，询问出版社是否拿到了《烧不尽的野火》草稿的上半部。接到杨沫的来信后，萧也牧即派张羽从柳溪处拿到了书稿，因稿件过于凌乱，编辑室只得请人重抄了一遍。3月31日，萧也牧给杨沫回信说：“现在没着手看，因为编辑部人手极端缺少，拟待四月初《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手稿寄来后，我们当即安排时间阅读。你回北京后，请即来电话，我当去访你。”4月底，杨沫写完了全书，共35万字，出版社帮助她重新誊写一遍，5月5日杨沫把出版社抄写过的稿件又校对一遍后，再次把稿子寄回中青社，并给编辑张羽写有一信：
《烧不尽的野火》已校好，送上，共九章，请查收。
阳翰笙同志答应在五月十五号以后可代审阅，请在十号以后送给他。最好在送他时，除了我写的信以外，也请你们自己把要求他怎样负责的话当面和他讲一讲。我还有这样一个建议，不知妥当否？在送给他看之前，最好你们编辑部先看一看，这样在他提意见时，你们就比较先有了“底”。因为我听吴小武同志谈，你们编辑部先不看，先送给外边人看。阳翰笙同志看后，或你们看后，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意见，能否出版，请早日赐知。
杨沫的信到达编辑部时，距离她所说的应该送给阳翰笙的时间（5月10日）也差不多了，所以编辑部已经来不及按她说的“先看一遍”，就直接给了阳翰笙。稿子在阳翰笙那里放了几个月后，编辑部给阳翰老打电话，才知道阳翰老太忙，无暇看稿，就决定把稿子拿回来自己看，等出版社初审之后，再拿给阳翰老复审。11月15日，焦急等待中的杨沫给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写了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