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不行，红五星换绿帽子不能改。
云龙说：行，我不要你绿帽子了，我看上了你家一个东西，你能给吗？
我说行，只要不是帽子看上我们家啥都行。
阿妈去草地里放牧去了，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成了当家人。
云龙说：我换你们家黑狗。
我说：那不换，双喜在我们家里是人。
我很坚决地拒绝，啥话也不换了。云龙就拿着红五星和同学们走了。我由于保住了绿帽子，也保住了黑狗双喜，没有得到红五星，也不感到太遗憾了，甚至有点庆幸，也感到了绿帽子和黑狗双喜对我的重要。
红五星没换成。看云龙的真五星后面，我知道了五星是用铝作的。有一天，趁阿妈不在家，我毁了家里的一个铝盆，剪了三个五角星。其中有一个五角的大小不一样，另一个五角不对称，只有一个标准。剪完五角星，那把锋利的羊毛剪子也卷了刃。我又去齐木匠家里，找到了他画棺材头用的红油漆，涂在了五角星上。我虽然有了一枚金属的红五星，可是有一件烦恼事却让我高兴不起来，我无法把红五星固定在我的绿帽子上。云龙那枚真的五星后面有一个固定的别针。我也用铁丝做了别针，可就是固定不上去。
放寒假的时候，班级演出，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用蜡油来固定。结果，蜡油一凉，碰一下就掉，很脆。还没有贴纸五星上去结实。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以让云龙当劳动委员作为条件，在正式上台演出的时候，他把真的红五星借给了我。真的红五星终于和绿帽子戴在了一起，虽然演出完，云龙马上要回了红五星，我还是神气了一回。
今天把张福洲这枚红五星拿在手里，我又有了小学二年级时的那种贪婪心理。我决定把这枚红五星扣留。
看完信，我又泄气了。我知道这枚红五星我扣留不成了。张福洲在信的最后说：阿茹同志，寄上红五星一枚（我今天早晨从自己的军帽上亲自摘下来的），留作纪念，也象征着一名人民解放军和你纯洁的友谊开始。盼望能够早日得到你的回信！
说实话，读张福洲整封信，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受刺激的字眼，他就讲了一些我们去演出的感想，还有他们部队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什么军马场有个特大的喜讯，从苏联进口的种马和蒙古马交配，终于生出来了新品种的军马。基本上都是一些废话。我没有看到情爱那些字眼，也就放心了。甚至有点扫兴。可是看到最后，他说到了送给她红五星，我就失望了。这红五星我是扣留不住了。
后面这几个字，涂改是不行的，能看出来。我想用刀子裁掉后面的纸，也不行，阿茹不是傻子，肯定能看出来。再说，张福洲用半张纸写信，那是断绝关系的意思，也不合理。
不能扣留红五星了，我就决定扣留那半张《解放军报》。说实话，我内心里是崇拜英雄的，这个英雄写给阿茹的信，并没有什么对我构成太大威胁的字眼。我想留下那篇文章，好好读一读，可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张福洲用这张报纸包红五星，肯定有用意，他在信里没写，那是他谦虚，但他一定希望阿茹看到。这就是解放军的境界高，我不能扣留报纸，不能扼杀解放军的美德。我觉得阿茹也应该读读这篇文章，了解一下张福洲他们的英雄事迹。
没有办法，我还是用那张《解放军报》，把红五星包好放在了信封里面。我用一颗饭粒就封上了信封口。我们的伙食没有部队好，我也没有大米粒，就只好从铁山的伙房里，拿了一颗玉米馇子来封口，玉米馇子粒大，黏度好，一颗就粘牢了。
晚上吃完饭，我若无其事地把信又拿到了传达室，我说：没看见阿茹，还放在这里，让她自己拿吧。
老师傅说：我看见阿茹和花达玛刚出大门，你放下吧，一会儿她们回来我给她。
回到屋里，我感到很轻松，看到了信，放下了心。我什么东西都没留下，也没有损坏，又都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我觉得自己很高尚。可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让阿茹看那篇《解放军报》的文章，不是让阿茹崇拜张福洲吗？如果那样，我还会有啥戏呀？我后悔了，爬起来就往门卫跑，老师傅已经锁门回家了。
我也不睡了，喊上铁山就往他们家跑。到了他们家，我见老师傅捏着酒杯在美美地喝酒呢，就若无其事说：回来就喝上了。
老师傅说，天冷，肚子就馋酒了，要不是一直等着阿茹回来给她信，我早就回来了。
我不想往下问了，心想完了，阿茹现在正在阅读报上解放军张福洲的英雄事迹呢。
铁山莫名其妙地跟我回家，又莫名其妙地跟我回到歌舞团。他不知道我抽什么疯，却也不问。
幸亏铁山成为了我的好兄弟。我在苦闷、烦恼、孤独的时候，有个人陪伴。其实，我心里有些不愉快的事并不跟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有他在身边，我的心里总是要宽慰一些。
食堂吃完饭，铁山收拾完卫生，不回家，就总是先到我这里来坐。我们有时无所事事，有时却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幻想，或者瞎议论。有时我心情不好，或者不舒服，或者回来晚了，他都要单独给我煮一碗面条，端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吃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静静抽烟，吃完，他就把碗筷收走，送到食堂洗好，再回来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
时间久了，习惯了，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谢和歉疚，我就很自然地感觉兄弟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是我，也会对他那样，但是，我并没有为他做什么。我对这个在烟雾中有些古怪的面孔，感到亲切和依恋。我觉得他就是我亲如手足的兄弟。
旗镇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总是要比铁山提早知道。回到歌舞团，我知道信已经到阿茹的手里了，后果已经不可挽回。我也不想太沮丧，就找话和铁山说，我告诉铁山歌舞团马路斜对面的那家剃头房，改了名字叫一剪美发廊，里面不但可以给女人剪发，还可以烫发，也可以专门洗头，洗头的是年轻的小姑娘。我陪阿茹去过，她那个大波浪就是在那里烫的，花了阿茹的半个月工资，十五块钱。那天，我在那里等她等得着急，他们给我免费洗了一个头，那小姑娘一双细嫩的小手，在我的头上挠来挠去，舒服得我心都发痒，要不是怕人家怀疑我神经不正常，我都想哈哈笑。
抽烟的铁山不感兴趣，也不以为然。他说洗头还用上那里用她们去洗，我每天做完饭，锅里就有热水，要不是怕洗多了脱发，我要想洗天天都有条件，现在有洗衣粉了多方便，不像以前用碱胰子洗，换了一盆水都还粘乎乎的油腻，现在一把洗衣粉下去，整个脑袋都洗轻松了，走起路来，闪亮的头发像旗帜一样在头顶飘扬。不过，真的不能天天洗，头发上的油洗没了会掉成光头的。你看我这天生的自来卷，根本不用烫发，你也是自来卷。
我看铁山和我自己的头发，真的都是自来卷，以前没仔细看自己，还真不知道。阿茹不是自来卷，要花十五块钱才烫出来。
我说你的长发最好剪短，你一个厨房做饭的大师傅，留个这么长的大背头，在歌舞团里晃来晃去，人家还以为你是歌唱家呢，整得咱们团里真正唱歌的那顺他们都不敢留长发了。
铁山也不生气，我知道我这样说他不会生气的，我们已经是兄弟了，我了解他，如果我感觉到他会生气，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他说：那照你说的理，我这个做饭的就应该剃个光头？我不剃，光头像坐牢的犯人。
我说你每天都是灰尘、油烟，剃个秃子洗起来多方便，也省洗衣粉，要不脑袋上灰尘积多了会把大脑压傻的。
他说我不能剃光头，我不想让这只耳朵露出来。
他指着自己的秃耳朵，神情严肃地一这么说，我忽然领会到了什么，刚才说话，我满口秃子、秃子地这样讲，他却很回避，不讲这个字眼儿，只是说光头怎么、怎么样。原来我知道他由于秃耳朵，很忌讳这个禿字。我一说出来，他就像躲藏追来的刀一样，一口一个光头躲来躲去，也真难为他了。我本来是很细心的人，却由于兄弟关系太好了，忘乎所以，忘了他的忌讳。我想可能让铁山不好受了。我也真有点怪罪自己太对不起铁山了。我内心感到有这个好兄弟真是难得。
我不想给他道歉，不是我说不出口，我觉得那样会显得很生分，弄不好会尴尬。我就差开话题要说点别的。
铁山好像毫不介意，他点了一支烟，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铁山没有怪我，我就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了。
铁山有一件绿色军大衣，每天做完饭，披着军大衣，叼着烟，向我的房间走来时，我都觉得他特别有风度。虽然那浓厚的长发向后梳着堆在大衣领上，让人感到有些气闷。
我很喜欢铁山那件军大衣。我不是那种人，因为张福洲送给阿茹红五星就不喜欢红五星了，或因为张福洲穿军大衣，也不喜欢军大衣了，甚至讨厌、嫉妒别人穿军大衣。我不会的，红五星和军大衣是解放军的象征，如果那样，我不等于是不喜欢、或者害怕和讨厌、嫉妒解放军了吗？我敢吗？当然不敢。我也不会那样想。我想张福洲只代表他自己，他穿绿军装也是临时的几年。他不能代表整个解放军。虽然他现在像个英雄一样，我还很敬佩他。
铁山坐在我的屋里抽烟时，我总是要披上他的大衣，有事没事地在屋里屋外走上几个回合。并且积极地出去打开水，或者去上厕所。
晚上，阿茹见我披着军大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就说，你真威风，好像一个军官，是你的吗？
这个问话让我感到很受刺激，但我还是老实回答：是铁山的，我到哪里去搞军大衣。
我想说你以为只有军官才威风吗？只有张福洲才有军大衣吗？我怕阿茹不高兴，就忍住了没说。但我扑风捉影感觉到，阿茹肯定看了那篇文章，也肯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没准现在阿茹的内心里谁也没有，只有他崇拜的解放军张福洲了。我很失望。
铁山看出来我喜欢这件军大衣，他说喜欢你就穿吧，穿在你身上就是比我威风，我一个做饭的，整脏白瞎了。
我说那怎么行，你会冷的，你穿上也很威风，我说着还把大衣拿在手里，打开，故意露出在袖口、领口已经弄脏了有一些油腻的地方。他说你看有的地方都已经脏了，我还有大棉袄，不会冷的。
我说你要真不穿了，咱俩就换，我把羊皮袄送给你，这样交换，就会公平。其实我早就想拿羊皮袄和他换，每次拿出来我都不太舍得，那是阿妈一针一线给我缝出来的。今天听到阿茹说我威风，像一个军官，我就下定决心和他换了。
其实铁山更喜欢我的羊皮袄，他说这是新皮子做的，这样换了，你会不合算。
我说咱们是兄弟，还要这样计较干吗？
就这样我拥有了一件自己喜欢的军大衣。我每天穿着，阿茹就问我：你怎么成天穿着铁山的军大衣？我说已经不是铁山的了，我们换了，现在这是我的军大衣。
阿茹说真是你的了，那以后也可以借给我穿？
我说是我的了，你没看铁山穿的羊皮袄吗，是我给他的，我们已经换了。你随便，想穿就穿吧。我想说张福洲对你那么好，也没给你一件军大衣，我的军大衣可以随时给你，让你懂得看谁真正对你好。
阿茹很高兴，你们真是好兄弟，那就让我试试吧。
阿茹穿上就急切地问我：威风吗？漂亮吗？
我说不威风，也不漂亮。
我是故意刺激阿茹的。她那么喜欢军大衣，是不是爱屋及乌，因为张福洲是穿军大衣的，她就喜欢了。我甚至想残酷地说出来了：你喜欢穿让张福洲给你寄一件吗。我没敢说出口，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很严重，会很伤害她。
阿茹很沮丧，你这个人小心眼不想借我穿，就糟践我，难道我穿军大衣就真的很丑、很傻吗？
我说不是，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比威风还威风，比漂亮还漂亮。
阿茹又高兴了，那你说我像电影里的谁？
我们离电影院近，最近常看电影。
我说像23号。23号是电影《铁道卫士》里一个美丽的女角色。
阿茹又情绪低落：说我像女特务？
我接着改口：最像的是真由美。是日本电影《追捕》里一个迷人的角色。
她高兴了，我自己就知道我像真由美。
其实，阿茹不知道，《铁道卫士》我已经看了三遍，我最喜欢的是23号。虽然是女特务，但她比真由美还优美，真由美的脸比她大。
穿上这件军大衣，让我感到最威风的是送阿茹回家。其实阿茹的家离我的宿舍很近，在一个院子里，还没有十米，就是斜对门。那天晚上练完功，外面风雪飘摇，刺骨寒风冷得家家都不敢开门。我敞开军大衣，把阿茹包了进来，裹着她，我们出了练功房，就往她家冲。这十多米路，我觉得就像走了一年。阿茹滚热的身体紧紧地靠着我，我根本就没感觉到冷，我在阿茹的身上闻到了一股鲜奶的甜味，这种奶味是我第一次闻到的，和牛奶不一样的味道，这件事我打心眼里感谢军大衣，感谢铁山。
后来我的军大衣里像记忆一样，永远闻到的是阿茹那股鲜奶般的香甜味道。
进了阿茹的家。她爸、妈不在家。阿茹说去给拉西叔叔送礼了，他们家的房子太小，要求换一间大房子。
阿茹说，我送给你一个东西吧，看你这么喜欢军大衣，就一定会喜欢这个东西。
阿茹拿出了那枚红五星，她说是军马场的那个指导员送的。
我没有接，就虚伪地问她：是在军马场演出的时候，他给你的？
阿茹说：不是，他在信封里寄来的。
我就更虚伪了，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无耻了：他给你写信了。
写了。
你也给他回信了？
回了。
我还想问：他写了几封，你回了几封？你们是在写情书吧。
我心里犹豫，没有问出口。其实我更想问的是那篇文章看了没有？
阿茹拿着红五星问我：送给你东西还这么多嘴，这五星你到底要不要？
我说：要。
我还是问了：那篇文章看了没有？
阿茹觉得奇怪：什么文章？
报纸上的文章。
我从来不读报纸。
就是包红五星的那半张报纸上的文章。
那报纸上有什么文章？
我不想再往下说了，就问她：报纸呢？
早生火点炉子了。
然后她奇怪地问我：你怎么知道包红五星的是报纸？
我一下子发现自己露馅了，但我在智力上已经习惯性地高阿茹一筹了，虽然有些慌张，我还是急中生智地笑着说：我是在诈你。
阿茹也笑了，很佩服地对我说：活佛的儿子就是与凡人不同，你还真有灵性。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你诈对了，包红五星的真是半张报纸。
面对阿茹玲珑透剔的真挚、坦诚，我一点都不感到得意，内心羞愧难当。
风一夜都在吼叫。我彻夜无眠，很多从前的事，都在风吼中送进了我的耳朵里，唤起了我的记忆。焦虑、郁闷、迷茫、兴奋、幻想和希望，表面上呈现的英雄、坚强，内心里的苍白、脆弱、胆怯，浑浑沌沌，什么都有。
后半夜，风转向了，从鼻孔进入我的胸腔，又回旋从口腔飘出。我呼吸，外面的风就吼动，进入了共同的律动和节拍。情不自禁我就唱了起来，外面的风也跟着吼叫起来。我高声唱，风就大声吼，我低声吟，风就小声叫，我的气息悠远，风的吼叫声就漫长。长调从我的口腔飘出，就像风从草原走过。我一下子就能与大自然共呼吸了，匪夷所思，简直神奇极了。
第二天，阿茹告诉我，她回去睡不着，半夜里听到外面的风吼就像唱长调一样，感动得她在炕上身子像蛇一样舞动，听着长调，就想舞蹈，最后自己控制不住，就起身去了练功房，她第一次体验到跳舞不累了。在风中飘动，就像在长调中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