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正设法减轻他的紧张情绪。每天早晨起来她总是端给他一杯热饮料，因为她自己有这个时候坚持饮喝的习惯。
“我的老病号”只要有异常的情况，乔治·桑总是毫不犹豫地跳上马车，直奔医生的住宅。
有时皮加勒街16号的门外停着一辆豪华的马车，是乔治·桑特地安排送弗雷德里克去学生家上课的。她精明干练的效果还表现在提高了每小时授课的费用，由原来的20法郎上升为30法郎，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因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和名声决定了这一切。
远在华沙的尼古拉夫妇在元旦前曾来过一封信，谈起李斯特和乔治·桑夫人要来华沙拜访一事，这不能不引起两位老人心里的一阵波动。
对于儿子和乔治·桑之间的事，尼古拉夫妇似乎一直相信是陌生的后者以慈仁的胸怀照顾了他们的儿子。但作为父母又不能冒昧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只好暗示儿子：如果有人问及华沙“拜访”一事，做父母的没有从儿子信中得到任何消息。
不过对于声名俱增的李斯特将要光临一事，两位老人则十分高兴地说：“将提供钢琴为他的演奏助兴。”家里的这架钢琴正是弗雷德里克以前一直使用的，两位老人惋惜地说：“这架钢琴曾经是那么悦耳动听地表达过你的灵感（那幸福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
弗雷德里克心里明白以上这些忠告，采取明智的办法就是回避谈论此事。乔治·桑是否有过去华沙的念头，这让历史学家去考证吧，眼下她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她无法根本改变弗雷德里克公演前的一种害怕好像要被淹死的恐惧心理。
1842年2月21日，乔治·桑好不容易为弗雷德里克挑选了一套演出服装，后者却仍然不满意，后来干脆把几套精心制作的演出服装都扔在床上，像孩子似的赌气。最后还是身材高大的古特曼服装被他看中了，似乎只有这样宽大的衣服才能容纳下他的演出前紧张、烦躁的情绪。
这一天乔治·桑和女儿也做了一番打扮，她们也要去普雷耶尔大厅公开露面，享受一下聆听弗雷德里克公开演出的热烈气氛。
敏感的记者则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新闻花絮。果然乔治·桑和女儿一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听众的窃窃私语和忌妒的目光，仿佛她俩才是今晚上音乐会的主角。
乔治·桑并不觉得难堪，她很有风度地提着衣裙，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当舞台上琴声响起时，乔治·桑才真正明白弗雷德里克征服听众的魅力是如此的惊人。她顾不上观察他人，自己也很快沉浸在这诗意般的浪漫音乐世界之中。
弗雷德里克表演了即将出版的《降A大调叙事曲》，几首玛祖卡、夜曲等。
《音乐报》的评论家已无法再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崇敬的心情，只好充满感情地说，在弗雷德里克的手指下，“钢琴变得那么驯服，那么新颖，完全听从于一位温柔多情的天才的炽热情感的调遣。”至于那首叙事曲“纯粹是诗，是一首被妙手化成音响的诗”。
《法兰西音乐》则是以通讯的形式报道了这次音乐会，不厌其烦地描绘众多社会名流和贵妇人、小姐的装束、容貌，以及音乐会的高贵典雅的气氛，由此来烘托弗雷德里克的“伟大”涵义。
乔治·桑也得意洋洋，她认为这么多到场的名流人士是为了向弗雷德里克致敬，崇拜他的天才，5000法郎的门票收入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给“这位最完美、最优雅的音乐家”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乔治·桑准备重新修整一下诺昂别墅的房间，使其成为与弗雷德里克地位相符合的音响工作室。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好不起来，因为这次成功的音乐会举办时，他的第一位钢琴老师阿达尔贝·瑞夫尼去世了。瑞夫尼未能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聆听自己一生中最得意学生的琴声，不过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中也融进了他的感情和笑语。
远在华沙的父母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尼古拉的哮喘病又复发了，朱丝蒂娜的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字了。不过她还是坚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儿子的思念：
经过整整三个月，我们总算收到了一封你的来信。你开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报上读到了你准备举行一场音乐会，后来得知你真的已经开了，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很别扭。那么长一段时间，你不可能没有一点空闲来向父母谈谈你自己的近况，问候一下两位老人。你伤了我们的心，但我肯定你不是故意的。亲爱的孩子，你别忘了你的父母活着全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他们每天都要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幸福。
在父母的心目中弗雷德里克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大小事都要令人操心。因此弗雷德里克未能把开音乐会这样的大事向父母汇报，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弗雷德里克已是过了32岁生日的男子汉了，并有乔治·桑细致入微的照顾，以往的孤独、沉闷的单身汉日子已远离了，似乎不会再重现。
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感情依然渗透在他的琴声里，那忧郁、悲伤的旋律里交织着他对过去的眷恋和某种思考，有时他也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充满阳光的家园。
远在华沙的亲人有时会意外收到弗雷德里克托人捎来的不同的礼物：老花眼镜是给年迈的父亲，书籍和版画等礼物在姐妹手中能看上好半天，至于精巧的玩具当然是小外甥最喜欢的，母亲珍藏的一枚镶着宝石的戒指是儿子献上的一片孝心。母亲的来信也同样使乔治·桑感到很不安，因为弗雷德里克又病了，躺在床上发出的呻吟声好像在责备自己。
乔治·桑不敢轻易离开床边，守护了整整几个夜晚。弗雷德里克稍稍好转时，她就劝说弗雷德里克回到诺昂乡村去。
5月份大自然恩赐的清新空气和温暖气候在弗雷德里克的身上产生了良好效果，他苍白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乔治·桑高兴地拥抱着弗雷德里克，在他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时他与她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位好朋友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他是法国画坛上著名人物。
乔治·桑在给德拉克罗瓦的邀请信中，一口气写了8遍“来吧”，并排列成一首诗句。她的儿子也是德拉克罗瓦的学生，又接着把“来吧”写了22遍，也同样组成诗的格式。最后，弗雷德里克幽默地写道：“如果把第一节诗和第二节诗相乘”，那么“1000个‘来吧’得出的是1000个邀请”。
从当时的美学思潮来看，德拉克罗瓦坚持浪漫主义，与官方的古典主义学院派相抗衡，因此他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在艺术创作上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作为画家的德拉克罗瓦一生中创作了近万件作品，其中有1000幅油画，7000幅素描，500多幅色粉笔画与水彩画等等。其中这么多的素描里就包括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双人肖像，那是1838年夏天的事。
于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第一次见面了，后者对前者的演奏很钦佩，自然很高兴为他和乔治·桑画肖像。
这幅画也许是他俩惟一的一幅双人肖像，然而随着他俩后来的分手，这幅画也被裁割成两半。法国卢浮宫收藏的是弗雷德里克的一半，另一半（乔治·桑）由哥本哈根汉森家族收藏。
人们喜欢在多才多艺的德拉克罗瓦名字前加上许多定语：画家、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美术史家。他被公认为著述艺术问题的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之一，正是在这点上他与乔治·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对此，弗雷德里克起初感到很别扭，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但是随着与德拉克罗瓦的接触时间长了，弗雷德里克的心里也渐渐平衡了。
德拉克罗瓦的自画像（1823）上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廓，不加修饰的头发稍稍掩盖了耳朵，一双浓眉下的眼睛透出坚毅的神色，上嘴唇浓密的八字胡子显示出男性的魅力。
弗雷德里克在他面前更显得柔和纤美，尽管前者自小就有素描的才华，却一直没有兴趣去发展。现在看到德拉克罗瓦的作品，弗雷德里克的心就会受到某种伤害，一种混合的复杂感情油然升起。
德拉克罗瓦从小学过小提琴，很爱好音乐，加之他很高的艺术修养，能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欣赏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和创作。
弗雷德里克面带微笑接受了德拉克罗瓦的真挚褒奖，但不愿为对方作品说一句评价。其中原因之一他不喜欢怪诞、迷惑、色彩斑斓的浪漫作品，刻板的传统美术作品才能引起他的一时兴趣。这与他在音乐王国里新颖、自由、大胆的浪漫主义创作似乎互相矛盾。
6月初，诺昂别墅里第一次传出了德拉克罗瓦的笑语声，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都显得很高兴，乔治·桑以女主人的身份摆出了丰盛的晚餐。
在林荫下散步时，音乐、绘画仍然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谈论的话题。
德拉克罗瓦是一位举世公认的美术色彩大师，他坚持认为色彩与音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绘画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那是任何其他艺术不可能引起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一定的安排，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是否同意他类似的观点，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创作中一直很重视音乐画面形象，况且音乐本身就是完全表达感情的，是从作者灵魂的深处倾泻出来的。
这次在诺昂消夏期间，弗雷德里克的创作又有了新的成果：三首玛祖卡舞曲、《降G大调第三号即兴曲》、《F小调第四叙事曲》等等。
其中《A大调波洛奈兹》是他创作的波洛奈兹中最杰出的一首，渗透着刚毅的精神，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对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乐曲中的几个主要音乐形象很鲜明，中段富于标题性，描写了战斗厮杀的场面。
这首乐曲的构思显然不同于其他的作品，也难以想象这竟会出自于一个虚弱的浪漫钢琴家之手。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年他的创造力达到了顶峰。
诺昂别墅成了激发他灵感的幸运之地，也是他与德拉克罗瓦等朋友愉快聊天的消夏胜地，不过他是否想过总有一天他不再属于这里的“房客”？
他也许想过，也许暂时不愿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