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长水的记叙--
苗得雨是苗家庄的骄傲，苗得雨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轰动全庄，乡亲们拥向苗得雨家，把小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闺女真像那个她呀！”人们都这么惊讶地评判着，矫永被人们看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苗家庄历史上，老人们讲到的大事件，有一次大水，一次大火，一次闹土匪。那次大火，威胁到我家房子。老奶奶带着家里人把家具丢到离家门不远的村西水湾里。一只大杌子摔断一条腿。后来这只大杌子就成了我父亲学习写作的课桌。他这样写--
我把它放在靠屋门的地方，在农闲时，工作的间隙里和晚上，我就伏在上面写作，坐着一条四方的小板凳。我祖母在旁边安下一辆纺线车，纺车声与我写字的哧哧声相互应和。晚上杌角上放一盏油灯，照着我写作，也照着祖母纺线。经常是她纺到深夜，我也写到深夜。她因为我写作而不感到累，我因她纺线也不感到累。
白天和母亲下地干活，就在脑子里琢磨词。有一次琢磨词走了神，锄头从肩上掉下来，把脚后跟砍去了一块皮。当时整日就是迷着三件事：搜罗学习材料，操持笔墨纸张和了解本村及外地各种新发生的事情。
那时笔墨纸张是很稀罕的。我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和伙伴们拾过雁屎卖，也给油坊推过豆饼，一个小木车上捆绑上300余斤重的20片豆饼，单人推着，太阳冒红时，把豆饼推到界湖街集上，得来一点推脚钱，买半斤锅饼，二两白酒，美美吃上一顿，其余全部用来买了学习用具。我用过铅笔、毛笔和借过别人的钢笔。纸是一直缺乏的。我用过的纸，有的把旧书翻过来，有的是利用点心盒子封皮，是梢门里一家地主兼买卖家的。有一次鬼子来了，扔了一街，我去捡了一些。邻居家一个媳妇捡的一些也给了我，我很感谢她的大方，这种纸用了好多年。一位年龄较大的姑娘，不识字。未婚夫在部队上，每次来了信，让我代笔回信，便把她一支深绿色的破旧钢笔留在我家里。我乐意趁机借得笔用。我给她代笔写信，内容都很有感情，我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她的意思。其实小少年哪里能理解成年人的心事，里边流露出的是明显的孩子气。就像那时看京剧，我们孩子都爱看武打戏，只要女的一出来，哼哼呀呀哎哎哟哟的爱情戏，都觉得真没意思，代笔写信，也就对付吧。后来，笔被她妹妹要回去了。她妹妹年龄大了，上识字班，听说姐姐的笔竟然在我手里，要时撅着小嘴说：“人家的家什嘛，怎么你老用！”很不友好。我不舍得，也没办法。在这以后，又用铅笔、毛笔了。可是在局势恶化的日子里，我将几年写的稿留底，放在小瓷缸里，埋在田野地头，因为缸口没加盖，夏天几场雨灌满了水，拿出来一页页晒干，钢笔字的全看不清了，只有毛笔、铅笔字的还看得清。
第一次属于我的钢笔，是村里奖励的一支“国民牌”笔，是战时乡亲们对我的奖励。乡亲们的心意，使我觉得非常珍贵。带在身上怕掉了，放在地上怕踩了。可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越怕越不囫囵。有一次我在膝头上写稿，把笔的小帽扭下放在地上，让我祖母不小心一脚踩了。我心疼了好些天，从那，这支笔一直没有小帽。然而一支光头笔，竟用了不知多少年。采访、写稿用它，土改丈量土地，我担任记录员，捏着它跑遍了家乡田野。
后来又得到一支“小金星牌”钢笔，被我当做最好的、永留纪念的礼物，送给一位很要好的一起从事农村活动的女孩子。那位姑娘当时有十四五岁，爱唱歌，会扮戏，不打扮就很美丽，打扮了更美丽。可是美中不足，缺少文化。她很开朗，不保守，在农村大姑娘都扎一条大辫子的时候，她就模仿脱产的女文工团员，扎起两条辫子来。为此，我们男孩子打趣地编起她的歌谣：“是谁呀，扎两角，下南园，去摘瓜，一边摘，一边嚓，剩个瓜蒂巴，漫墙扔给她二大妈……”她听了不恼，只咯咯地笑。
她家是老佃户，是个进步家庭。她的大哥是我们村里最早的共产党员，最早的觉悟者和干部，为人正派，很有威信。1940年在鬼子扫荡空隙建起的抗日小学，我因未去上，受到一些地主家孩子嘲笑。这时党员还未公开。我正在家苦恼时，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诉苦说：“我愿意上学，可是我害怕。教学的苗仁甫，那个大烟鬼子，脸上阴森森的，我看见就害怕。领着学生做游戏的那个老头，也很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说：“现在吃得开的，还是些地主家的孩子，不要怕。不要怕这些地主家的孩子！共产党给咱穷人撑腰，只管挺起胸来！”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明确的话，这样鲜明地把穷富挑开，支持穷人孩子，让穷人孩子不要怕富人孩子，我感到心里暖暖的。我记住了“不要怕”，此后每每想到他的这句话就胆壮。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一个小儿童的开导。
这位姑娘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因为文化低，很爱学习。每次上夜校，都很认真，手捏着石笔，嘴里嘟念着课文，在石板上用力地画，是大人的，也是一二年级小学生的神态，使她活泼的形象里，又增添了几分天真与郑重。村里的黑板报，每新出刊，她都是热心的读者。虽然读得磕磕巴巴，如爬山似的吃力，可是，背搭着手，很像那么回事。后来，她也成了黑板报编委会成员，晚上我们写黑板报时，她总是自我分工，端着灯在旁边照亮。乡村的一个美丽姑娘，好像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分外的光彩。她能说能笑，可打憷串门。有一次她到我家玩，见了我家的老人，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走了，低着头，翘着带笑的小嘴，两手扳住小桃树，在那里悠荡起来。那神情，恨不能把自己高高的个头变得再矮些才好。但一说起学文化的事，才忽然有话了，小河流水似的，哗哗啦啦说不完。
有一次，在夜校门口，她倚着门框在踢门槛耍。我趁机将新买的一支“小金星”钢笔送给她。出乎我的意料，她不要。不要就不要吧，怎么能勉强呢。但当我进到屋里，在桌上写字的时候，她忽然挤到桌边，把笔夺过去，说：“谁的笔呀，咱借借用用！”就这样，她把这支本来赠她的笔，用公开的办法拿去了。从那，她一直将笔保存着。虽说是借，却一直也未还。
后来，一位朋友偶然送我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张钰参考吴振邦的采访写的《喜鹊缘》这样记述了我父亲和母亲的爱情：1947年，苗得雨15岁。一天，满脸喜气的祖母把苗得雨叫到面前亲切地说：“他哥呀，奶奶给你说了个媳妇，今天好日子，你识文断字，自己写个柬吧。”祖母颤动着小脚，走到柜子前，拉开柜门，指了指那些花花绿绿的新衣服：“这是咱送柬的礼。”老人说完露出慈祥、满意的笑容，好像自己总算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
苗得雨呆呆地站在那儿，他无法说赞成，也说不上反对。似乎一切也得听从祖母安排。奶奶为他说的这个“未婚妻”比他大4岁，因为之前奶奶专门求过村里算命先生，先生说她孙子的媳妇必须比他大4岁，否则就“不般配”。什么大4岁，“不般配”，15岁的苗得雨全不感兴趣，倒是那个“柬”，也就是订婚的帖，却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在我们古朴的乡村，红白大事都要写柬用帖，这是农民们非常严肃的事，说媳妇的事且不去管他，这柬却是要学会写好的。
怎么办？一个秀气、苗条、白净的少女突然闪现在心里，她两条缓缓摆动的大辫子，齐齐的眉毛下，一双清澈动人的大眼睛。“对，找绣织去！”苗得雨扔下祖母，一溜烟跑到绣织家。
“绣织，把你的订婚帖借给咱看看！”苗得雨一进门就嚷。
“看那咋？”绣织嫣然一笑，她也没把那张“柬”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