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无巧不成书,她和苗得雨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是15岁。说到绣织的柬,这里需要交代几句,那也是个极普通的农村故事。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家里断了炊,邻村一位好心人借四斗小麦救命,为感激救命之恩,做父亲的把小女儿许给人家,对方送了订婚帖子和聘礼。别管绣织多大,也就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成了人家未婚妻,如此而已。
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孩子,都在苗家庄。平时绣织最爱跟苗得雨玩,那几天不知为什么小绣织总是躲着他,苗得雨生气啦,改编了那首歌谣,在孩子们中间“出版发行”是谁呀,扎两角,上南园,去摘瓜,一边摘,一边嚓,剩了一个瓜蒂巴,隔墙扔给她二大妈。
孩子们冲着绣织唱呀叫呀,绣织气哭了。
绣织家是翻身户,六个孩子属她小。全家出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激之情,热情支持她参加儿童团的活动。她也和苗得雨一块站岗、放哨、查路条,一块唱歌、演戏、扭秧歌。苗得雨当儿童团长,她是识字班学员;苗得雨当团支部书记,她当副书记;再后来苗得雨成了鲁中地区模范人物,她也成了县区的模范人物。在村里写黑板报,一个踩着凳子写,一个在下面举灯照;在业余剧团演戏,一个当丈夫,一个做妻子……就这样耳鬓厮磨,形影相伴。有一次晚上排完戏,一位姑娘对绣织说:“我给你找个婆家吧?”反正是开玩笑,绣织故意板着脸说:“行,你说谁家吧?咱俩也行。”大家一阵哄笑,笑过之后,那姑娘指着苗得雨说:“你俩就是天生一对!”一句话把苗得雨说了个大红脸,绣织抬手打了那姑娘一巴掌跑了。夜色遮盖了两张红扑扑稚气的脸,却遮不住甜丝丝的心。
所以今天苗得雨就不假思索地跑来了,绣织也毫不在意地把男家送来的柬递给了苗得雨,苗得雨就坐那儿认真地研究起来。站在他旁边的绣织也情不自禁地靠在他身边,帮他参谋着怎么写怎么画。苗得雨为自己写了一份很有特色的带着图画的订婚帖,两人都觉得“真好玩”。而订婚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约束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越来越密切了。
两年后,也就是1948年底的一个晚上,在小学校排完戏,绣织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黑,真吓死人!你们谁送我?”顿时,几条手臂一块举起:“我去!”“我去!”这些可爱的自告奋勇者嚷成一团。主要是绣织太美啦,平时她那黑油油的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无意中无论辫梢碰着谁,谁的心都会颤抖。她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些热情的仰慕者,使局面有点尴尬,这时苗得雨很不自然地提出:“我去送你!”她却欣然应允了。其实苗得雨也怕走夜路,今夜他也不知自己是哪来的胆量,变得具有了骑士风度。
墨黑的夜,天压得很低,乌云在头顶翻滚,凉湿的夜气说明要下雪了。沂河平原的夜很静很深,远处不时会传来几声深夜的鸡鸣,更显出乡村夜的静谧深远。绣织走着走着偎近了苗得雨,乡村隆冬的寒意悄然逝去。苗得雨也觉得自己今夜突然高大了,成熟了。一路上两人都想说点什么,可都找不着话题,只是把脚步放得最慢,最慢,尽管小学校离绣织的家很远,可这天晚上,这路像被人偷去了一大半,不一会儿便到了绣织家门口。她恋恋不舍地说:“天还早呢,咱们在这儿说几句话吧。”苗得雨说:“这里冷,你穿得太薄,咱们再回学校去吧,老师兴许还没睡呢。”
等两人回到学校,学校里已一片漆黑,他俩摸到排戏的教室里,点上豆油灯,面对面地坐在课桌旁,悄悄地却是深情地谈起来,谈呀,谈呀,谈了很久,忘记了困倦和寒冷。突然红红的灯火一跳,渐渐熄灭了。教室里漆黑一片,绣织有些紧张,她紧紧抓住了苗得雨的手,热流通过双手把两颗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后来,苗得雨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一个调皮的姑娘,调皮得没法办,她一天到晚净想门道,闹得我坐立不安。
爱情在雪夜萌发,两小无猜的童年就此宣告结束。
1949年,苗得雨离开家乡,调到鲁中南报社工作,提出要坚决退掉祖母为他订的婚约。也许正因为那时人们对于离家参加革命并不看好,这门亲事很顺利地就退了。可原来对孙子百依百顺的祖母却坚定不移地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她说:“绣织和得雨同岁,同属猴,猴和猴,泪交流,万万不行,两人再好也不行!现在兴自由,他找谁我也不管,只要女的比他大4岁就行!”
绣织的父亲本来很喜欢苗得雨,可他是个忠厚的庄稼人,也说:“当年咱借了人家的救命粮,今天不能忘恩负义,柬已经下了,就不能再反悔,反悔还叫人吗?我不能叫乡亲指我的脊梁骨。绣织的姐姐正好比苗得雨大4岁,只要他愿意,就娶绣织的姐姐吧!”
绣织的父亲和哥哥们也真是喜欢苗得雨,想成全他。不料苗得雨却并不乐意,非娶绣织不行。一天,绣织突然失踪了。家里人吓得六神无主,疑是投了河。街坊邻居、父老乡亲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最终还是得到真实情报:苗得雨把绣织也介绍到了报社,当了资料员。绣织爹气哼哼地找到报社驻地,推开门,二话没说拉着绣织的胳膊就往外拽。绣织哭成泪人,回了家,终于拗不过父母之约,和那位她从不相识的小伙子结了婚。
“我叫矫永啊!”
“哪两个字儿?”
“矫正的矫,永远的永。”
“矫正的矫?《百家姓》上没这个姓,大概是孟良、焦赞那个焦吧?”沂蒙山有闻名的孟良崮、焦赞崮,人们对古代大将孟良、焦赞的故事耳熟能详。
“俺不姓那个焦,俺就姓这个矫。”矫永说着大大方方地走到桌前,伸出手指蘸着碗里的水,在桌上工整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矫”字。
在以后的三天中,苗得雨以记者身份参加了那个会,与矫永经常见面,了解到矫永这年才17岁,多才多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妇女干部与剧团团长。父亲矫西玉是老党员,东良店村的支部书记。不久苗得雨也到了东良店村,与矫永带领的业余剧团的姑娘们一起交流,教她们唱歌,什么高八度、低八度、四分之四、四分之二,苗得雨在村剧团中早已熟悉掌握,让矫永感觉水平不低。通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增进,有一天苗得雨对她说:“跟我走吧?去济南念书!”矫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东良店很多人都说,当年身边年轻人追求矫永的有之,提亲的也不少,但矫永好像等的就是苗得雨。
苗得雨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并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没想到家乡祖母、母亲却等不及了,听说苗得雨找了个对象,说不出有多高兴,二话没说,立即让他的大妹妹苗得云一天走了100多里路,步行从苗家庄来到东良店,来接嫂子回家。苗得雨不在家乡,去还是不去?矫永犹豫了,但为了不让老人失望,她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衣物,第二天就告别了父母,跟着未来的小姑,来到了苗家庄。苗得雨是苗家庄的骄傲,苗得雨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轰动全庄,乡亲们拥向苗得雨家,把小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闺女真像那个她呀!”人们都这么惊讶地评判着,矫永被人们看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直到今天,我母亲矫永70多岁了,我的许多同学和战友见到她都说:“你妈妈很有风度!”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姥爷矫西玉当年很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姥爷,从胶东挑着担子带着他们两兄弟逃荒到莒南东良店安下家,因此东良店很大一个村子,只有两户矫姓人家。我姥姥是地主家女儿,因为小时候得病发烧,长大后智力不及常人,嫁给我姥爷。但我姥爷年轻时就很能干,个子高高,挑担到东海去贩鱼,在村里也最早加入共产党,为组织做过地下交通员,后来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当年很多有名的领导干部都熟悉他。我姥姥虽然智力不好,但她个子很高,家里活都能干,心地也非常善良。我小时候回老家,吃的都是她亲手摊的煎饼、擀的面条。20世纪80年代初,她得了严重胃病,什么活都不能干了,住到济南来。那时“文革”刚结束,家里房子挤,姥姥和我两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大妹现在香港做编辑,小妹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做科研,她们时常想起和姥姥睡一张床的情景。姥姥在济南,牙都掉没了,仍然就是想吃老家的煎饼。她很孤独,常常一个人和家里养的小猫说话,后来这只猫在外边吃了有毒的食物死了,姥姥更孤独。病危时,她躺在省立医院走廊的病床上,我去看她,她很清楚地记得我,我问她:“姥姥,疼吗?”她说:“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