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摸黑能纺线,有月亮时以月亮代替灯光。点灯时也为了省油,在灯碗上盖一块白菜帮帮。她待客大方,好东西能留得久,客来从不慌。鲜肉、豆腐在盐坛里放着,咸鱼在门后挂着,虾皮在纸里包着,鸡蛋一个个在囤里攒着。我觉得她集民族、劳动人民与革命美德于一身,但有许多老迷信。后来却发现她是传授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科学。我曾经不解地想,奶奶怎么有那么多禁忌?有那么多属于小孩的禁忌?她说小孩不能吃鸡头,吃了鸡头娶媳妇下雨;小孩晚上不要玩火,玩火尿床;小孩不要倒坐门槛,门神不依;小孩不要上磨台,上磨台打雷劈;小孩不要骂人,骂人烂舌头,还有人来割舌头,有个专门管割舌头的人,谁骂了人他知道,所以我从小不敢骂人;小孩赴宴席不要抢着夹菜,拿筷子不要跷手指,跷手指是骂人;小孩年五更不要打哈欠,打哈欠一年不熨帖;小孩早晨不要说梦,说了梦不吉利;小孩不要用手抓盐,抓了盐神仙不依;小男孩不要穿女孩鞋,穿了烂脚了子;还说洗脸不过四两水,过了到阴间喝脏水多;蒸发团不能进生人,进来生人“扑”得蒸不熟。细想许多是科学、智慧而不是迷信。
她还说小孩晚上不要看人落到墙上的影,看了发盲撞,是为了让孩子晚上睡觉安宁;初一十五不出门,腊月不泼水,正月初三不除灰,正月不摔东西……民间把一些自然常识和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情凝结成俗言,并赋予迷信色彩,在旧社会迷信是不可违背的东西,知识就得到传播。
抗战开始,国民党的51军、57军来了又走了。正规军不见了,又来了什么张专员的队伍,就是沂水一带有名的土顽张里元,说是抗日,兵不充足,就雇一些庄户人去充数。可能上边来了什么人要检阅,充数的人完事就回来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家听到敲门,声音很和缓。祖母问:“谁呀?”门外答道:“老大娘,开门吧,我们是八路军!”我去开了门,进来两个八路军同志,一个年老些,一个很年轻。祖母端详着那年老的就像个庄稼汉,戒备就解除了。腾了一间房子,让他们住下。那个年轻的同志老是在不住地唱,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歌。那个年老的吵了一下:“别唱了,老大娘嫌乱得慌!”“不嫌乎!”祖母忙说,“唱得怪好听!”她原来也在听,笑眯眯的,正入神。从那以后,家乡到处有了歌声。
1943年冬,日寇还盘踞着沂河东岸几个据点,沂河西岸乡村中的各项抗日工作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鲁中老四团的队伍一直住在我们村。我家住的侦通连连部。和蔼健谈的李指导员,文静严肃的张连长,通信员小吴、小苏、小王和那些叫不上名的侦察员。住在东邻的一个同志喜欢和我们孩子玩,唱的秧歌调,一边唱一边扭。我想:真有意思,世上还有一边唱一边扭的歌。村里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到处热气腾腾。12岁的我先当了儿童团中队长,又被推举当了村儿童团长,但几天后把这事忘了。在一次举行什么庆祝活动上,突然听司仪宣布:“第二项,欢迎主席致词!”一下子把我推上台,才猛然想起我是儿童团长啊。我真讲了,讲得还不少。过后一点也想不起讲了些什么。几年前,姥姥家公爹去世时,我作为家庭的男人代表去参加殡葬活动,但在那没讲话,只跟着做一些礼节性的动作,如怎样跪拜,奠酒,怎样不需动感情也不需真哭地噢嚎三声等等。而代表一二百名儿童团小男子汉们讲话就不一样了,那时就只知道说啊、唱啊、跳啊,好像千百年积下的快乐,一下子在我们孩子身上爆发了。
抗日小学的同学们去外村集会,至少先有一个小时的拉歌。当时我觉得第一个富有,是歌。不管是部队还是地方上的同志,到村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教歌。老四团准备去拔鬼子据点的战士,从深山里下来,放下背包就教孩子唱歌:“街滑子来不要脸,东门西门胡串串,不劳动来不生产,到老落个穷光蛋,穷光蛋!”我们一气学会了十几支歌,唱哑了喉咙,为把《扁担号子》的“咳呀呼咳”喊得响亮有力,八九岁的小伙伴们都憋红了脸。“小朋友,小朋友,大家拉着手,向前走,向前走,勇敢别后退,莫说我们年纪小,我们要做小英雄,站在最前头。”“战呀战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年的队员,朱总司令领导我们,向前,前去收复万里江山,建设自由幸福的家园……”我们从《天上有颗北斗星》的歌中知道了毛主席是在延安领导革命,从《八路军进沂蒙》中知道他们是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山东,从《拥护主力军》、《石榴开花胭脂红》中了解了早些解放的沂蒙深山中军民并肩、血汗交流的生活。歌声对于我们党的群众发动工作,不得了。
减租减息的胜利声中,冬学开学了,每个热气腾腾的屋子里,聚满了上冬学的白胡子老头、壮年汉。他们迈着生硬的步子,极为热烈地扭秧歌,唱着“庆祝双减大胜利”。我家一位刚当了抗联主任的爷爷扭得最欢,我从来没想到他原来那样热爱文艺,不怕人瞅。我们小孩上学全都背着缝着红五星的书包。去村外开会,学队伍上的样子,在书包上用白毛巾拴上一只瓷茶缸。村头上站岗放哨,是儿童团和青年妇女的任务。我们扛着红缨枪,站在路口,盘查行人。妇女在旁边的树下纺着线,配合着。有一次我们两个儿童团员在村口站岗查路条,这天逢界湖集,东乡圣母冢村一个老实农民,让他俩有意治了一下,说:“你不像‘什么种’人--家乡都管圣母冢叫‘什么种’,‘什么种’人说话一口三个鸟,你怎么没有啊?”那人憋得直喘粗气,最后火了,嗷嗷叫起来:“鸟唔鸟,你让鸟过去,鸟就过去,你不让鸟过去,鸟就不过去,你鸟要怎么我鸟!”他俩笑得躺到地上,忘了放人过去。后来这位伙伴去了南京,我们见面每说起这事都笑鼓了肚子。我们也抓到过真的奸细。
1944年深春,在沂蒙山东麓县城驻地的军民庆胜利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山东党政军机关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出,我们这些第一次见大世面的农村少年,对那些精彩的戏剧演出和歌唱着了迷。我们回村,在学校的院子里,拉出一张张桌子,模仿着演出。不久在村民会上,我们正式登台。节目中各种角色,扮演者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女高音、男中音二部合唱,也都是我们。我刚在《亲家母顶嘴》中扮演了亲家婆,又在《咱们帮助你》中扮演了一位小姑娘,又穿上大褂,戴上礼帽,说《武老二》,忘了词,在台上现编起来,把“卖肉的”说成了“卖瓜的”,被幕后的人隔着幕布揪了回去。
为了参加全县的文艺演出比赛夺锦标,我们村编演的《参军保地》高跷剧受到好评,一个17岁的姑娘发出了誓言:“夺不来锦标不出嫁!”锦标果然夺回来,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举着迎风飘舞的锦旗,一颗颗激动的心也在天地间腾舞。我们自编自演的小歌舞剧《支援前线》,剧中一位“识字班”姑娘演出给参军的哥哥戴光荣花,唱道:“哥哥把军参,妹妹心喜欢,一朵大红花,挂在你胸前,红茸茸的真是好看,真是好看!”后来这个姑娘果然把哥哥送去参军了。有个报道剧《双喜临门》出现了一个临时增添的人物:卖糖球的老二。剧中写他说:“村长,参军的这就走吗?我这穷卖糖球的没别的意思,剩下这几串糖球就算我慰劳了吧!”大家鼓掌说:“老二慰劳参军战士,真模范!”老二突然激动地将糖球架一扔:“村长,打走鬼子再说,这个穷买卖我也不干了,给我老二戴朵红花,我也去参军!”这个扮演者,不久也真的戴上红花,离开了家乡。后来在部队做文艺工作。而抗战中活跃在沂蒙山区的那些文艺团体的同志,在干部南下时,有的担任了那些省份的地委、县委书记,那里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当年会演戏,会写诗、写报告文学、小说,在当年的《山东文化》、《大众日报》、《文化翻身》、115师《战士报》、山东纵队《前卫报》、抗大一分校《战旗报》和各区报纸副刊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