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约有50人，部分志愿人员是在珍珠港事件6个月前，冒充旅游者从美国到缅甸。他们在护照上填的职业，从音乐家到银行副总裁，干什么的都有。这些人和两名护士都穿着运动衫、戴着草帽，挂着照相机，乘坐“J aeggers Fonrtai ne”号荷兰游艇来的，他们全都有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批准（据说连国会都不知道这件事）。纽曼对在昆明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的印象如何呢？他喜欢他们。他们都对他好，这些多数为大学毕业的军官与被征召的士兵，在对待中国人，特别是在对待中国姑娘的言行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在美国军队里服役多年的士兵爱喝酒、打扑克牌，又粗又野，互相之间直呼其名。在这里美国军人则不同，他们把藏在皮夹里的父母姐妹和狗的照片拿给纽曼看，他们不怕麻烦地教他学美国生活方式，过去他从未听说过“木屋牌”枫树糖浆烤饼和方格煎饼，当他在吃早餐时，听到一个美国人喊：“山姆，把果酱干掉！”他不明白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什么棒球赛和美式足球赛。有一次，纽曼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在街上，前面有一个穿紧身丝绸衣服的漂亮中国姑娘，这位得克萨斯州人叹了一口气：“我真想咬她（ass）一口，就是让她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纽曼实在想不出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念头，他也不懂这三个字母“ass”代表的就是屁股，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为此而死。不过，当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尔曼”时，他却了解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赫尔曼”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甚至到现在有时候还有人做绰号称他。1944年，有一次，他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一位在印度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收信人地址写得很简单：“寄中国，美国空军赫尔曼收”。真有意思！
和这些大兵相比，美国志愿飞行大队里部分军官和飞行员都很内向、安静而且彬彬有礼，他们始终与地勤人员保持着距离。在志愿人员中没有正规的军事礼仪或衣着规定，根据陈纳德指示，他们在中国为了与日本人作战，不是为了展示军容，不必拘泥于衣着和礼仪细节。
1941年12月中旬，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到昆明参加防御作战，昆明市民的生活条件就大大改善了。日美空军在昆明的一次交战中，由于中国有一套优良的预警系统，美国志愿队在日本飞机到达前一个小时便进入警戒状态，并有充分时间飞到高空等着日本飞机。那次空战中，9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日本轰炸机，因为事出意外，在仓皇应战中被打下5架，其余几架也受重伤，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坠毁了，因为据发自河内的可靠消息报道，只有一架轰炸机返回了基地。5日后，又来了9架轰炸机，又被打下5架。日本轰炸机行动笨拙，速度慢得出奇，而且在回航之前拐个180度的大弯，这时，缺乏掩护的机腹和机翼部位就成了飞行缓慢但火力猛烈的美国P—40飞机的理想目标，因此日本飞机容易受到攻击。这次空战后，习惯于以V字形飞行的日本轰炸机，再也不到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来了。
在1942年3月仰光陷落于日本陆军以前，美国志愿飞行大队中最后一个中队，由于敌人的行动和事故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前线。这三个中队频繁地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以便阻止日本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的任何地区，他们在飞机螺旋桨壳盖下画上了鲨鱼牙齿，与某些德国的 M E—190战斗机一样，飞虎队的队徽则是华德·迪斯耐创作的，是一只带有蓝色小翅膀的老虎飞跃进一大V字母（V代表胜利）。美国志愿军很快就成了中国和美国的英雄，因为他们取得了14比1的战绩，即每击落14架敌机自己才损失一架飞机。这个战绩令人瞩目，尤其是在 1942年头几个月，受创的盟军急需鼓舞人心的战事新闻的时候。美国志愿飞行员有一个条件比日本飞行员优越，即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的上空，跳伞离开受了重创的飞机，并且保证能够得到好客的中国人极其友好的接待。相反的，尽管日本人提出悬赏，交出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就给10000元现金，中国人却宁愿立即把飞行员送回基地。日本飞行员根本连降落伞都不带，他们被中国人抓到也是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快就领悟到空中优势不再专属于他们了，并随即做了调整以对付美国志愿航空队，从此只有当他们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时候，日本飞机才能袭击他们的基地。1941年12月在昆明遭受巨大损失以后，假若没有“零式”战斗机护航，日本轰炸机再也不敢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白天空袭了。
与蹩脚的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却很高级。它有两挺三○口径的机关枪从螺旋桨处射击，机翼上各装一门 20厘米的机关炮。比起自重两倍的美国战斗机，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好得多，航程远，爬升快，飞得高。“零式”战斗机的发动功率和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一样，但是飞机的重量却要轻一半，因而1937年设计的“战斧”P—40飞机性能和“零式”战斗机相比之下就显得很笨拙。但结实笨重的P—40飞机被打得满身是洞像瑞士奶酪一样时，还能继续飞行，而“零式”战斗机被五○口径机关枪射出的燃烧弹击中时，便爆炸成一团火球了。
美国志愿航空队当时只有数量很少的飞机，但要防卫中国的大片地区。为了欺骗日本人，中国木匠用竹子和木头做出了惟妙惟肖的P—40飞机，假飞机上画了中队的队徽，甚至飞虎队的鲨鱼牙齿也画上了。因为伪装得非常像，以致一次警报响起时，一名有点喝醉了酒的飞行员，把假飞机误当成他的飞机，从木头翅膀爬进了驾驶舱。到了晚上，他们把假飞机搬到了一个地方，让每天早晨从高空飞越他们基地来侦察的“偷摄者”，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架飞机。
1942年中期，日本空军开始把飞虎队当作“真正的对手”，认真地对付起来，他们派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我们天皇空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时进行一场战斗。”他们所有的人都怀疑这是阴谋诡计，只有克莱尔·李·陈纳德例外，他非常了解日本人。命令另一个空军基地的一个中队，于6月28日当天，和已在桂林的空军中队一起参加决斗，四架P—40飞机在约定时间前10分钟飞到机场西南方，在上空的有利地位保持背朝太阳。两个中队剩余的26架P—40飞机的发动机启动，并保持慢速在跑道尽头待发。
6月28日下午3点差15分时，陈纳德将军命令飞机起飞。快3点时，“零式”战斗机十分准时地出现了，地面无线电刚向上空的4架飞机发出警报，60架天皇空军的挑战者飞机已进入空域。1分钟内，20架已经开空的P—40飞机，已用最高的爬升速度进入上空。正在盘旋着的4架飞虎队的飞机，从太阳里钻了出来，向“零式”战斗机猛烈地射出一连串致命的机关枪子弹。头6架“零式”战斗机被太阳光迷住了眼睛，还没有看清进攻的飞机就冒着浓烟坠到地上或在空中解体了。而P—40飞机早就得到命令，不要陷入敌众我寡的绝境，必要时以俯冲解脱格斗，飞虎队当时只是怀疑，但不知道日本战斗机不能快速俯冲。战斗就发生在桂林机场上空，飞机在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10分钟之后，对方的燃油都用得差不多了，敌军撤退了。这短短的10分钟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日本人损失了14架飞机和机上飞行员，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有4人跳伞，但无1人伤亡。
1942年6月底，接到通知，美国志愿飞行队不久要解散，由正规的陆军航空队接管。7月3日，美国志愿飞行团解散的前一天，已经闻名世界的飞虎队全体人员，被邀请去参加桂林当地商界举行的晚会。一群身材苗条，从上海和香港逃亡出来，会说英语的漂亮姑娘，穿着轻飘飘的丝绸旗袍，黑头发上戴一朵花，站在人行道上迎接他们。他们坐卡车从10英里以外的机场到城里来，下车以后，姑娘们一个个挽着他们的胳膊，在主人的掌声中陪着他们走进宽敞餐厅，满怀感激之情的商人们筹备了这场晚会，他们称之为“慰劳晚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晚会，一直开到深夜……
飞虎队干得这么出色，为什么要解散呢？原因很简单，陈纳德遭到美国军政部的联合反对。他们不给他补充飞机，不提供弹药不给他足够的零件，从来不全力支持仅仅有253人和2个护士的飞行大队。美国许多航空队的将军都嫉妒陈纳德，这是因他从一个中学教师，航空队退伍的上尉，竟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纽曼以为还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原因，这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和正规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同样作战，在战争中同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优厚待遇，但一个小小的空军大队，却从中国政府那儿得到几倍薪资，而且每打下1架日本飞机还另有现金奖励。
美国退伍军人上尉、中国空军上校陈纳德，被征召在中国重新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罗斯福总统提出立即给他连升四级为空军准将，陈纳德同意了。思想缜密的陈纳德想得很周到，他事先没有告诉纽曼，即向军政部长亨利·史汀生提出要求，让他在美国志愿飞行队解散以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42年7月4日以后，志愿跟随陈纳德留在中国的原飞虎队人员的作战经验，对第一批刚来中国还没有经验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人员来说，那是十分宝贵的，这些留下的人，无论是士兵或是军官，都得了晋级的鼓励。尽管如此，251人中只有35人留了下来。
留下的人这么少，是一份“海外征兵法”的威胁造成的。这份文件是在十四航空队正式接管志愿飞行大队的前夕，用非外交语言向集合的志愿飞行大队人员宣读的。根据法令，美国人只能在美国国土上应征服役。据说，军政部派了克莱顿·比塞尔准将到中国来，是为了尽可能说服更多的志愿队人员留下来，加入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志愿飞行大队的人都爱他们的“老总”，但不要比塞尔插手，可是比塞尔暗示他有完全的指挥权。志愿飞行大队的人教中国小孩站在马路边翘起中指，对过路的美国人扯着嗓门喊：“Pi ss on Bi ssel！ Pi ss on Bi ssel！”（臭比塞尔）孩子们当然不懂这几个英文的意思，志愿队中的人员掀起的这场对比塞尔将军的“亲善”运动，像野火一般在昆明地区蔓延了一两年。有几个志愿队人员回美国后就应征入伍了，绝大多数人员在外国找薪金较高的民间工作，在与美国国防部订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或者为美国厂商装配坦克、吉普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是在“租借法案”项下，从伊朗南部沿海运往俄国的。
为飞虎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期已订好，飞虎队员们即将离去。福斯公司电影新闻部准备把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拍摄成电影，那些志愿留在中国的人员和当时为交接工作决定多留两星期以协助陈纳德将军的人员编成三个排，以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40战斗机作背景，虽然纽曼从没有受过任何美军的基本操练，但仍被说服去充充数，捧个人场。
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知道美国军队的口令和德国的相似，动作也差不多，陈纳德为了保险起见，把他排列在一排人的中间。他们告诉纽曼，“不要怕”，“当叫出预令时，你旁边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每一个军事操练的口令都分为两段，前面的“预令”是告诉你将要做什么动作，几秒钟以后再发“动令”，那就是行动的时间了，纽曼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当喊出“散开”口令时，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样做还差不多，接着又听到叫“向后……”口令，这是向后转180，他旁边的一个兵提醒他，三秒钟后叫出“转”字时，就应该立即转向后。最后，动令喊出来了，他也转了，不过美国和德国执行这个口令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他转身向左转到180度的四分之三时，突然发现别人都是按美国规矩往右转的，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用左脚跟转去，然后再按美国方式向后转，福斯公司只好把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剪掉几英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美国的军事操练。
1942年7月4日傍晚，在桂林军营，飞行大队医官杰特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的办公室里，纽曼宣誓加入了美国陆军，当一名中士。他们给他一块“模压”的小金属牌，这种金属牌是挂在士兵的脖子上，用来鉴别身份的，叫“狗牌”。他的狗牌上刻着ASN 10500000（Arm y Seri a LN um ber）军籍号码，他们告诉他，1代表士兵，第一个0代表无地区（美国分九个地区，用1～9来表示），而他号码中的5这个数字，只是为了使编号看起来更真一点，随便编上去的，不然的话，陆军兵籍编号10 000 000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他在两张文件上签了名，纸上印的小字连看也没看，因此也不知道一张文件上写着：“为防备被德军俘虏，我只能在日本前线服务”；另一张文件上写着“身为敌侨，我没有资格被任命为军官，被授予勋章，我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美国”。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提升为上士，后来又升为中队军士长，这是军士级中最高阶层了。纽曼在14航空队开始服务，在第76战斗机中当了机务长。第23战斗机大队有3个中从，第76中队是其中的一个中队。23大队由原飞虎队的35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是罗伯特·李·斯各特上校（他后来写了《上帝随我同飞》这本书），他不是飞虎队员，陈纳德将军是他的上司。尽管我们已是正规的美国航空队的一部分，供应却仍然极少（北非战事截留了很多运往中国的物资），日军到达滇缅公路的西端以后，立即封锁了滇缅公路。此后，除了从印度东部阿萨姆飞越20 000英尺高的喜玛拉雅雪山的低峰（有很多山峰超过23 000英尺），运来一批物资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一些飞机飞离印度的阿萨姆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在几乎终年都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飞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撞到山峰便坠毁，因此，更增加了补给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