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航空队中国特遣队里，分配纽曼的第一项任务，是摸回到已撤退的桂林前线基地，修好原志愿队用的三架P—40战斗机，使它们能飞到后方去。他和一名军士从天不亮干到黄昏，天天如此，终于把这三架飞机修好了。最后一天，中国基地司令为他们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美丽的韩国姑娘安吉拉·艾。安吉拉三年前从汉城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香港，最后又从香港逃了出来，她每次总能在日军到达之前离开险地。安吉拉像许许多多的难民一样，步行了200英里，穿过无数田野山丘，才到达安全地区——美国空军前进基地，她父亲担任过韩国驻柏林的大使，她叔叔是韩国首相，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安吉拉会说流利的德语，几个月后，她救了纽曼的命，纽曼后来和她成了知交。第二天，他和军士就到云南昆明他们的主要基地去了。
中国政府从纽曼这里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作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给他母亲去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将荣幸地欢迎一位帮助中国的人的母亲前来中国。”他母亲先取了份德国旅行护照， 1942年 10月，她先乘鲁汉沙航空公司飞机从柏林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沿中俄边界到达阿尔玛·阿塔，再在那里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鲁汉沙航空公司的子公司）的飞机到达昆明，途中在新疆的哈密停了一夜，到昆明时，她像往常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由于纽曼加入了美国航空队，他的老邻居陈纳德认为，让他母亲一个人留在战火弥漫的中国不安全，他向纽曼建议，让他劝他母亲乘一架运输机飞越驼峰，然后从孟买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开罗，从开罗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耶路撒冷。自1943年起母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和他姐姐一起生活。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母亲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她生前遍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
4拼装日制“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在昆明我们中队机库里，纽曼和一批刚来的美国兵站在一架P—40飞机的机翼上，他正在讲解对作战飞机如何维修，以及与在美国课堂所学的差别时，高个子中校布鲁斯·凯·豪洛威（战后他成为了美国空军副总司令部的四星将军）大步走到机旁，对着他说：“纽曼，老总要立即见你。”
从机库到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大约只需3分钟。到了那里后，将军说：“纽曼，我们搞到了一架很好的零式战斗机，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面日本人占领的海滩上捡获来的，他们把飞机拆卸后拉到内地来，他们说是把弄到的所有东西都通过日本封锁线运过来了，但恐怕有不少零件被损坏或丢失了。我们在过去9个月中打下的很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一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零件。这儿有一张图，残骸所在地地点都标在上面了，你们要设法拼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先试飞，然后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抗比较。你看如何？”
纽曼一时语塞，千头万绪涌入脑中，德国人、军士、最有名的、神秘的、令人羡慕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他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老总又说：“能使这样一架该死的飞机飞起来，对美国来说是极重要的，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办得成这件事。”
“谢谢。长官！”纽曼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陈纳德给了纽曼一张写有中英文的通行证，上面已贴上了他的照片和陈纳德的签名，纽曼只须按一个手印就行了。通行证给了他在运输等多方面的优先，提审日本俘虏了解有关飞机的事项，以及取得中国当局的最好的协助等。关于这架飞机的图纸、说明书等等什么都没有，要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而且是美国人手里的第一架零式战斗机，这对任何一个工程师来说都是一项有趣的挑战，纽曼挑选了得克萨斯州出生的马凯军士，也就是在几个月以前，情愿让中国姑娘把他整死的那个美国大兵当他的助手。还有6个中国机械人员，在存放飞机残骸的地方等着他们。
这个被列为“机密”的任务，预定在靠近前线的一个紧急备用跑道几英尺以外的树林里进行，当然那儿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源，他们干活的工具就是扳手、手摇钻、鎯头和各种铆钉，还有一个用来加热和矫直螺旋桨叶片的炭火炉。他们把连着机翼的机身，架在3只50加仑的空汽油桶上。当他们从打落的其他零式战斗机上拆下零件时，立即明白了这些飞机不是整批生产出来的，这为他们提供了极重要的情报。全部零件在最后装配以前都要锉修，原装的轮胎被中国农民割掉做了鞋底，他们无法恢复原状。他们只好把一架老式美国霍克双翼飞机上的轮胎拆下来，装到了零式战斗机上。那些用来包零式战斗机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日本蒙布，已被用来做了衣服。为此，他们就用中国的丝绸涂几层漆来代替。
日本飞机的设计原理非常新颍、聪明而有趣。像现在从“日出之国”进口的汽车一样，零式战斗机具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明。它的冷却器、油箱、美式螺旋桨和发动机装成一个整体。只用四个大螺钉就固定在飞机的火墙（即机头前后的隔板）上，全部燃油、润滑油、压力、温度和其他管道，都连到一个简单的“快卸”接线盒上，安装或拆卸一台完整的日本发动机以及飞机螺旋桨和滑油冷却系统，只需25分钟至30分钟，而美国飞机柯梯斯P—40或较新的北美P—51，干同样的活却需要五六个小时，这种显著的时间优势，在战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空中多一架飞机可能意味着赢得胜利，而地上多一架飞机，就留给敌人做炮击或轰炸的现成目标。零式战斗机的左右翼与驾驶舱浑然一体，减轻了接头和螺杆的重量，它的起落架很轻，只有P—40飞机起落架的1/3重，瞄准器和氧气装置等其他组合体，与德国和俄国的设计相似或是他们的翻版。
他们敢肯定，日本情报部门已经觉察到他们要修复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行动，他们企图阻止他们探索零式战斗机的秘密。日本侦察机每天在他们工作地区上空盘旋，想找到他们隐藏飞机的地方，但伪装技术优秀的中国士兵，使他们的希望无法实现，两个月后，他向司令部发出飞机能够飞行的密码电报，他们急于尽快地把这架飞机转移到桂林他们自己控制的战斗机前进基地去。他们给飞机加了100号燃油，在机腹下安装了一只日本造的副油箱（这种副油箱可以在飞机参加战斗前立即扔掉），也灌满了75加仑的燃油。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样做是最愚蠢的。
第二天上午，l架B—25轰炸机在前进机场的短跑道上着陆，随机来的是将要首次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的约翰·艾利森少校。他是个技术顶尖的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空中英雄，还记得当时的战时歌曲“强尼击落了1架零式战斗机”吗？为了保护起飞区域以及将这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至桂林，4架P—40战斗机在上空盘旋，纽曼先把零式战斗机滑行到沙石跑道的尽头，然后让艾利森坐到机舱的位子上，发动机一直没有停机。他站在机翼上，身体俯在驾驶舱里，给少校指出各种发动和飞行操纵系统安装的位置，以及如何阅读日本仪表，然后祝他好运。他们不想在备降跑道上多耽误一分钟，总是担心日本轰炸机可能随时出现而使他们前功尽弃。纽曼冲向旁边那架也一直没有停机的B—25飞机，爬上伸缩梯，钻进了尾炮塔的玻璃舱内，他俯卧着，准备好了照相机。
他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方低空盘旋，发现零式战斗机的螺旋桨不转……。B—25轰炸机只好再次降落。他赶到少校那儿，较详细地向他说明应移动那个操纵杆，可避免发动机停机。两个中国机械士帮着摇动在飞机一侧的曲柄，再次启动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的他建议少校先起飞，然后低而慢地飞往他们在桂林的空军基地，使他们的轰炸机能赶到前面去，纽曼想摄下这架珍贵的飞机在飞行时的姿态，然后再赶在它之前在桂林着落。艾利森少校应在机场上空低飞以便他观察起落架放下的位置，如果没有问题，他就给他发出约定的着落信号。
这次艾利森向前推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没有停机，纽曼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但他看到零式战斗机先摇动了一下（这是少校对各种操纵系统的性能作测试反应），然后便拔地而起，他的心是多么激动啊！少校收起了轮子，以飞行员传统的表示“没问题”的方式——摇动机翼，从他们头上飞掠而去，他祈祷上帝保佑平安无事。
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数百名大兵站在跑道的两侧，陈纳德将军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派特里克·赫尔利也专程从重庆赶来了，4架P—40飞机仍在他们头上高空盘旋掩护，按预定计划，他们乘坐的B—25轰炸机先降落，艾利森在机场低飞通过时，这架零式战斗机在他眼里真是了不起。少校低而慢地飞过，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他摇动一面绿旗，准许他降落。
艾利森少校灵巧地驾驶着这架美国飞行员从未飞过的飞机，他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进场，让飞机轮子轻轻地着陆。由于他们没有日本飞机上专用小电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机内也没有起落架放妥的警告灯。发动机油门收回后，飞机仍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滑行，突然间，飞机的右起落架向内倾斜，右机翼的翼尖触到沙砾跑道，扭曲了螺旋桨叶，也折断了机翼和机身。75加仑燃油装得满满的副油箱也被撞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居然没有受伤。飞机在弥漫的尘土中摇摇晃晃停下来了，跑道上撒了一地的100号汽油，飞机居然没有着火，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生爆炸、着火，也没有伤人。
假如你想知道一刹那间从“洋洋得意”到“垂头丧气”的境地心里是什么滋味的话，只要想想纽曼和零式飞机在中国着陆的情景就够了，他当时是什么感觉？糟糕透了！真的，他都准备好从腰里拔出科尔特—45手枪自杀。尘土消失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他检查了残骸，他立即找到了这场不幸事件的原因：飞机起飞时，一小块碎石被螺旋桨吹进起落架，这架零式飞机是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甲板上没有沙石，因而它的起落架公差精度比陆军用的零式飞机高，陈纳德立即命令把损坏的飞机搬离跑道伪装起来，并命令纽曼把这架飞机重新装好，他简直预料不到会得到这样的信任。
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学徒时期，纽曼也没有这么拼命干过，一天工作没日没夜。他的动机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急需这种飞机的性能资料，以便制订作战战术，更为了不辜负陈纳德将军对他的信赖。
在桂林机场跑道两英里外，有个机库，那儿有使用电动工具的电源。由于这架飞机的机尾部分一点没有损坏，他们把它拆卸下来，装到一辆平板卡车上，让一个中国司机开车把它运到那个伪装的机库。马凯军士和他随着平板车，用手扶住很轻的机尾，不让被风刮跑，没想到卡车司机想抄近路，离开公路从两棵大树中间穿过去而两棵树之间的距离不够装配起来的机尾水平尾翼的宽度，司机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纽曼发现几秒钟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时，他拼命地敲汽车驾驶室顶棚，可是已经晚了！惟一没有损坏的部分——机尾，现在也需要修理了。
他、马凯和几名中国人一起修复飞机的时候，正值1942年雨季。和一年前一样，他们中队撤离了桂林，他和马凯军士留下，还有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和几名以前共过事的中国机械士。在飞机修复工作即将完毕时，由于过度劳累，筋疲力尽，纽曼病倒了。伤寒、疟疾（他以前得过两次）和黄疸病同时来了！他高烧至106度，每隔36小时就冷得浑身发抖，打寒战，附近没有美国战地医院，就在此时，他的韩国朋友安吉拉来救了他的命。她让当地的中国医院安排他住了院，用挥发很快的航空汽油给他擦身，使高烧退了下来。美国无线电报务员让安吉拉和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通话，她请求立即给予帮助。不到18个小时，他躺在担架上，被安置在专门派来接他的C—47飞机里，机上有医生、护士，还有牧师和安吉拉，将军让安吉拉陪他到昆明医院。
医院的大夫立即把他隔离了起来，只有安吉拉和将军本人能来探视。陈纳德不考虑医生的意见，指示主任医师只要纽曼一旦恢复得可以回去修飞机时，就立刻让他出院。零式飞机的修复工作已停顿了，等着他回去。
三个星期以后，纽曼对医生说：“行了，大夫，让我走吧！”医生认为他哪儿都不能去，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赢了，可是后来的情况证明医生是对的，送纽曼的飞机升空后不久，纽曼就喘不上气来，飞机只好在最近的机场紧急着陆，离昆明只有100英里。过了两天他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医生非要他戴上氧气面罩，尽管飞往桂林的高度还不到10000英尺，但还是那样做了。
他穿着有毛里衬的飞行服，裹着毛毯，坐在零式飞机旁边的帆布床上指挥修飞机。就这样又艰苦工作了两个星期，这架飞机又能飞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到昆明的空军司令部，飞行员是他的中队长，格兰特·马霍尼少校（他后来死在菲律宾）。为确保不再发生起落架故障，他们决定把轮子保持在“放下锁妥”的位置，450英里的飞行一帆风顺，安全降落后，纽曼方在这架飞机的周围布置了宪兵来保护，防的并不是敌人的阴谋破坏，而是喜欢猎取纪念品的美国大兵，在他的疟疾病治好前，他不得不留在桂林，他所在的战斗机大队队长拍来电报：“零式机正常，你返回前不再飞，——豪洛威。”回到昆明后，他再次检查了飞机的各个系统，然后开始了比较试飞，用他们的零式战斗机与美国的各种飞机进行各种模拟格斗。
概括说来，从每次空中遭遇中，他们都看到零式飞机重量比美国飞机轻一半，使某些飞行能具有极大的优势。它怎么会这么轻呢？除了纽曼前文中曾经提到的诸如机翼与驾驶舱是整体的结构之外，日本军方把飞行员的装甲保护全部拆除了，又去掉了一英寸厚的自封油箱。这种油箱在被子弹打穿的情况下，自封材料是很有用的，但却减少了载油量，也减少了飞机的航程。日本人还把发动机的电动启动机去掉了，电动启动机不仅自身重达10磅，而且还需要一个很重的电瓶和粗铜线来带动起发动机马达，他们使用更轻的铝合金，采用聪明的设计思想，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去节省关键性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