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总是有利有弊的。零式飞机太轻、太单薄了，纤维蒙布的飞行操纵面又是如此脆弱易损。因此当它要甩掉跟在尾巴后面的美国重型战斗机时，却不能很快地俯冲！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确实还是发生过。他们的飞行试验评估之后，司令部向在中国的飞行员发出指示：“只与零式飞机交手一个回合，发出全部火力，然后赶紧脱离，俯冲！绝对不作一场英勇缠斗的念头……”豪洛威上校叫纽曼写一份零式飞机的情报，给俄亥俄州戴顿城怀特基地的技术专家，所有敌机的资料都在该地作分析，他努力用英文写完了报告，信差将它送到了美国，他收到的回条上这样写着：“纽曼军士，请你用德文写报告，他们不懂你写的英文。”
1943年3月15日以前，零式飞机与他们在中国所有各种可飞的飞机作比较的鉴定飞行完成后，华盛顿美国空军司令部将这驾飞机运往美国。飞机先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去兜售战争债券，然后同设在戴顿的美国技术情报组织对它作检验。
第二天，纽曼和马凯军士乘一架B—25轰炸机，飞在零式飞机的前面，越过驼峰，穿过印度，从汀江（阿萨姆）到喀拉奇，曾在亚格拉和包格普两地停留，在每个停留地，他们都对零式飞机作检查和维修。四架派来保护这架日本飞机的P－40飞机都出了问题，在长途飞行中的每一段就有一架飞机出毛病，结果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到达喀拉奇，零式飞机却什么毛病也没出。马霍尼少校驾驶着这架飞机，一路从中国飞到印度西海岸港口降落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国的掩护飞机。那儿的人看到有一架零式飞机停在他们的跑道中间，都感到非常惊奇，纽曼想，如果有一架美国飞机把它打下来，那会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呢？
零式飞机在喀拉奇分解，然后用货船经澳洲运往美国。他们降落几小时后，驻印第10空军司令比塞尔少将来看望他们，表示可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3天后他的车再次出现，守卫在他们分解零式飞机的英国P－101巨型飞艇机库门口的两名宪兵举枪致敬。一位头发灰白、身穿绉褶短皮大衣的绅士，和比塞尔少将一起从车里出来，这位年长者围着飞机走了一圈。飞机的一部分已拆卸下来，机身又架在三只汽油桶上，然而这个老头爬上左机翼并且要进入驾驶舱的样子，使纽曼不得不出面劝止，他告诉他飞机放杆不稳和这架飞机对他们空军是多么的重要，请他立即下来。
纽曼注意到了他衣领子上的四颗小星，但没有多去想它，他想他一定是一个来收集纪念品的新闻记者。这位灰白头发的人顺从他的要求从飞机上下来，道了歉，然后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诺德。”
“很高兴见到你。”纽曼说：“我的名字叫纽曼。”
比塞尔将军吓呆了。他示意他到一边，悄声地说：“这是我们的最高司令，海普·安诺德将军。”他很尴尬，反过来向这位四星大老板道歉，而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他非常和蔼可亲，因他没有认出他来而乐得合不拢嘴。他了解他的过去，指示比塞尔将军通知陈纳德将军，他已经命令他到西海岸去，等装运那架零式飞机的木箱到达加利福尼亚或奥勒同后，由他来重新组装零式飞机。
两个星期后，印度木匠做好了三只大木箱，其中一个特大箱子是装驾驶舱和相连的机翼的。为了在美国重新组装方便，纽曼把所有重要的连接部分都做了标记，然而他的美国之行却未能实现。美国政府派驻新德里的官员，查看了他在1942年7月4日签字的入伍文件，底下印着一行小字，他气疯了！一个小文官竟可以违抗四星将军的命令，这种事情在德国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陈纳德将军没有命令他返回中国，而是让他在加尔各答基地医院彻底休息，疗养一个月。这是他几年来的第一次休假。
纽曼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在中国不仅陈纳德将军赏识他，而且他的中队长和大队长也很喜欢他。1971年，四星将军布鲁基·凯·豪洛威——战略空军司令，在空军年会的讲话中，谈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担任他的中校大队长时，是这样提到纽曼的：“有纽曼当我的机务长，就如同由凯德林先生来管理一个当地的雪佛兰修车店一样……。”（查利·F凯德林是通用汽车公司有名的工程师、发明者和研究顾问）
5忙碌在桂林空军基地
纽曼在加尔各答的那段日子过得还不错，病床上铺着舒适的垫子，有热水浴，军人伙食也挺可口。加尔各答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他常到那些时髦的咖啡馆坐坐，吃着冰淇淋，瞧那些白色的“神牛”满不在乎地在闹市街头徜徉，阻塞了汽车和有轨电车。这样的街景正像他在1939年飞往中国途中所见到一样，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们。
每日清晨，她们在加尔各答用沙袋和茅草搭成的后方医院里来往穿梭，给病人分发牙膏、口香糖、平装书之类的小礼品。她们年轻，长得又漂亮，身穿平整的淡蓝色制服，明眸皓齿，个个都很惹人喜爱。在中国，除了从挂在卡车上的白床单上看到电影或偶尔有像金凯丝·福尔肯的格这样的明星来看看他们之外，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女人。
纽曼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位红十字会的姑娘，她叫弗吉亚，加利福尼亚人，一头金色秀发。那时，每天清晨，当她来到他们病房时，那些病号们就对她起哄吹口哨，他为此十分恼火。在德国，对姑娘吹口哨被认为是侮辱行为。于是他和邻床的一个家伙大动干戈，他也是一名军士长。末了，以他的鼻青脸肿和他的右臂骨折而告终。院长只好出面为他们调停，并友善地向纽曼解释说，如果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没有得到美国大兵赞美的口哨，她就会因此而感到沮丧。
纽曼在那里消磨的时间也许太长，开始不安起来，后来他终于离开了医院，搭乘一架飞机又回到了中国，等待着新的任务。
离开中国已经7个月，纽曼原来所在的那个中队的人员都已轮换回国了。现在，他必须在战斗机的维修工作中再培养另一批新手。
纽曼是机务长，手下有60名中队维修人员。其中只有一半是属于“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使仅有的几架飞机能在前线执行任务，其他人则整天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缺少工具和零件、单调的伙食以及见不到美国姑娘而牢骚满腹。所以纽曼主要和那些愿意干而又认真干的人一块工作。两个月的雨季，他们都无所事事，中队长送给他一本戴利·卡耐基写的书——《怎样交朋友与感化别人》，他希望他能按照卡耐基的忠告，鼓舞他的全班人马努力工作，借助一本破烂不堪的英德字典，纽曼好不容易把这本书读完，据他回忆：卡耐基的主张是“为了友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步”，这种观点，他完全不能接受，不过看在这个老学究的份上，他还是试一试为妙。果然不错，照着卡耐基的话心诚意挚地去做，纽曼交上了许多朋友，他的这些“被冷淡了”的人们和他的关系突然热起来了，他们邀请他玩扑克打二十一点，到了晚上，还要他陪他们到附近的镇上去玩女人，然而纽曼却没有能够感化他们把工作干得更多更好。一个月后，纽曼还得按照他的老套。让“怎样交朋友”见鬼去吧！他们这里是在作战，飞机完好正常才是头等大事，有朋友无关紧要。
为了提高发动机维修的可靠性，纽曼要求中队机械士“自愿”参加他们自己修好的单座战斗机的试飞。飞行员坐在机械士的大腿上，因为座舱太低谁也不能坐在降落伞上，纽曼自己就同那位高大的中队长罗伯特·科斯特洛少校这样飞了几次，纽曼坐在他的大腿上，飞行高度在两万英尺以上，这样才能找出发动机的毛病。飞行员对他的计划是积极支持的，因为这对提高维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天色已黑，整个机场仍荧光闪烁，仿佛是萤火虫的世界，其实，那是技师们工作的手电筒，用以检查管道或接头是否牢固，惟恐第二天纽曼建议他们“自愿”参加试飞。
为使他们的飞机上天，需要零配件，但运到中国的零配件总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只好从被拖进机库再也不能起飞的“机库皇后”飞机上拆卸，用来维修同一型号的飞机。有一次，纽曼还用锯子和锉刀把一块一英寸厚的坚韧而不导电的水牛角，做成了个分电盘的打火头，用以代替刚用不久，但已出现毛细裂缝的胶木。这一故障曾使 15至20万伏特的高压电火的电弧，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跳过裂缝，造成发动机点火失灵和损失马力。水牛角做的零件使用寿命和飞机原来的一样，也是一年，用它来代替胶木，材料专家对此一定会感兴趣。
有一架P－40B飞机的机枪发射同步器坏了，结果机炮把自己的螺旋桨叶打穿，由于缺少螺旋桨，这架老的P—40B战斗机9个月以来都在桨叶根部带着三个枪眼。要是放在美国检验官身上，这架飞机是绝对不允许再飞的。还由于缺少备用轮胎，他们只好把飞机停放在跑道的尽头，在没有轮胎的尾轮下面垫上空子弹箱，然后飞行员把发动机加大到最大马力，同时紧紧地踩住刹车，直到飞机用力把尾部抬起，机身呈水平状态时，再让飞行员突然松开刹车，这样飞机就可以在尾轮没有轮胎而又不触地的情况下安然起飞。运输机的轮胎也很缺乏，橡胶轮胎被锋利炸弹碎片划得遍体鳞伤，这些弹片散布在沙石平面的跑道上难以清除。我们的一架道格拉斯—47运输机，在只有一个橡胶轮胎的情况下，飞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另一个轮子则是用了一条直径一英寸的马尼拉麻绳紧紧地捆在轮圈上。
战争期间，纽曼在桂林度过了最令人兴奋的春季和夏天。每天黎明之前，看到机工长们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飞机的情景，真是令人振奋不已。这些P—40B飞机夜间都疏散在机场边缘。发动机要做“预热、试大车”等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每架飞机的12个排管都排出明亮的火焰。吓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吼声震撼着大地，划破了整个前进机场的寂静，这种震撼也许只有那些热爱发动机的人们才能理解。数分钟后，天亮了，光线划出桂林圆形山峦的风貌。当太阳爬出山腰时，机械师把他们的P－40B飞机滑行到飞行员待命的帐篷前，一辆敞篷卡车从营房运来了一筐筐炒蛋三明治和咖啡……
夜间又是如何的呢？纽曼在中国许多空军基地待过，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惟有桂林在夜间遭敌机多次轰炸。原因很简单，远东当时几乎还没有什么导航设施，但那条从广州（在附近日军有一个基地）到桂林的铁路，在明亮的月夜下，那两条闪光的铁轨是敌人领航员最理想的参考目标。在收到中国部队地面防空网发出“发现不明飞行物”的警报后，他们通常起飞二至三架P－40B战斗机，在空中等候敌机。夜间，日军轰炸机有个先天性致命弱点，其排气管口没有遮蔽火焰的装置，在夜空里喷射出明亮的黄色或淡青色的火焰，是非常理想的追击目标，不少日军轰炸机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一天夜里，中队长约翰·艾利森少校，在5分钟内就击落了2架日军轰炸机。
到了1943年中期，用飞机撒传单成了一种新式的战争。新成立的中美混合联队的一架飞机，向日本占领的香港地区为中国人散发了一封信：
你们的朋友谨向你们致意，这张传单是由联合国的飞机散发的。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日本占领区的上空飞行，向日本军阀讨还血债。我们一天天在强大，日本在新几内亚、索罗门群岛和南洋的战场一再溃败。我们摧毁其飞机，击沉其军舰，他们的五艘航空母舰已葬身海底。在中国的盟国空军所向披靡。联合国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妇女遭奸淫，生灵涂炭，财产被掠夺，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强盗迫害你们、给你们留下的奇耻大辱。你们在振作精神，同中国军队的弟兄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回到香港。
这些传单是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的前两年撒下的。
“双十节”那天，一架教练机在他们头顶上散发传单，结尾说：“我们没有忘记送给你们一点礼物来振奋你们的精神，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的民众共同欢庆，谨致。”
1943年前不全是在“战争是地狱”的情况下度过的。士兵们总是要寻找机会到最近的城市里轻松一下，他们的士兵总是不难找到愿意合作的年轻女人，但这种消遣太昂贵了。珍贵的汽油用来开车进城，轮胎被嫉妒的中国男人割坏，醉酒的士兵被抢劫。在中国，士兵们染上性病的越来越多，陈纳德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由来已久的职业性问题。为什么不采取严格禁止士兵进城，把山搬到穆罕默德面前的办法呢？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在桂林机场的入口处建了起来，地面一层设有带酒吧的舞厅和自动钢琴演奏机，播放着流行的“不知道楼上在干什么”。楼上都是一些小卧室，管他是“圣人”还是“情人”。军官们可以在双数日自由地出入“百老汇旅店”，单数日是专门招待士兵的，就好像70年代单双日汽油配给制一样。但星期天一律谢绝……
那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可以在桂林弄到日本安南的上等啤酒，不过也没有人敢问酒是从哪里运来的，是怎样通过日本的前线的，他们也用不着管这些，在他们面前，摆着带有“上海制造”商标的啤酒瓶，其他的带有“河内制造”的商标，想喝冰镇啤酒，却没有冰箱，但这难不倒那些聪明的美国大兵。他们在副油箱的顶部割开一个洞，来一个“啤酒飞行”，这个空中“电冰箱”里装的不是油料而是瓶装啤酒。飞机在15000英尺高空飞行10分钟后，储存在飞机副油箱里的啤酒就变得冰凉爽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