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分享着驻扎在全世界的几百万军队的欣慰，据说有的地方朝天鸣枪，以示庆祝，但在中国的战斗机基地，却是一片沉寂。在中、缅、印战场上的许多士兵，特别是自愿回到中国来执行第二次任务的士兵们，感到很痛苦。他们的头儿，从1937年起就开始帮助中国，但到后来，却受到一些将军们不公正的对待。罗斯福总统生前一直尊重陈纳德，但已不可能再出面保护这位退休的前任军官了。1943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过陈纳德将军，当他们头儿离开办公室后，据说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能有此人在我们一边，真是太幸运了！”现在他们知道出于某些健康方面的原因，陈纳德将军距战争结束前仅6个星期的时候，在中国辞职了。大多数美国人都熟知陈纳德将军是“飞虎队的象征”，而且已经成为一位大众敬仰的民族英雄。他在全世界的声威，使得他衣领上的两颗星星，比中、缅、印战场上其他将领的星星更为明亮。使他们这些在中国呆了很久的人感到最痛心的是几天以后，他们的最高司令部居然没有正式邀请陈纳德参加在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只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问了一下“陈纳德怎么没来？”
在陈将军1945年6月底离开中国之前，纽曼收到过他寄给他的一封“辞别与祝福”信，催促他一旦战争结束必须立即飞往印度的喀拉蚩，登上运兵船，以便在美国入境时成为“上千个返国士兵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减少那些被他称做“惹是生非者”将他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的机会。考虑周到的陈将军甚至还附上一封致任何可能的雇主的推荐信。
纽曼的名字连同他的中队长卢伯纳少校，被列在返回美国的第一批名单上。1945年8月18日，纽曼离别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再回来。离喀拉蚩港不远的沙滩上，给成千上万待返的士兵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帐篷城。大喇叭一天24小时都高声广播着即将随第一艘运兵船回家的人的军阶、姓名和军籍号码。那是一艘名叫“胜利”号的船，已停泊在港口，正在将货船改装成运兵船，打算装5000名官兵和200个护士回美国，而不是任何战争物资。纽曼在码头附近的印度沙滩上度过了10个夜晚，等待着货船改装完毕。为以后的日子做准备，他在喀拉蚩城里买了1套典型嵌花的孟加拉黄铜鸡尾酒餐具，连同他在中国买的3顶人力车夫戴的草帽，想使几个美国姑娘高兴高兴。除了学生的黄铜餐具外，他还有一架120低音键的霍纳手风琴。他的琴艺，虽然不高明，但曾用这个手风琴响亮地为志愿队的士兵们奏过凯蒂·史密斯的歌，像《月亮爬上山》或者英克·斯鲍兹的《当光芒重新照到世界》等。它从1941年志愿队成立之日就开始在中国陪伴着他，加上德国的普劳贝尔照相机和相册，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多。但说实在的，他只有这些东西，连一件便服都没有，……他想像着三个星期都将在海上沐浴阳光，经过阿拉伯海，苏伊士运河，再经过西西里岛和直布罗陀，跨越大西洋然后回到美国。
随着“纽曼军士长10500000号”的叫声，纽曼登上“胜利”轮，身后跟着若干个士兵。恰如他设想的航海计划一样（但并不按“捷足先登”的原则），先上的可以随意选择自己住哪个舱，他们被送到舱的底部，整艘船从底舱开始装人。每个士兵只允许上船时携带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物品。但更难为人的是，一位管补给的军士在喀拉蚩发现了由印度汽轮错运来的几千套冬天穿的军大衣，所以命令每个人将一件大衣放到行李袋中再带回去。那位站在船踏板前的海军上尉很同情纽曼，并允许他分两次将他的东西拿到船舱底层他的床铺前。甲板上的舱位是军官和护士们住的。纽曼的吊床是三层铺中最下面的一个，离船的推进轴的盖罩仅1英尺远。吊床之间的垂直空间太小，只要一翻身，膝盖就会碰到上面那个家伙的后背。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一部分士兵被指定为在海上23天旅行中担任宪兵，纽曼就不幸被选中。但庆幸的是在整个回程中，派他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执行勤务。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当宪兵应该监视些什么？
尚未离开喀拉蚩以前，“胜利”轮下面的第五层舱就热得像烤炉了。白天外边的温度为华氏105度，晚上降到90度。由于他们的位置在海平面以下，连个新鲜空气的送气孔都没有。启程后每天给他们吃两顿饭，无地可坐，要站在狭窄的船尾突出部用餐。吃的也很简单，浓缩的牛奶、脱水鸡蛋、缩水的土豆，一切都是缩水的。但船上的海军船员住得很舒适而且一天能有三顿饱饭。离开印度4天后，洗用的淡水用完了，这以后只能用咸水淋浴，擦了肥皂后身上粘糊糊的。启程后疾病也开始蔓延，400人挤在这缺乏空气的第五层底舱，炎热之中散发出一种恶臭，每天只有两次到甲板上放风，每次一小时，透透新鲜空气。尽管这样，底舱的人们仍无法忍受。纽曼发誓，今后永远再不乘船了。
船在航行中还要受战时灯火管制的限制。军官和护士们便充分利用灯火管制和温暖的夜晚，在他们船上的许多隐匿处、角落的救生艇的蒙布之下约会。纽曼对宵禁之后的“社交活动”并不介意，但他却讨厌那些把栏杆拉直的铁索。夜间执行宪兵勤务时不允许打手电筒，每次要有4个小时在颠簸的船上摸着栏杆走，纽曼右脚的外胫碰到了这些倾斜、间距又不规则的铁索上，正好碰着膝盖以下5英寸处。尽管他在黑暗中想尽量避开，但仍被尖锐的铁棍刮得疼痛肿胀，有外胫的肿块3年以后才恢复原状。
回国的海上天气极坏，而且海面也不平静。 5200人的重量与满载的货物比起来是天壤之别，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忽上忽下。北大西洋波浪滔天，他们通过直布罗陀后，大浪把“胜利”号的推进器时常推出水面，结果使大轴超速，使船身嘎里嘎啦作响、抖动，特别是推进器的罩子。包括纽曼在内的可怜鬼们，在它的旁边简直无法入睡。他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找个机会乘飞机去纽约（空军人员有权飞回去），却落得在船上活受罪。但也感谢上帝在过去4年战争中把他安排到了空军而不是海军。
离开印度第23天，船上广播宣布，他们将在当天深夜抵达纽约，并在港口外停泊，等待天亮和涨潮时进港。港务当局通知船长，纽约将有很多船来欢迎这艘运兵船， 5200名军人都准许站在甲板上，观看进入港口的情景。随后则是纽曼最担心的。船长最后提醒士兵只准许从床铺到甲板带一次东西。“完毕，祝你们好运，上帝保佑你们！”他们以和他修好的精神鼓了掌，无论如何船长总算把他们安全运到了纽约。
终于，期待的时刻来到了！运兵船上最后一个早晨，所有的人在破晓前已经起来，走到甲板上沿船栏找个地方来观看进入纽约港。两面红色与金色的旗帜写着：“第一批来自中、缅、印返国的部队”，分别拴在船头左、右舷的栏杆上。由于在执行宪兵勤务时，对上甲板的“地势”了如指掌，纽曼领着20个人从烟囱旁边的隐蔽楼梯，爬到了比上用板还要高30英尺的狭窄平台上，恰在船的雾号之下。他们占据了这个视野最好的地方，拥挤一点又有何妨！
七点半船起锚，离港区入口处只有半英里。几百条私人快艇开来欢迎他们，船有大有小。斯坦顿岛的轮渡和港口内所有的船上，都装饰了五彩缤纷的信号旗，灭火船喷出高大的水弧，一支妇女作战辅助队的军乐队，在游艇上奏起德国的战争歌曲《莉莉·玛丽娜》来欢迎他们。每艘经过的船只，无论大小，都鸣号、鸣笛或摇钟三响表示“欢迎回家来”。他们头顶上的雾号，对每次致敬都致以三声震耳欲聋的深沉的吼叫，空气激烈的振动与颤抖，他们不由自主地担心起自己的耳膜来了。现在已不可能再离开平台，下面的每寸地方，包括隐蔽的楼梯都挤满了人，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早晨。太阳正好在这时钻出云层，照耀在自由女神、帝国大厦和曼哈顿岛林立的摩天大楼上。
美国人如此庄重而热烈地欢迎她们的儿女，使得许多坚强的战士也不禁热泪盈眶，四艘拖轮把他们的“胜利”号逆流拖上哈得逊河，然后泊在新泽西州的陆军码头上。
他们下面，在码头上，海军的乐队在不停地奏乐。纽曼向下望去，看到红十会的姑娘们给每个上岸士兵一些吃的或喝的。他脖子左侧挂着手风琴盒子，脖子右侧挂着照相机，背后背着3顶人力车帽子，肩上扛着沉重的行军袋，在甲板上挣扎着到跳板处，那里竟窄小得容不下他和手风琴同时过去。“快点！”那个曾把他顶上来的士兵，也没同他商量，把他的手风琴抓起来，放到跳板的木栏杆外面就撤了手，简直要把他的脖子险些拉断。沉重的行李袋挂在一只肩膀上，空手扶着栏杆，他顺着陡直的跳板蹒跚地走了下去，浑身汗透，双膝抖动着。
踏到地上。一个红十字会姑娘把麦管插进纸盒包装的牛奶，送到纽曼嘴里，并捧着纸盒在他左边同他一道走。纽曼一面吸着牛奶一面要赶上前面的伙伴，他急急地走向等待着开往新泽西州狄克斯堡退伍中心的运兵车。另一个红十会姑娘拿来两个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后来才知道里面涂满了草莓酱。由于纽曼需要用两只手来平衡一直要从肩膀上溜下来的行李袋，送三明治的姑娘只好把它塞进他湿透的衬衣里。他回过头来谢谢那两位大笑的红十会的姑娘，就在那时，纽曼前面的士兵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的行李溜到后面快到拖地了，纽曼一下子摔倒在士兵的背包上。这下子可惨了。这一跤摔开了他衬衣内的两个蜡纸包，果酱流进了他的裤子和内衣，然后再到袜子和军鞋。到火车站250英尺的距离，果酱滴了一路。一个小时后，到达狄克斯堡，他被允许第一个去冲澡，换上一件干净的军服。
每个从国外回来的士兵，在上岸后的第一晚都能享受一顿牛排，由德国战俘伺候，第二天早晨便是迅速体检。每个士兵还可以给美国任何地方免费打一个电话。填完服役记录，给一份荣誉退伍证，然后给退伍金。从狄克斯堡到你原先入伍的地方，每英里5美分。轮到纽曼时，管出纳的军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狄克斯堡到中国桂林有10000里？“不可能！”
他找来了一位少校，这位少校做了所罗门式的决定：“我们可以把你用飞机送回中国，或者由你选定你计划安顿的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将按每英里5美分付给你到那里的费用，明白吗？”
“是，长官！”
没有问到纽曼的公民身份，陈纳德是对的。但他给华盛顿的免费电话却令人大失所望，克莱瑞丝此刻正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室友说：“没有，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口信……不，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纽曼想，算了，还有其他姑娘呢。他要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找莫沙普夫人的小妹妹贝茨，她曾从加州的埃尔辛诺写过信给他，由通信结识的贝茨十分漂亮。
退伍了，但仍穿着军装，纽曼搭上空军运输司的飞机，从拉瓜地机场到旧金山，票价五美金，那是租一具降落伞的钱。他打算去洛杉矶，大多数美国的飞机工厂设在那里。这架飞机总算是到了金门湾，纽曼和20个旧金山区退伍的大兵挤在一辆灰狗巴士里，低着头站了8个钟头才到了洛杉矶。巴士沿着加利福尼亚美丽的AI海湾公路行驶，经过了卡米尔、圣路易、四角羊、圣大巴巴拉。这些城镇真美，他们心情为之兴奋。歌唱欢呼，就像一群孩子。
在洛杉矶的比尔特摩饭店，纽曼和美丽的贝茨小姐见面了。他们是通信认识的，她是一位专业的模特儿，就是1944年纽曼在芝加哥遇见的那位钢铁公司的总裁的姨妹。她丈夫是B—24机的轰炸员，在1942年的一次出击任务中失踪。在往埃尔诺2个小时的行车途中，他们又互相了解了很多，纽曼在她们尤加利树围绕的房子里，同她家人度过了轻松的一天后，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以后几天，贝茨每天开车送他到洛杉矶附近的飞机制造厂去，他希望能找个活儿干，他们也去了一些服装店，希望在贱卖的衣服堆里能找到几件适合他穿的便服，这可不容易，因为1942年以来，在美国一般已不再制造便衣了。
陈纳德将军的引荐信，在纽曼约谈的4家飞机厂中的3家还算管用。尽管那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程师们被解雇，他们还是同意雇佣他，他接受了道格拉斯在桑塔·莫尼卡工厂的研究与发展工程师的职务。洛杉矶郊区西木村的“巴洛克”商店，有适合他穿的战前做的服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应俱全。范格·R是道格拉斯厂里管聘雇人员公共关系的女孩，她工作效率很高，在桑塔·莫尼卡峡谷的海边帮他找到了一个单身汉的床位。
纽曼打算好好地干活了。因为这是他的美国的第一次就业。但是道格拉斯的安全部门惹起了麻烦，他们不同意给纽曼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他就进不了实验室。因为他仍旧是敌国的国民。道格拉斯知道华盛顿众议院已经通过了H . R. 3341归化提案，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却刚刚在考虑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吧！”道格拉斯向纽曼建议，并保证不会把留给他的工作再给别人。
无所事事，无限期的等待，这不是纽曼的格调，洛杉矶时报上有几百个招聘退伍机械师的广告，战争期间美国绝大多数汽车保养不当，需要修理。到第一家只面谈了几分钟，他便被西木村的雪佛兰·奥斯莫比推销商布列斯和派顿公司选中，他买了辆二手货的自行车以便来往于桑塔·莫尼卡，再从附近的“希尔斯”买了一身工作服和一套工具。第二天一早，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就开始了。
车行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营业，尽管纽曼喜欢在离开他租的屋子半条街远的海边度周末，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周末的工作，从星期五晚上6点到星期一早上6点，在加州汽车俱乐部（CAC）的车库里。他这样做并不是他缺钱花，或想多赚点钱（那些想要CAC帮助的车主们，总是慷慨地给小费），而是这样他就可以随便使用CAC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他们的液压汽车吊挂在内。周末他可以保养他自己的汽车——当然在当时他还没有一部车。没有过多久，他花了200美元买了一部1933年的“庞蒂艾克”轿车，它可是从前的“天之骄子”，价格之所以这样便宜，是因为8个汽缸中只有3个能工作，车身上的漆也快掉光了。4个星期以后，发动机像小猫一样得意地咕噜咕噜叫，至于喷漆，他用女主人的真空清洗机的气枪，把“锈蚀斑斑”变成“光亮照人”。他把“庞蒂艾斯”卖了600美元，然后买了一辆他有生以来最漂亮的汽车——淡蓝色的1939年的雪佛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