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木村的雪佛兰车行里，纽曼开始对美国一般民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比较纯朴，用车比较老式，但人都很和善而且很容易相处。无论是教师还是农民，对于将他或她的车修好的人，这些坦诚的人总要找到你，给你一些钱，并且友善地说：“买瓶啤酒吧！”而那些拥有“拉·赛拉斯”、“别克”或“克莱斯勒”这类大车的有钱的主儿，连个谢字也没有。
每个星期三晚上，纽曼去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温习工程课程，这是“士兵权益法案”所允许的。他不仅是复习7年前在德国学的知识，而且以前在德国学的公式是简单的“公制”，现在要改成复杂的、难以应用的“英制”。为了怕万一在他为格拉斯工作之前发生什么事儿，例如参议院或总统不批准通过他为美国公民的提案等，他学习了联邦航空署（FAA）的飞机和发动机机械课程，通过了考试，获得了FAA颁发的许可证。这样作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他总可以在民航公司找个活儿干。
但一切如愿，道格拉斯的人不断地追踪关于纽曼的提案在华盛顿的进展情况，等参议院通过之后，杜鲁门的签署只是迟早问题，他们就要求纽曼即刻开始工作。他仍保留了参加加州汽车俱乐部的周末工作，这样可以多赚点钱。有一个星期六早上，纽曼在车行接到一位“帕卡德”豪华轿车主人的电话，说：“电瓶用光了”，并告诉纽曼他在桑塔·莫尼卡银行前已经空了的停车场等他，他去了，看到一位硕高、灰白头发的男子双手叉着，靠在他那黑色“帕卡德”车的前挡泥板上，一位瘦小的女人坐在后面。为找她的坏电瓶，他打开了“帕卡德”，发动机的右盖，看到发动机旁竖放了一块木板，上面有许多不同长度的管子，一根根地排列着。他很快放下车盖，绕过去打开左侧盖，也有一块板从上到下挡住了发动机的视线，但这块板上缠了许多电线和线圈，于是他弯下腰从驾驶座位一侧往底盘下面看，根本没有电池！这是怎么回事？纽曼抬头望了一下正在看着他的那个人。
“我是鲍里斯·卡洛夫”，车主人自我介绍。（此人是首演“科学怪人”的英籍男红星，当年是老少皆知的名人）
“我叫杰哈德·纽曼”，他答道。
“你不认识我吗？”
“不。”
“你没看过法兰肯斯坦因吗？”（当时最流行的科学怪人电影）
“你是说城堡吗？没有，我从没去过莱茵河。”
这个高大的男人沉凝地看着，他的身材仿佛变矮了些，然后他解释了找不到电池的秘密。他的车共有4个电瓶，都放在后座椅垫下面，这4只电瓶同时带动着一台电风琴，琴键装在驾驶座和后座之间的隔板玻璃后面。
那位卡洛夫夫人，当她丈夫在银行呆了很长时间时，她一直在弹钢琴，电瓶给她用完了。纽曼把“帕卡德”启去了以后，鲍里斯·卡洛夫问他能不能看懂一本德国维修手册，并邀请他去他在比佛利山庄的家。那里还有一辆“世界上最好的车”，一辆梅赛迪斯·宾士300SSK，他是无论如何不会送到任何车行去的，还说他的车仅需要认真检查一下就够了。他有许多朋友，男、女演员们，他们有高级的外国车。他又补充说：“如果你能在星期六去他们家里检查车，他们将会很高兴。”这可太妙了！纽曼停了汽车俱乐部的工作，开始跑一些好莱坞著名影星的家，包括英格丽·褒曼（Ingri d Bergm an）的家，他自己订好两个月内每周六跑两家，然后，他就能在海滩度过他自己的周末了。
那么在道格拉斯的工作又怎样呢？那是最令人满意的。纽曼逐渐熟悉了和同行们一起工作，在高度技术气氛中做试验，撰写或编辑技术报告，他有时白天工作，有时白天、晚上一起来。派给他的工作任务有研究雾分子对飞机操作系统的影响，座舱增压器主轴故障分析，喷气发动机后燃烧器的研制（那时，喷气发动机的这个组件由飞机厂负责，而不是发动机厂管）。纽曼会见过老邓诺德·道格拉斯两次，他是他们公司的领袖。纽曼和他的顶头上司，以及同事们，甚至他那可爱的金发秘书（他同其他6位工程师共用）相处得都非常好。
一石冲破了这宁静与美好，陈纳德将军从上海发来一封电报，他提出要纽曼在他将要在中国组成的一个航空公司，担任特殊计划工程师的职位。他已经从战后剩余物资的清单中，购买了两打全新的C—46运输机，目前尚在夏威夷。他给的薪金比道格拉斯多几倍，而且不要纳税。纽曼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给陈纳德回了个“敬悉”的电报，并告诉他很快就会答复。
克莱瑞丝当时在德国担任美国司法部派在那里的检查官，他们经过几次电报来往，她于1946年10月飞越大西洋到纽约和华盛顿，然后到波尔班克的洛杉矶机场，这时克莱瑞丝第一次到西部来。那天天气非常好，能再次见到克莱瑞丝真是喜出望外。车上有两支香蕉可以在到桑塔·莫尼卡的路上吃，纽曼竟把香蕉扔了，而把香蕉皮留在手里……48小时之后，他们结婚了。
纽曼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来自华盛顿的律师，他在美国第一次请吃饭的女友——这个充满活力的小生命！克莱瑞丝很快飞回她在康涅狄克州的家，把她的“德索托”双座车开回到桑塔·莫尼卡，里面还坐着一只6个月大柏林出生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先生。纽曼通知了道格拉斯，他们很慷慨地向他提出无论何时从中国回来都可以再雇用他。他电告陈纳德将军，将去两个纽曼加一只狗。他卖掉了心爱的雪佛兰，和克莱瑞丝一起列清单，哪些应装进“德索托”，哪些应装到几只能用船运到中国的木板箱子里。清单中还有狗食，睡袋，行军床，烘干的咖啡，两只漂亮的“哈咧伯登”铝皮箱子装满了冬装夏衣，以及一个“克莱帕”的橡皮艇，是克莱瑞丝从德国买来送给他的。运输公司向他们保证会把“德索托”放到甲板下层，受到严密的保护。这是一艘慢船，周内将离开旧金山。
1947年1月，纽曼乘联合飞机公司的DC—4飞机到达檀香山，他们相互告别——“上海见！”第二天，克莱瑞丝同西普斯在旧金山搭上了过去的运兵船“海猫”号。
8 三临中国与准备西行
1947年，夏威夷群岛瓦奇奇海滨只有三家旅馆。纽曼和同机人员住在莫纳旅馆，准备将陈纳德将军从战时剩余物资市场购买的24架新C—46运输机中的一架，飞渡到中国，陈纳德将军新近组成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大队（联合国救济总署空运队），后来改称为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经过30分钟的环岛试飞，俯视了“钻石头”和“珍珠港”，便可向西远飞了。他们经过几个中间站，长途飞越太平洋到联总空运队设在广州的总部。这时距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并迫使美国对日宣战还不到6年。
国际民航组织禁止C—46这类双发动机的飞机飞越辽阔无际的海域（像太平洋那样），因为万一有一台发动机熄火，即使天气良好，把所有携带的货物都甩掉，一台发动机也不能保证使飞机保持高度飞到沿海的任何一个机场。
陈纳德将军无暇去顾及这些规定，他叫夏威夷的机械师在每架C—46飞机的腹部加装了两个临时的油箱，用来增大越洋的航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旦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在飞往西方的路途上又没有足够的燃油。飞行计划是每天出发一架，第一站在京斯顿岛停留过夜，这是裸露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岩石，大小如同航空母舰的甲板。岛上除了一栋简易的草棚和栖息在沥青跑道上的成千只海鸥外，一无所有。到达的飞机必须要嗡鸣数次把鸟赶离跑道，才能降落。第二天清晨还要开枪将鸟轰到天上才能起飞。
他们依次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岛、关岛和菲律宾过夜。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锈蚀的登陆艇，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运输船的残骸，仍半截淹没在当时交战海滩附近，或更远点被击沉的地方。有些在珊瑚滩上触礁，从空中望去在熠熠发光的浅蓝色水面上清晰可辨。
在马尼拉休息和游览了3天之后，他们飞向华南的广州，它在香港北面80里。陈纳德的属下为纽曼在广州郊区靠机场附近的东山，租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克莱瑞丝到达之前，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房间。3周后他飞往北方，到上海去迎接她和“西普斯先生”。当看到她从“海猫”汽轮的甲板上向他招手，以及她和西普斯从陡直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他的心快乐得发抖了。
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住了几天，克莱瑞丝和西普斯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洪流中，而且初次尝试了人力车的滋味。随后他们3人飞往广州。
那时陈纳德将军打算将总部迁到上海，空运队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搬到那儿去。大战前，上海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比作为省城的广州洋气多了，广州虽离英属香港不远，但没有人说英语。上海市内有800万居民，大上海则有1200万。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数以千计从希特勒统治下流亡而来的犹太人，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在市内大肆推销西方货，这些在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一直是“稀罕”货。外滩过去是（现在仍是）上海最美丽的街道，它是一条林荫大道，与蜂拥着货轮和帆船的五彩缤纷的港口平行。沿岸是外国的领事、大使馆。靠近外滩排列着有电梯、餐馆和屋顶花园的现代商店，真是世界大城市该有的尽有了。正如闹哄哄的纽约，人们在摩天大楼旁边可以找到小而静的教堂，喧闹的上海毗邻着高楼大厦的是小小的庙宇，和尚们在那里静静地念经、烧香。剃度的和尚身披黄袍，脚踏草鞋，手摇铜铃，不时敲打着从屋顶悬吊下来的大木鱼。
在中国经历了2年的和平（1945—1947年）以后，从最新式的美国车到德国的电器，上海什么都能买到。它也是世界级的“罪恶之都”，众多的夜总会、跳舞厅、现代化的商场、市中心的跑马厅、赌场，几百万诚实的工人，形形色色的中国和白人恶棍，数以千计的出租汽车和人力车。但直到1947年在上海电话却仍屈指可数。
纽曼负责管理中国的机械人员，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断地维修从夏威夷飞来的24架C—46运输机，这些飞机现在为国民政府紧张地运货。管零件的美国经理终日在酒醉中度日，克莱瑞丝不得不协助零配件供应，使联总的飞机能从上海起飞。她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零件库，并建立起料账卡登记制度。起初零件很少，后来从冲绳和塞班岛的战时剩余物资中，接收了许多C—46飞机和它所用的柯蒂斯·怀特发动机的零件。纽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克莱瑞丝身穿肥大的棕色外套在那里开箱，并按照C—46维修手册的简图来核对新到的零件，雇来的中国木匠按她的规格要求搭起了货位架。
一周7天，每晚从肮脏和炎热的虹桥机场回家，只要在门前按一声喇叭，门就会神奇般地开启，他们的门房，年约50岁，能操流利的英语，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理。他身穿洁净的浆过的白制服，站在吉普车司机座位那边，手捧着的克铬密盘中，放着两大杯冰水，克莱瑞丝和他常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而又会讲两国话的中国人愿意为他们所提供的菲薄待遇而工作。有一天，克莱瑞丝没有去上班却揭穿了这谜底。从他们日常起身到机场后一个小时到回家前一个小时，他们家的电话铃隔几分钟响一次，门房在接听电话又打一个简短电话出去。克莱瑞丝又发现门房有一辆人力车和三轮车，由于纽曼家的电话总是闲着，门房就用它来调度车辆，大赚其钱。
1947年时在中国，如果要发财，门道很多，例如美元对国币的官方汇率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一样，通常差额为1%到2%，这就为某些人提供机会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合法地自一处兑换钱再拿到另一处出售，赚取成千上万的美元，这样干的大有人在。
中国官员要想发财致富的门路就更多了。有天晚上，纽曼接听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设计一种可以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转弯指示灯，这种小玩意儿可以装在汽车的外面。此匿名人声称，是警察局长本人打算投资生产大量的这种指示灯，当生产数量足够配备上海所有的汽车和卡车时，警察局长将颁布市政府条例，命令上海所有的机动车，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装这种转弯指示灯。从布告发布日到安装限期没有几天，这样便无人能与警察局长的指示灯竞争了。
另一个上海官员设法缝制了几千件坎肩（背心）以图暴利，他把坎肩发到市辖的警察局，然后颁布一项指令要求人力车夫“在马路上干活时”必须穿坎肩。布告的官方理由是，“即日起人力车夫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膀子（赤膊）拉车……”，倘若车夫没有坎肩（多数车夫除了草帽、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短裤袜和草鞋，一无所有），他就会被抓到附近的警察局（那里有背心卖），然后不得不穿上坎肩。
1946年，乔治·马歇尔调停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纷争的努力失败。到1947年，从联总空运队运货情况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已经向南推进了，民用货物被更多的武器弹药所取代，以支持国民政府军在北平以北的战斗。回程时载的都是伤兵或能买得起机票的有钱难民。C—46飞机的妥善状况随战争日渐吃紧而急剧下降，他们对飞机定期检查保养的次数越来越少，又如同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只要能凑合就行了。
他们随时从一架停在机库的C—46飞机上拆下零件，以应其他飞机的急需，有时飞机刚落地就把仪表拆下来装到另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上。幸运的是他们连一架飞机也没被对方地面炮火打下来。但也出了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故：一架C—46运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熄火（因缺少干净的润滑油），这时飞机已爬升到5000尺的高度，企图向20000尺爬升，螺旋桨完全停止了旋转。为了用单发动机维持高度返回启德机场，组员只好把沉重的箱子推出舱外，迅速地减轻飞机的重量。箱子掉到稻田里摔散了，更要命的是被扔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一箱箱崭新的钞票，有好几十亿元之多。武装部队马上被派去寻找这些箱子。傍晚接到报告，只找回不到一半的钱，其他的全散落到荒郊野外去了。
共产党从华北向南推进的形势显然已无法制止，他们进入上海好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陈纳德决定把主要工作基地转回南方的广州去，纽曼不得不再次搬家。克莱瑞丝把“德索托”在上海卖掉，随着共产党不断进军，对可靠的美国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她的1940年出厂的车并不难卖，但从哪儿弄到美元呢？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没有一美元，因那时在中国私人持有外币已不合法，他们可以给她白金、黄金条子、钻石、珍珠和每天都在贬值的中国钞票，但他们坚持必须用美元买。后来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非常想要克莱瑞丝的这辆车，他把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转到了克莱瑞丝的账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