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广州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拜访陈纳德将军，他决定在这个大城市留到最后一刻。在他家里，他们见到了漂亮的陈香梅小姐，她出生在北京，在香港上的学，1947年圣诞节前她成为陈纳德夫人。大战结束前纽曼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18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访问陈纳德将军。至今，安娜·陈纳德仍很美丽，是华盛顿政界的杰出人物、美国总统的老朋友，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和殷勤好客的社交界名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顾问，是从韩国到菲律宾等远东国家的专家。此外，安娜·陈纳德还写过十几部书，其中一部分畅销各地。
在广州郊区，他们租了一处很好的房子，请了一位电工来检查220伏电路系统。这个冒失鬼用两只手分别捏着火线和地线的裸线，220伏特电流通过电线和他健壮的身体，使他涂着发蜡的头发像豪猪毛一样竖立起来，倘若他的头发在头上不动的话，他们和他就都麻烦了。
他们的新家刚刚安顿好（这是半年内第三次安家了），谣言传说广州即将被放弃。新改名称的民用航空大队打算买一艘驳船，装备成一个修理厂后，拖到原来叫“福尔摩萨”的台湾，国民政府已迁那里。他们俩决定回美国，纽曼写信给那时还在上海的陈纳德。很快便接到了将军的复信，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认为纽曼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美国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离开中国，这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从远东越过太平洋到美国，正常营运的轮船和航空班机已经没有了。若经过欧洲，则飞机票又贵得叫人不敢问津。
在广州，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纽曼同克莱瑞丝谈起了这个难题，她“信口开河”地说：“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我们先到欧洲或北非，然后乘船回美国。”
什么？开车回去？“怎么可能从中国开车回去呢？”
纽曼知道克莱瑞丝对于中国和欧洲之间隔着的亚洲大陆，缺乏地理概念。暹罗（泰国的旧称）、缅甸、印度、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东国家他们都得穿过。她也没有想到过他们随时随地需要汽油时的难处，就算是有可能，战争已使很多的物资供应大不如前了。成百上千英里的丛林、沙漠，没有路，没有住处，没有可饮用的水……，只有荒野一片。密林、大山和皑皑白雪，这些他可是一清二楚。开车回家？真不可思议！
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纽曼又“重温”起她的提议。吉普车？靠四轮驱动？几个可装五加仑的备用油桶？带上雪地防滑链、睡袋、搭帐篷的油布和工具？给西普斯一个座位？
纽曼立即离开饭桌，从袋子里找一幅“埃索”石油公司（ESSO）1942年出版的，包括中国和缅甸一直到印度边境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地图。他的另一张地图是国家地理杂志1946年出版的亚洲形势图，它绘上亚洲大陆和紧靠着的部分欧洲国家。这些小比例尺地图上有一条从伊朗延续到中国的小红线。注明是成吉思汗750年前的远征路线，成吉思汗并没有四轮驱动的吉普，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纽曼改变了初衷，转而赞同克莱瑞丝的主意。“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
决心已定，下一步就明确了。首先他们得找一辆适用的吉普，然后办理要经过地区的过境签证。这些地区和国家绝大部分是原法属或英属殖民地，那时正处在政治动乱之中，英国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支持，曾在1942年向其殖民地宣称，战争结束后2年内允许它们独立。现在英国人在撤退了，地方势力开始争夺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如果真要开车离开东方，就必须马上行动。因为阿富汗将进入冬季。纽曼曾看过一则消息：说那个国家从12月到来年3月，城市之间的交通几乎全部停止，而他们又不得不等到南亚的雨季过去后才能出发，但必须赶在大雪降临前到达阿富汗，否则无法通过这个“山国”，有一件事要做的是在吉普车有限空间里能带哪些东西的清单，因为整个路途上有可能买到衣服、食品、吉普车配件和工具的机会少得可怜。
他们订了两张下午从广州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1939年到1940年，当纽曼被困在香港时就是乘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脱逃的。飞行只需20分钟。他们赶到机场，这是一架由军用飞机改装的飞机，座舱两侧改成了座位，乘客们已用安全带将自己束在圆背座位上了。机上有30名中国乘客，其中的两位妇女在发动机还没有起动之前就开始呕吐了。但那天上午的香港之行却仍未最后决定，美国飞行员提出他的C—47飞机一直在漏液压油，他吵着要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机长坚持要飞，他对纽曼说，那天晚上，他在香港已同“苏珊·王”约会好了。于是纽曼向他毛遂自荐，尽管他仍在为其竞争对手CAT航空公司工作，身为美国联邦航空公司注册的飞机机械师的他，可以提供这种帮助。他告诉机长，他的夫人和他同他一样急于要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去，机长同意了。他花了2个小时去检查液压油路，并补好了液压泵附近的漏油处，他的C—47飞机可以起飞了。但先决条件是在航行中不得收回起落架，这样才能保证在香港安全着陆。飞机的液压油实在漏得太多，剩下的仅够用于刹车。
香港的日报——《华南早报》广告栏刊登着皇家空军降价处理的“二手货”吉普，标题是“请光临惠顾”。吉普车有半打，有的发动机不错，但车身破烂不堪，有的车身完美无缺，但发动机已磨损得太厉害。所有的皇家空军吉普车盖上都漆有一个红、白、蓝三色的大圈，以便于从空中辨认。纽曼在维多利亚大街起伏上下的路上，试开了每辆能开得动的吉普车。就每一辆“车身”而论，没有一辆车是理想的，但一台好的底盘再配上一台好的发动机就能组成一辆好车。于是他买了两辆皇家空军的吉普车，都是威利厂的产品，一辆车体好，一辆发动机和传动轴好，一共花了400美元，还用100美元买了5个新的“赛柏林”6层轮胎。
克劳得·怀特，一位美国人，8年前也就是1939年，曾雇他在他的“远东汽车行”干活，后来他本人被日本人在香港的阿伯丁监狱里关了三年半，但他仍然精神饱满。怀特对他们开车去欧洲的决定毫无异议，他准许他们在他的车厂里放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暹罗或缅甸的丛林中发生任何机械故障。
他们申请穿过法属印度支那的签证时，法国断然拒绝了他们开车进入印度支那，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们从河内到西贡的一号沿海公路上的安全。但泰国、英属印度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只须等待片刻便在他们的美国护照上签证盖章。远东的大船运公司——太古集团告诉他们，一艘英国近海货轮将于10天内开赴曼谷，如吉普车能修好，赶上停泊在香港港口外的“新珠湾”号货轮，便可以把吉普车运走。人呢？船上没有乘客的舱房，假若他们愿意睡在甲板上，那太古就不收他们和狗的船费。
大功告成，他们坐火车返回广州去整理行装、睡袋和工具，那些都是9个月前他们在美国时买的，他们在洛杉矶战时剩余物资商店里购买这些东西时，又何曾想到它们竟会在横越亚洲的冒险而又非同寻常的旅行中派上用场呢？他们的女佣人泪流满面，他们把木匠为他们做的乒乓球台留给她（这将是她和孩子的床），还多付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他们从广州的邮政局给衣索匹亚的海尔·塞拉西国王发了一封急电，提出他可为皇帝陛下的新航空公司工作。他从最新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环球公司打算替他经营这家公司，但缺少工程师。他们要求塞拉西国王回电答复，回电可通过香港的太古集团转交他们。
这是纽曼第三次离别中国。克莱瑞丝、“西普斯先生”同他搭乘从广州到香港的船，还带上了他们准备跨越亚洲的行李。陈纳德将军在最后一封信中再次提醒他们注意紧张的中东局势，由于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形势更是敏感而紧张，其结果是美国在阿拉伯中东的声望越来越糟。就个人来说，纽曼更关心的是除该带的风扇皮带、四个电嘴和断电器之外，他还需要带哪些吉普车的备件。他们还得买一套轮胎修理工具。一个好的打气筒，一副千斤顶和一根20尺长的橡皮管，以便从吉普车后背工具箱上面的备用油桶上吸油，再灌进吉普车油箱内。他们决定从两个电瓶中挑一个较好的，因为买新电瓶太贵，而且他并不介意每天早上用手摇柄起动吉普车。
他们的吉普车的油箱可装12加仑的油，加上八个美国陆军备用油箱，还能装40加仑，足够跑1100到1200里路，在这个范围内，总能找到地方把油灌满吧！第九个备用油箱用来装机油，而第十个则用来装饮用水。他们从有比例尺的地图上粗略估计了一下，整个旅程约10000里，包括大的弯路和爬过高山的许多盘旋道路。雨季刚过，路面很快会干，四轮驱动的车开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至于他们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它也只好“入乡随俗”了，他们这样告诉它。
在怀特的车厂里干了5天，他们把好的发动机和四轮传动机装到好的底盘上，将买来的两辆吉普车凑出一辆，中国的机械师帮他装上车轮，然后对拼凑的车又试开了多次。1947年10月7日，他们租了一条帆船，打算从九龙的“油麻地”码头装上吉普，连同他们3个送到香港大港口停泊的“新珠湾”轮上。那天早上有台风警报，九龙警察署门前的旗杆上升起了3个红球，这使纽曼想起中国预报空袭的信号，航期延迟了一天。1947年10月8日纽曼30岁生日，他们就在那天出发。当时有人用德文喊叫，有人用英文祝福，在你推我拉和相互叮咛中，开始了他们的万里长征。
纽曼屏住呼吸，一寸一寸地压着两块狭窄而有弹性的跳板，慢慢地把空吉普车从高高的码头，越过15尺宽水面，开到低很多的帆船甲板上，克莱瑞丝和西普斯随后也上了船。船夫全是女的，5个人都只有二十来岁，穿着黑绸衫，梳着辫子。她们把吉普车命名为“瘦马”，用它来纪念唐·吉诃德的那匹英勇的马。
“新珠湾”的4位英籍官员和40名中国手水，眼望着乘帆船而来的要到曼谷去的奇怪货物，当“瘦马”和西普斯被轮船舷外的一副巨大的吊网拉上去时，真是惊险万分，纽曼和克莱瑞丝则不得不顺着垂直的挂在船边的软梯爬上去。香港海湾就在脚下40尺，船长、官员和中国水手热情地欢迎他们。趁着离香港前还有些时间，他们乘“新珠湾”的机动救生艇，靠岸去维多利亚的电信局，希望能得到衣索匹亚·海尔·塞拉西国王的回电。果然，在最后一刻，他们收到回电，纽曼撕开信封，还是一份英文电报，内容是说他们从广州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因为当地有好几个海尔·塞拉西。
“您发给哪位海尔·塞拉西？”电报上问道。
“新珠湾”的官员指出，在这一周的航行中他们把舱位让给克莱瑞丝和纽曼，但头一天晚上他们却想和衣在热带繁星密布的夜空下度过。同英国人在一起轻松愉快，他们惟恐对他们这两个美国人照顾不周。这几位英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充满敬意，因为美国在1945年把他们从满洲的日本监狱中救出。克莱瑞丝同他下棋、读书、写信，并向可怜的西普斯先生许愿，到泰国上岸后一定会有很多树。
“新珠湾”在曼谷市区5里外下锚，移民手续很快就在船上办妥了。他们告诉他们，全曼谷那时（1947年）只有3家旅馆，一家非常简陋的“欧罗巴”旅馆，一家中级和一家 8年前到中国之前纽曼曾住过的高级旅馆——东方旅馆。“欧罗巴”正合他们三个的口味，价格极低廉。二楼光秃秃的房子里配有标准的吊扇，每个床上都挂有蚊帐，洗脸盆的水还要泼到窗外的街上去。这里既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但有一个大陶罐装满了水，用水勺把水舀到旁边的马桶里。他们窗下的笼子里装着一条大蟒蛇。一只拴着链子的大猴子，在他们敞开窗子的睡房的对面的树上做怪相。完全像电影布景一样。当天晚上，“瘦马”留在甲板上。
当地使馆派了一个翻译官帮忙使“瘦马”过关。这时简直没有一位官员相信他们真的打算“穿过”泰国。他们希望知道，连路也没有，如何穿得过呢？当地的官员以为他们想不付进口税而把车弄进去再卖掉。不久又冒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汽车的牌照在哪儿？”没有，纽曼从未想过还需要牌照。在曼谷警察局整整泡了一天，终于给了他们牌照。城里总共没几辆车，而且还从未给吉普车发过牌照。
跟着又出了第三个问题，管执照的赤脚官员坚持在吉普车右侧装一个转弯指示器。这简直是扯淡，曼谷只有屈指可数汽车，再说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但警官坚持“死道理”，一定要他们在吉普车的右侧装上某种行车方向指示器。纽曼绞尽了他这工程师的脑汁，设法用最简捷的方法在右挡泥板上装上可闪光的灯。与此同时，克莱瑞丝用橡皮筋把一束扫帚苗拴在起动手摇柄顶端，然后把摇柄放到挡风玻璃前下面，原来设计用来放长枪的两个长槽里，向右推摇柄把，则把扫帚苗从挡风玻璃后露出。他逗克莱瑞丝说：“简直在胡闹”，可就是这样把曼谷的警察逗乐了，而且开口大笑，结果免费发给他们两块暹罗文的车牌，在“瘦马”的前后保险杠上各装一块。
纯粹是走运，纽曼注意到警察局屋角里放着标有SM黑字的白底椭圆形金属牌，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标志牌，注有应有的字母，由各国的汽车俱乐部签发，当会员的车开出国境时，把它装在汽车保险杠或车身上。他问警察局长如何申请要两块这样的牌子以及随牌的三折国际通用文件。“随便拿吧！多少都行。”局长通过翻译跟他说，他指了指窗台下的一大堆，“不要钱。”他之所以如此慷慨也很简单，暹罗皇家汽车俱乐部自从日本人1941年占领泰国后，一直关门大吉，标志牌和随带文件都是空白，即便填上也无效。上面印的全是暹文，泰国只有20%的人懂暹文，自然出了泰国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