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常说，皇帝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还说，皇帝有道，实行仁政，那么人民就会推举他为皇帝，如果无道，暴虐统治，那么人民就会抛弃他，十分注意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唐太宗除了在制度上实行亲民爱民的政策，他自身还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早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经济上，儒家认为应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但又以“富民”、“制民之产”为基础。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视为“圣”之最高的境界。他主张对于民要先“富之”后“教之”（《论语·子路》），使民“足食”（《论语·颜渊》）是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道：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做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民富，才能君富。而要使民富，孔子认为必须做到二点：第一，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的主张。第二，要轻徭薄赋。主张“敛从其薄”、“使民如承大祭”，劝戒统治者应慎重力役之征，爱惜民力民生，绝不允许横征暴敛。
儒家主张“万民忧乐”。孟子提出与民偕乐，但统治者还要与民同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黄宗羲更是系统提出了自己的“万民忧乐”观，以百姓忧为忧，以百姓乐为乐。
孟子的王道思想，更是把富民的措施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一系列的富民措施。如“制民之产”的思想，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怛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欲使民，必先教民；欲教民，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先置民之产。这就是孟子制民之产的逻辑思路。他还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儒家的民本思想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出发，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就像现在有些人对“大众民主”的企盼一样，是一颗永远也摘不到的星星，它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一种对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完全信任，它是美好的，是人们心目中永恒的太阳，它虽然有时表现得极为脆弱，又被现实主义者所诟病，但是他却能给人民在黑暗中以鼓舞，拨动人们的心弦，调发人们的激情，使人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成就人性的伟大与崇高！虽然并不一定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了建立人间天国而进行的无畏斗争，还是法兰西人民的大革命为了真正的民主而进行的狂风暴雨式的起义，都是为了实现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和人类的尊严，这种理想尽管不可能完全的实现，但却体现了人类价值理性的优先性和崇高性。
儒家民本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为统治阶级服务，使得原本是矛盾的两方面的君和民和谐相处，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还起到了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
尚贤尚同，大贤大德，安邦定国之道
【子曾经曰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智者感悟】
孟子说：“如果能尊重贤者、重用能人，豪杰俊彦能得到自己应得的职位，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喜悦并且愿意为朝廷效命！”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派都提出“尚贤”的主张。古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虽然人人不可能都成为“治天下”之才，但我们的商业、政业同样需要用圣贤的治国之法去实施管理。儒家主张贤人治国。孔子在为官道政业方面的主张，则是他践行仁德、兼济天下的具体表现。这不仅表现了他积极入世的强烈愿望，更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给当今的为政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就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天子”也是由“尚贤”选出来“治天下之民”。贤能者即使是农人、渔夫、手工业者之类，也可以被举为天子。尚贤的主张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关于举贤尚贤的故事更是数不尽数！文王礼遇姜尚、齐桓公启用管仲、刘备三顾茅庐、唐太宗重用魏征等，都成为千古佳话。其实在现代人才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会陷于停滞。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这句话，介绍了一种怎样考察和鉴别人的具体方法。观察一个人，应看他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再观察他做事的方法和途径，再考察他干了些什么。
儒家治国的主要原则是“德”。其纳贤的第一个标准是有大德，德高望重，有一颗“仁者”的爱心，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所以“德”是“贤”的第一要义！其次是有卓越的才能和智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和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才能领导人们过高尚幸福的生活！大贤要文武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出将入相，才能卓越！德才兼备！
诸葛亮是历史上一个近乎完美的大贤者，文韬武略，道德才学无不用其极！“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其道德修养的表现，至于其个人的才能和智慧更不用说，《三国演义》更是将他的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到“空城计”、“草船借箭”，大到“隆重决策”、“三分天下”。文足以安定天下，发展蜀国经济，武足以定国，其军事才能史书上罕有其匹，创建蜀汉，北据曹魏，外联孙吴，成就了不世之功！
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这在现代社会也是被认可的，在政治生活中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是怎样去分配这种不平等，让这种不平等转化为效率，所以大贤统治小贤是合理的，而让小贤统治大贤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大贤统治小贤，贤者统治不贤者。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家推崇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者来共同推推举而产生，但统治者必须实行仁政，被统治者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当然衡量贤能之士是否称职，最后是否达到人们的要求还要看人们的反应，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
儒家的尚贤主张基本都能得到历代君主的支持，特别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帝王，都思贤若渴，礼贤下士。商代武丁用从事版筑的奴隶傅说（读为悦）为相，于是国家大治。周文王用钓鱼的隐士吕尚为师，制定出灭商的长远规划，文王死后，周武王继续用吕尚的谋略，灭商获得了成功。汉代刘邦的“三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张良韩国人，是一个没落的王孙，韩国被灭后，曾以全部家产请剌客剌杀秦始皇，未能得手，于是隐姓埋名，亡匿于下邳。后从一老翁处得《太公兵法》，张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刘邦用其“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才能。萧何与刘邦是同乡，是一个为“主史掾”的地方小官，刘邦用其“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的才干。韩信是原一个布衣平民，刘邦用其能征善战的本事。可见刘邦有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人才思想。下面就是刘邦招贤的诏书的内容，反映了帝王招贤的用心和目的！
不拘一格降人才。儒家主张重用人才要不拘一格，大胆启用贤者。颜之推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决胜有谋，强于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惭耳”。（《颜氏家训》）治理一个国家需要这多方面的人才，用人要不拘一格。宋孝宗说：“用人不当求备”，南朝时的宋孝宗亦主张用人“宜录其所长，弃其所短”。唐太宗则说：“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呼唤统治者要重用贤者，还要不拘一格。因此量才授职，根据人的某一方面的特长，去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这才是用人的正确的方法。
儒家还主张大胆启用贤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即位前为躲避齐国内乱与兄长公子纠流亡国外，长兄齐襄公被人杀害后，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急急忙忙奔回国，争夺君位。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文武双全，为帮公子纠夺得君位，带兵拦截公子小白，并一箭射中小白的腰部，所幸小白腰带上的铜搭钩挡住了箭头，公子小白十分机警，倒在马车上，假装死去，并叫手下人齐声哭喊：“公子被箭射死了！公子被箭射死了！”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再无人同自己争夺君位，便放慢了行程，不慌不忙往都城临淄而去。小白却日夜兼程，赶回齐国即位，就是齐桓公。齐桓公想拜他的师傅鲍叔牙为相，鲍叔牙与管仲是知心好友，而且深知自己的才智不如管仲，就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并对齐桓公说：“你要是治理齐国，用我为相就足够了，要是想称霸天下，非用管仲不可。”齐桓公说：“管仲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若非我命大，岂不是被他一箭射死。”鲍叔牙说：“主上可记得周文王求贤若可，为请姜尚为相，带领西歧文武百官到渭水河边请他，并扶姜尚坐上马车，亲自拉车走八百多步，以示尊重，后姜尚为保周朝铁铜江山八百年奠定基业。管仲虽射你一箭，那是各为其主。他是公子纠的师傅，当然为公子纠着想，现今主上为君若能宽宏大量，捐弃前嫌，真正启用管仲，何愁霸业不成。”齐桓公认为鲍叔牙的话很有道理，当即表示绝不记一箭之仇，并委任鲍叔牙全权代表他查询管仲下落，请他到齐国为相。管仲拦截公子小白不成，自知小白既然上了台，即位为齐桓公，绝不会放过自己，要报那一箭之仇。当即隐姓埋名，逃出齐国，隐藏到吴国边境，今江苏省姜堰市白米镇南边的乡下。鲍叔牙带领手下人辗转南北，明察暗访，最后还是通过管仲的家人找到了管仲落脚的地方。鲍叔牙找到管仲，向他表明齐桓公决无相害之心，真正想启用他到齐国为相，管仲对鲍叔牙深信不疑，愿意和鲍叔牙一起辅佐齐桓公治国。鲍叔牙一面快马向齐桓公报信，一面命人在管仲避难的地方高筑拜相台，宣读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诏书。不几日，齐桓公派出的仪仗队隆重迎接管仲还都任职，并言听计从，加以重用。管仲任相国以后，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组织常备军，加强训练，南征北战。几年时间，齐国以国富民强。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召集诸侯会盟，成为春秋初期第一个霸主。
这就是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的故事，也许能给现代企业一些已经被模糊淡化的启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