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争议又有销路的《骚土》之后，老村依次写作了《燎人》、《鹫王》、《一个作家的德行》和《我歌我吻》等小说作品；最近又推出了长篇新作《人外人》（漓江出版社2002年8月版）。读过之后，我很有些自信地感觉到，《人外人》可能把老村的小说写作大大提升了，也许还给当代文坛增添了一部值得认真解读的力作。
《人外人》只着力刻画了一个人物形象，这就是出生于并活跃于西北某地一个名叫“呼儿海”的小镇的阿盛。出身于一个普通兽医家庭的阿盛，缺少出人头地的应有资本，但坚信“自己身上出现了神异”，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已不是人”或已是“人外人”的目标努力奋斗。经过“文革”初期的当“红卫兵”，后期的宣讲“路线教育”，再到后来的当中学教师、学习英语、研探“哥德巴赫猜想”、攻读《资本论》、写作“朦胧诗”的诸多摸索，终于从北京来呼儿海地区带功讲法的气功大师张济雄那里，得到顿悟与启迪，选定了“气功大师”一途来实现他的“奇人”与“伟人”的超绝理想。于是，他练功说法，装神弄鬼，凭靠口若悬河的神侃与从不气馁的韧性，真的就成了呼儿海一带远近闻名的气功大师，并带起了徒弟，看起了病人，上起了电视……
有人把《人外人》里的阿盛比作鲁迅笔下的阿0，两个形象在性格的复杂与复合上，确有不少相像之处，但在一些基本点上，两者又决然不同。阿0是地位低下的贫雇农代表，他只是想活得像个人，或者像赵老爷那样，有吃有穿，有钱花，有老婆。但在那个混乱时世，这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而，他常常用“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欺骗自己。而已经活得像模像样甚至扬眉吐气的阿盛，则是想当“奇人”和“伟人”，做君临天下、“独一无二”的“领袖”。如果说当年的阿0还有不少令人同情和可怜的地方的话，那么，如今的阿盛，则只有令人厌恶和可憎。他心里只有他的个人野心与个人欲望：父亲挖防空洞时不慎被塌方压死，他不仅不悲，反而窃喜，以为“挡在他面前的老家伙没了，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与麻慧贞新婚不久，又是喋喋不休地训导，又是煞有介事地召开家庭会议，要小麻像燕妮协助马克思那样为他“做具体工作”；他先后招募的两个徒弟董学师和珠子，也只是把他们当做成名的工具大加利用和喝来唤去。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阿盛，基本上是一个既无情又无义的无耻之徒。他是一个病人裔肓而又毫不自知的精神病患者，不过患的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精神妄想症”，或者“权力痴迷症”。
《人外人》中描写阿盛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时，还勾勒出环绕着阿盛的“成长”的三个方面的客观因素，这同样不可忽视。
其一，是阿盛的“气功大师”之路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他是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一步步地被诱发出“精神妄想症”的。开始是“积极上进”，不甘人后；尔后是“追求革命”，争强好胜；再往后，又进而“自命不凡”，“不避风头”。这样一个追随着时风、世风循序渐进的过程，就相当清晰地揭示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精神状况，对某些人精神世界变异的深重影响。
其二，阿盛迷恋上气功并自封为“大师”后，在思想上一度迷茫，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身居领导之位又德高望重的“常老”总是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他既在思想上给他以开导，又在实际中给他以支持。提醒他要“赶快避谷”，告诫他要“做好组织工作”，云云。常老对阿盛的器重与支持，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的交情，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阶层与邪魔势力的相互借力与彼此利用。
其三，是阿盛在呼儿海能渐成气候，盖因呼儿海有着适于阿盛“成长”的相当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氛围。几乎是从阿盛懂事的“文革”时候起，呼儿海就是一个有风无风都起浪的多事之地。这里的人们，爱凑热闹爱起哄。连阿盛与小麻的结婚这样的平常喜事，呼儿海都“里里外外，人山人海”，“百样嬉闹，千般赞美”。正是在这一次次的“簇拥”中，阿盛觉得“呼儿海的百姓，原来对他竞是如此的惧怕和臣服”。遂使“奇人”之心大增、“伟人”之念大盛，阿盛这位“神人”便如此这般地在呼儿海这块需要“神话”的土地应运而生。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阿盛这个神神道道的人物，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是在呼儿海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环境氛围的孕育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成长起来的。呼儿海这样极不寻常的地方，出产阿盛这样极不寻常的人物，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多么的顺理成章。
如果只在文学虚构的意义上去理解《人外人》，去看待阿盛，那肯定是皮相的。《人外人》不全是作者虚构的文学神话，阿盛也不全是脱离现实的精神怪胎。由文学出发而超越文学，由形象立足而超越形象，这正是老村的《人外人》一作颇不寻常的深义与新意所在。对自由写作者老村，真是不能够小看，尤其是当写出了《人外人》这样的作品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