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能够向世界各地传播，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和当时政权的力量。
16世纪时，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与此同时，西欧的殖民主义者也先后来到东方。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工具，海外传教事业日渐兴隆。葡萄牙人以欺骗的方式租借我澳门，以澳门为根据地，在中国沿海、内地通商传教并从事间谍活动。西班牙也曾在传教士的怂恿下企图派军队征服中国，只是因为力不从心而未能实现梦想。
18世纪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了它们以前的海外霸权，法、英、美、德等国家相继成为基督教的“海外布道”的“护法”者，法国的某些传教士不顾中国禁教之令，深入中国内地。英、美也派出大批传教士留住在澳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沙皇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年），极为重视利用东正教以配合向东方扩张，曾多次派遣“教士”参加俄国商队来华秘密活动。
在沙俄尚未正式派遣传教士团来华前，沙皇政府曾经一再利用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为其效劳。1675年，俄使与在北京的传教士南怀仁联系，窃取了一张中国地图和有关清政府在黑龙江战区战略计划等机要情报。1688年，俄便以同样手段，又获取了有关中国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情报。
1818年8月，沙俄政府各布道团下达训令说：“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1823年俄国外交副大臣给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信中说：“布道团神职人员应当从事中国人的农村经济、他们的家庭生活、农业等的情报收集工作。”1854年又重申“布道团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新派到北京去的布道团监护官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东正教布道团的所谓传教活动，就是披着宗教外衣，到处搜集情报，盗窃机密或以“中国通”的身分直接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种种不光彩的活动。
东正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就在北京成立据点。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派那样积极地发展教徒。从1715年起到1860年，在北京的东正教徒，包括定居的一些俄籍人在内，仅约200人，另外，在北京郊外以及哈尔滨、张家口、天津和汉口等地，也有少量的东正教徒，加起来也才300余人。由此可见，传教士来中国并不在于传教，而在于搜集情报和研究汉学两项活动。
俄国在使用武力侵占我国黑龙江大片领土之后，立即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除对反抗者进行军事镇压外，还派东正教传教士前往为其服务。
自从1715年沙俄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又称“布道团”）进驻北京后，又先后派遣了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他们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他们要接受俄国政府的指示。他们把刺探政府机密和搜集中国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尽心尽力地效忠沙皇。“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沙俄正是利用东正教“打开中国之窗”的，而“北京传教士团”是沙俄枢密院与中国理藩院之间最早的官方联络站。1738年，随沙俄“北京传教士团”来京的“学生”罗索兴，就在其任翻译的理藩院中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给沙俄枢密院。其中还有一随团“学生”，在一年之内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231页的中国气象情报。
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英国在17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末叶又开始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为了扩张其殖民势力，曾专门训练一批传教士派往外国，利用他们作为殖民工具。著名传教士马礼逊就曾供职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他在英国对华进行经济掠夺中起了积极作用。马礼逊是西方殖民国家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对外殖民扩张的目的，美国也积极地派传教士进入中国为其对华侵略政策服务。
由此可见，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把传教士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教士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目的，他们在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血腥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英、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20多年间，特别是在战争前的四、五年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搜集情报，大肆鼓吹采取强硬的政策来叩开中国大门；二是在中国为开展传教作准备。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在搜集情报方面，传教士郭士立是个很突出的人物。从1831年到1838年期间，他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10多次。第一次他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于1831年6月3日从暹（xiān）罗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一路上，他仔细地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广东澳门。驻澳门的英殖民机构——澳门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在听取了郭士立第一次到沿海侦察的报告后，非常高兴。为了获得更加全面、详细的情报，他们请郭士立和1名懂测量河道、海湾和绘制航海图的人员乘船秘密到中国沿海进行了6个多月的侦察活动。窃取了中国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和山东沿海等地的大量经济、政治、军事情报。一路上还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情况进行刺探，了解了清政府经济落后、布防及军备松懈等情况，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郭士立到达上海时，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了19天时间在上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
“[1823年]六月三十日 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他们所瞄准的敌人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我们还巡视了兵营，我们看到弓挂在墙上，没有发现箭，据他们说，箭存放在对岸。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士兵有大刀，其余的有火绳枪，少数有矛，等等。他们所属的分队用大字写在他们的外套上。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很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同有些文官一样，只要中国的这种和平局面继续下去，他们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闲差使。”
郭士立等人到吴淞口炮台刺探情报，遇有军人拦阻时，就拿出预先印好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散发，借口说是来传教的，以此掩人耳目而侦察防务。郭士立就这次侦察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后来，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去推销鸦片。
为了使外国人更多、更方便地了解中国情况和鼓动殖民统治者对华战争，美籍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成为殖民统治者侵略中国的喉舌。
1835年初，《中国丛报》公然发出了战争叫嚣：“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的时候，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
1836年初，《中国丛报》刊载了《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提出了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还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该文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力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几个省的军队。”
“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3亿6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可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在缔结条约时，必须重视获得使英国使臣能常驻北京的权利。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关税，废止公行的垄断，完全准许我们在所有沿海有海关的港口和京城里通商。”
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夕，利用《中国丛报》向西方列强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气象以及从清廷到地方官吏的情况。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中国进出口贸易数字，中国对英交涉的评述，译载重要文件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以及英、美商人对这些文件的评论等等。《中国丛报》在西方列强制定侵华政策中起着提供情报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传教士，为英国侵略者搜集情报也是不遗余力的。有个传教士把吴淞江通往内地的航道图秘密送给英军。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兵曾供认：“我军从一些传教士方面，获得了不少消息，知道中国政府认为我军一定沿着白河，要向北京进攻。传教士传递消息说，自从宁波为我军攻陷后，清政府即用上一切力量，在预料我军所要进攻的道路上布防，建筑起各式各样的障碍物。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个海港，因而特别重视天津，希望将天津变成头等的防御阵地。”
这个英兵还说，居住在长城口外（属热河）一个驻有清军的边界镇市上的传教士，把当地许多村庄铸造的铁炮运往天津的情况密告英军。传教士与侵略者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联的。英军对传教士的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传教士为殖民统治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最早的信息和依据，成为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向导。鸦片战争开始后，他们跟随在侵略军身后，享受着侵略者用枪炮给他们带来的传教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