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
1902年秋天，大约是10月的一个清晨，托洛茨基从苏黎世，经巴黎，来到伦敦。他用打手势的办法雇到一辆英国街头常见的单马拉的马车，请车夫按一张纸条把托洛茨基带到应去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列宁的住所。在苏黎世时他们告诉了他暗号：轻击三下门环。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开了门，看得出是他的敲门声把她从床上叫了起来。时间实在是太早，凡是稍微懂一点礼貌的人都会在车站上等一两个小时，不会在这天■■亮之时贸然地去敲一个陌生人的门。可是托洛茨基身上仍然充满着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出来时的那股冲劲儿，在苏黎世，比这更唐突——不是早晨，而是半夜里在敲阿克雪里罗德的门。列宁尚在床上，他脸上的表情是热情融合着合理的惊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会见列宁并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已从克勒尔的信中知道托洛茨基要来，并且一直在等着他，所以一见面他们就说：
“彼罗来了。”
托洛茨基对他们讲了他在俄国得到的零碎的印象：南方的通讯联络很差，哈尔科夫联络点地址不确，《南方工人》编辑部反对联合，偷越奥地利边境工作掌握在一个反对火星派的中学生手里等等。这些事情本身确实并不那么令人鼓舞，但是信仰足以弥补缺陷，而且绰绰有余。
不是当天早上就是第二天上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陪托洛茨基观光了伦敦街景，指给他看了韦斯明斯特大桥和其他一些有名建筑。那一次，他似乎对伦敦的建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从维尔霍伦斯克逃到国外，虽然是第一次出国，但也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以对韦斯明斯特桥这样的“细节”也就无暇顾及了。何况列宁花这么多时间陪他出来当然不是为了逛大街，他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并考察托洛茨基。列宁的考察确实很仔细。
托洛茨基介绍了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建立中心组织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所写的报告，以及他在伊尔库斯克（他曾在那儿住过几个星期）同老民粹派们的冲突等。列宁仔细地听着对方的叙述。
“理论问题怎么样？”
托洛茨基汇报说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集体学习了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流放地学习了《资本论》，但还只学到第二卷。他们根据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论。没有人赞同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哲学方面，他们对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很感兴趣，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阿劳那留斯的认识论结合了起来。
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这次谈话只是一般地提了提。列宁建议他在国外住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当代文献，熟悉熟悉环境。不管怎样，托洛茨基还是打算过一段时间以后，秘密回国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
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带托洛茨基经过几个街区来到一所房子，这儿住着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火星报》印刷厂经理勃留缅费尔德。他们在这儿为托洛茨基安排了一个空房间。这幢房子，按英国人习惯，房间是上下安排的，楼下住着女房东，楼上全是房客。还有一间公用的大房间，可以在里面喝喝咖啡、抽抽烟和无休止地谈话。房间搞得十分凌乱。这跟查苏利奇，也许还有马尔托夫不无关系。难怪普列汉诺夫第一次到这里后就说这里是狗窝。
就这样，开始了托洛茨基生命中的短暂的伦敦时期。他贪婪地研究已出版的《火星报》和该报编印发行的《曙光》周刊。这是些非常出色的出版物，把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了。托洛茨基深深地为《火星报》所吸引，并且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羞愧，下决心尽快地努力赶上去。不久他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起先托洛茨基写些短小的评论，尔后就开始写政论文章，甚至写社论。
就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到白会堂做过一次讲演，同俄侨中的元老塔科夫斯基和同样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格佐夫进行了交锋。他记得回家时他兴奋极了，简直飘飘然起来。帮助托洛茨基同白会堂以至同整个外界搭桥的是一位长期居住伦敦的老侨民阿列克塞耶夫，他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火星报》编辑部关系十分密切。他向托洛茨基介绍英国生活的种种情形，提供各种各样知识。阿列克塞耶夫非常崇敬列宁，他告诉托洛茨基：“我认为对俄国革命来说，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
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伦敦一座教堂，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集会。会上讲演和唱赞美歌交替进行。一个刚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排字工人发表演说，谈到社会革命问题。然后全体起立，高唱“万能的主啊，让世界上不再有帝王和富人吧！”托洛茨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许许多多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当人们从教堂出来时，列宁说道，“但这一切和保守、宗教及偏见搀和在一起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打破这些东西使他们统一起来。”
列宁常在不列颠图书馆里度过很长时间，进行理论研究或为报纸写文章。在他的帮助下托洛茨基也得以走进这座神圣的殿堂，于是托洛茨基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了图书的海洋中。可惜不久以后，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只好中断了学习。
2 “巡回演说”
托洛茨基在白会堂做过几次“尝试性”的讲演后，他连续被派到布鲁塞尔、日内瓦和巴黎去做巡回演说。托洛茨基的讲演主题是驳斥所谓“俄国主观派”的批评，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他把讲演的详细提纲给列宁看了，列宁建议他把提纲加工成论文，在后一期《曙光》上发表。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托洛茨基没有勇气把它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严谨的理论文章放在一起。
托洛茨基在巴黎没待多久就接到电报立即返回伦敦。原来是派他秘密潜回俄国：国内又遭大逮捕，缺乏人手。可是还没等他回到伦敦计划就改变了。当时住在伦敦并与托洛茨基关系很好的提依奇告诉他，说他极力“袒护”托洛茨基，用各种理由说明要让“小青年”（他总是这样称呼托洛茨基）在国外多待一些时间，以便能再学习学习，后来列宁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托洛茨基又回到巴黎。巴黎与伦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大批俄国侨民大学生。各政党都在为争取这些大学生而相互展开激烈的斗争。
鉴于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生们的一再请求，列宁答应前来巴黎高等学院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这所学院是由被俄国大学驱逐出来的教授们所创办的。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们希望这位不适宜的演讲人尽可能地不要引起争论。可是列宁没有接受这个要求，一开始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就是论战的学说。托洛茨基记得，第一次讲演前列宁显得很激动，不过，一踏上讲坛他就变得镇定自若了。来听讲演的加姆巴洛夫教授对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印象：“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大家决定请列宁看一场歌剧。一切由谢多娃去安排。列宁夹着他做报告时带的公文包走进了巴黎歌剧院。除了列宁以外还有谢多娃和托洛茨基，也许还有马尔托夫——坐在包厢里。这次看戏还发生一件与歌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列宁买了一双皮鞋，可是嫌小。当时托洛茨基正好要买双鞋，于是就拿过列宁的皮鞋，刚上脚时觉得正合适，去看歌剧的路上也走得挺不错，可是在剧场坐定以后脚就开始不好受了，回来时路上更是痛得厉害。列宁一路上无情地取笑托洛茨基，因为他自己穿着这双鞋已经吃过好几个小时的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