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宁的推荐信
列宁30岁时出国，各方面均已成熟。在俄国，无论是在大学生中间、在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里，还是在各流放地，他都占有重要的突出地位。所有同他会过面或与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承认他有非凡的力量，他自己也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出国时已经具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及其领袖普列汉诺夫在等待他。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评论家和演说家，闻名全欧，同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还有另外两位权威人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人们之所以推崇维拉·伊凡诺芙娜·查苏利奇，不但因为她有着光辉的经历，还因为她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特别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稀有的心理洞察力。正是通过查苏利奇的关系，“劳动解放社”同老年的恩格斯有过交往。阿克雪里罗德与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后两位与拉丁语系各国社会党有着紧密联系，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则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然而近几年来，普列汉诺夫在逐渐衰退。使他的力量日渐削弱的原因也正是使列宁的力量日渐增强的原因，这就是革命的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活动都带有思想准备的性质，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越是临近，普列汉诺夫的基础越是不稳固。他自己不能不感到这一点，这也就是往往使他对青年动怒的原因。
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导，马尔托夫是报纸的主要评论家。他文章写得很快，滔滔不绝，就像他说话一样。可是现在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尔托夫在同列宁肩并肩工作时感到不自在了。他们彼此仍然称“你”，可是关系明显地冷淡。马尔托夫注重当前——眼前的事态，眼前的文字工作、政论、消息以及谈话等等。而列宁则立足今天，瞻望明天。马尔托夫常常提出许多过不久他自己也会忘却的机智的推论、假设和建议，而列宁总是只提出需要的东西，而且要等到需要的时候。马尔托夫的思想精巧微妙，常常使得列宁惊恐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尚未形成，因而分歧未能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终于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个称呼一度很流行。这就证明，当初，即使还没有明显的路线上的分歧，至少在对待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态度、决心和准备程度上是不同的。甚至在代表大会之前，即在分裂之前，已经有人把列宁说成是“强硬派”，把马尔托夫说成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常常用批评的和多少有点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旦感觉到这种目光后，便显得十分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在他们俩会面时，谈话中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轻松的玩笑，至少托洛茨基看到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目光不向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戴着那副老是耷拉着、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两眼发愣。列宁同托洛茨基谈到马尔托夫时，语音里总有一种特殊的语调：“怎么，是尤里说的。”在说到“尤里”两个字时略微带有一点儿强调意味，仿佛已提醒别人：“人是个很好的人，甚至是个杰出人物，就是太软弱。”不用说，在与列宁疏远这方面，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也有影响，倒不是政治上，主要是心理上。
列宁把同国内的联系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编辑部秘书是他的妻子纳杰日达·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成了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她接待来的同志，为将要离去的同志安排行程，确定联系的方法和接头地点，写信和翻译密码等。她的房间里总是有一股烧纸的焦味，这是阅读密信必须烘烤的结果。她常常以温和执着的语气抱怨有的人写得太简单，密码弄错了，或是用化学墨水写得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
列宁竭力在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前辈首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干预，他与后者早就因各种口实多次发生激烈的争执，特别是在制定党纲草案问题上。列宁最初的草案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的，故而遭到后者的猛烈批评，而且是用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那种傲慢和嘲笑的方式。列宁当然不会为此晕头转向，也不会被吓倒。斗争具有戏剧性特点。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前者代表普列汉诺夫，后者代表列宁。两位中间人心平气和、尽心尽力地调解，再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的。维拉·伊凡诺芙娜后来告诉托洛茨基，她曾对列宁说：
“若尔什（即普列汉诺夫）是一条猎狗，它咬住一件东西，咬着咬着，就把它丢掉；而您是一只叭喇狗，您总是咬住不放。”
维拉·伊凡诺芙娜在告诉托洛茨基这段话时还补充说道：
“他（指列宁）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咬住不放？’他高兴地又问了一遍。”
维拉·伊凡诺芙娜得意地模仿起列宁发问的语调和口型，就——P这个卷舌音，列宁总是发得不太清楚。
所有这些冲突早在托洛茨基来到之前就已发生。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些分歧，更不知道还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使编辑部的关系更加恶化。在托洛茨基到国外4个月以后，有一天，列宁写了封信给普列汉诺夫：
我向编辑部全体成员建议补选“彼罗”为编辑部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员（我认为这一补选不仅要多数通过，而且要形成一致的决议）。我们非常需要有第七个成员，这就既便于表决（因为6是偶数），又能增添力量。好几个月来，每一期上都有“彼罗”的文章。总的说来，他为《火星报》竭尽全力；还四处巡回演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很能写论文和时事短译，而且这样的人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材，他具有信心和活力，大有发展前途。在翻译和写通俗作品方面他也能大有作为。
可能存在的反对理由是：1） 年轻；2） （也许）近期要返回俄国；3） 文章带有小品的余风，用词过于追求华丽，等等。
关于第一点：“彼罗”将担任的不是独立的职务，而是编辑部的一员，他会逐渐变得有经验的。他无疑具有党员和火星派成员所要求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他的工作情况，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为了最后抓住他和鼓励他，必须尽快将他补选进来。
关于第二点：如果“彼罗”熟悉了所有的工作，那他可能不一定很快离开。即使走了，他同编辑部的组织联系和从属关系也将有益无害。
关于第三点：文风中的缺点不是重要问题。他能克服这个缺点，现在他已在悄悄地“修正”它（虽然并非很乐意地）。此外，在编辑部里会进行争论，这样，编辑部的表示和“指示”将具有更正式和更强制的性质。
因此我建议：1） 编辑部全体6个成员立即就完全接纳“彼罗”问题进行表决；2） 如果他被接纳，立即调整编辑部内部关系和完善表决制度，制定一项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以及对代表大会都是重要的。
又及，我认为拖延接纳是极为不合适的和笨拙的，因为我已觉得“彼罗”对自己仍处于悬浮状态，以及在他看来仍被以“小青年”对待，已经表示出十分不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如果我们不接纳他，很可能，比方说一个月以后，他就会回国。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我们不愿意接纳他进编辑部。那我们将“失去”他，这样就太糟糕了。
1903年3月2日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