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格鲁吉亚问题—列宁扔向斯大林的“炸弹”
1923年3月初，列宁躺在司法机关大楼的一间房间里。发生了好几次心脏扑动，这预示着第二次中风的来临。托洛茨基患风湿痛，也已躺了好几个星期。他睡在过去的骑兵楼里他的家中，与列宁的住处只隔着一堵克里姆林宫高墙。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能打电话，况且医生也禁止与列宁通话。列宁的两个秘书，福季耶娃和格拉塞尔，成了他们的通讯员。下面这件事就是她们告诉托洛茨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斯大林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所做的筹备工作很不满，尤其对他在格鲁吉亚搞的派别活动不能容忍。她们说：
“弗拉基米尔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扔一颗炸弹。”
这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两个字是列宁亲口说的，可不是她随意加的。她们又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处理格鲁吉亚的事，这样他才放心。”
3月5日，列宁通过口授给托洛茨基如下一封短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调查”，她认为他们未必能够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此事进行辩护，我将感到十分欣慰；如果您因某种原因不同意，则请将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你拒绝了。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敬礼！
列宁
“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尖锐呢？”托洛茨基问道。
原来斯大林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他为了在格鲁吉亚站稳脚跟，背着列宁和党中央，借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做掩护，在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仁斯基的协助下，在那里的党的核心中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政变。斯大林利用列宁患病，不能与同志们接触的机会，用一些假情报来蒙骗他。列宁通过秘书搜集到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决定给予公开的反击。至于究竟是斯大林的不忠实，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使得他如此震怒，这就很难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开始一场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这使他很焦躁不安。要不要找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来商量一下？——秘书们提醒他。但列宁不耐烦地挥手让她们走开。他清楚地预见到，他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同斯大林结成一部“三驾马车”，一起对付托洛茨基，因而也就是背叛他。
“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怎么看待格鲁吉亚问题吗？”列宁问道。
“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的发言精神与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格拉塞尔回答道，她也同时兼任全会秘书。
“你没弄错？”
“没有。托洛茨基还指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
“再去核实一下！”列宁要求道。
第二天，中央全会继续在托洛茨基家中举行。会上，格拉塞尔递给托洛茨基一张条子，上面记录了托洛茨基昨天发言的概要。她在条子边写道：
“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吗？”
“你写这个条子干什么？”托洛茨基在纸条上问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格拉塞尔回答道。
“对，理解得很正确。”托洛茨基又回答道。
当时，斯大林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纸条来往，神情显得惊恐不安。但这时，托洛茨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格拉塞尔告诉托洛茨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我同您写的条子，很是高兴。他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并让我把全部手稿都交给您，它本来是作为十二大上的炸弹的一部分的。”
现在托洛茨基完全明白了列宁的意图：他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作为例子，向全党揭露——而且是无情地揭露——官僚主义导致独裁专政的危险。
“加米涅夫明天前往格鲁吉亚参加那里的党代表会议。”托洛茨基对福季耶娃道。“我可以把列宁手稿情况告诉他，以便让他在格鲁吉亚采取适当行动。请你问问列宁，这样做是否恰当。”
一刻钟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回来告诉托洛茨基：
“无论如何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一切都透露给斯大林，而斯大林跟着就会做出卑鄙的妥协，并继续欺骗我们。’”
“就是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伊里奇甚至已经认为不可能同斯大林在正确路线基础上妥协了？”
“是的，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打算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已准备了炸弹。”
大约一小时后，福季耶娃又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带来了一张列宁写给老革命家姆季瓦尼和其他反对斯大林格鲁吉亚政策的人的一封信。列宁对他们写道：
“我全身心地关注着你们的事。为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的纵容感到很气愤。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这封短信的副本，不仅给了托洛茨基，也给了加米涅夫。
这使托洛茨基感到很意外。
“这是不是说，列宁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问。
“是的。他的病情时刻恶化。不要相信医生那些安慰人的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困难……格鲁吉亚问题使他极为激动，他担心自己什么事还没干，就完全倒下了。他把条子交给我时说：‘为了不失时机，只好提前把问题公开化。’”
“他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跟加米涅夫谈一谈？”
“显然是这样。”
“请立即叫他来。”
2 列宁宣布与斯大林断绝任何关系
一小时以后，加米涅夫来了。他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存在，其矛头是针对托洛茨基的。阴谋家们的全部任务在于搜罗足够的支持者，然后为“三驾马车”合法地戴上继承人的皇冠。列宁的信像一根尖锲子，打入了这个计划的心脏。加米涅夫在恐慌中向托洛茨基承认了这一点。托洛茨基给他读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作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立即明白，对列宁来说，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格鲁吉亚问题，而是关于斯大林在党内的总的地位问题。加米涅夫又补充告诉了托洛茨基一些情况。他说他应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刚刚到她那儿去了一趟。克鲁普斯卡娅非常不安地告诉他：
“刚刚弗拉基米尔通过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宣布断绝同他之间的任何关系。”
列宁这样做，其直接原因是半私人性的。斯大林一直想方设法切断列宁的一切情报来源，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对克鲁普斯卡娅态度十分粗暴。克鲁普斯卡娅还说道：
“您是了解伊里奇的，如果他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的话，他是不会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
加米涅夫听了以后脸色苍白，万分焦急。告别时，他觉得两腿直打哆嗦，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应当向何处去。也许，他担心托洛茨基会对他个人采取什么不友好的行动。托洛茨基给他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托洛茨基说：
“有时候，人们由于害怕想象中的危险，结果招致真正的危险。我想告诉你，并请你转告别人，我不打算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一场斗争，进行组织改造。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党代会前康复（很不幸，看来这不大可能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反对罢免斯大林，也不同意开除奥尔忠尼启则的党籍，不赞成免去捷尔仁斯基交通人民委员职务。但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希望坚决改变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停止对反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的迫害，停止从行政上压制党的作法，在工业化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中央上层部门要真诚合作。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的决议是无论到哪儿都行不通的。这个议案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实行粗暴专横的压迫，引起弱小和落后民族相应的激烈反抗。我准备以斯大林提案修正案形式提出一个议案，以为他改变政治路线提供方便。但是，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此外，斯大林必须立即为自己的粗暴向克鲁普斯卡娅作书面道歉，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许毫无节制的蛮干，不许再搞阴谋诡计。要真诚合作。而您，”这时托洛茨基转向加米涅夫，“应当在第比利斯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对那些在民族问题上拥护列宁的人的政策。”
加米涅夫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表示全部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他惟一担心的是斯大林可能固执己见，他说斯大林这个人“既粗暴又任性”。托洛茨基回答道：
“我认为，现在斯大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当天深夜，加米涅夫告诉托洛茨基，他到乡下去见过斯大林，斯大林说接受一切条件。已经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道歉信。不过克鲁普斯卡娅未能把信给列宁看，因为列宁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托洛茨基觉得加米涅夫说话的调子同几个钟头前他从托洛茨基那儿走的时候不很一样。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种口气的变化是由于列宁状况急剧恶化的缘故。加米涅夫在途中或刚刚到达第比利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告诉他列宁又一次陷入麻痹状态：已无法写字和说话。在格鲁吉亚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继续推行同列宁背道而驰的政策。由于个人的背信弃义，“三驾马车”的勾结已成事实。
列宁发动的这一次攻击不仅仅是指向斯大林一个人，还包括他的一班同伙，首先是他的左右手捷尔仁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在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书信中一再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仁斯基是一个烈性汉子。他仿佛由于恒星放电而有着无穷的能量。每一个问题，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使他火冒三丈。这时他的小鼻孔会不停地抽，两眼寒光逼人，说话声嘶力竭，常常语不成句。然而，他的神经在高度紧张情况下从不有片刻麻木。他总是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列宁有一次把他比作一匹烈性马。捷尔仁斯基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允许别人干涉和批评自己的部下，总是热情地、坚决地、甚至迷信地维护着他们。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个人成分，他只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捷尔仁斯基缺乏个人独立见解。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至少列宁在世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曾多次对托洛茨基说过：我可能是一个不坏的革命者，但我不会成为领袖，因为我不善国务活动，不是政治家。他这样说不是单纯的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捷尔仁斯基在政治上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指导。很多年中，他一直跟随罗莎·卢森堡，不仅仅反对波兰护国主义，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当时高兴地对托洛茨基说：
“他身上没有留下一点儿以往斗争的痕迹。”
开始的两三年，捷尔仁斯基一直紧跟着托洛茨基，近几年才转向支持斯大林。他热情地投入经济工作。他善于鼓动，驱策和带领别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展经济的深思熟虑的主见。斯大林的每一次错误他都有份，可是他还尽自己一切可能为之辩护。他是在怒斥了反对派，走下讲台后立即死去的。
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帮手。因为他在高加索实行官僚主义的高压政策，所以列宁坚持要开除其党籍。托洛茨基当时表示反对。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托洛茨基道：
“至少开除他两年。”
可是，列宁绝不可能想到，正是这个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担任了他所计划建立的检查委员会主任，而列宁要建立这个委员会，目的正是为了根除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开展这一场斗争，除了有他的总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目的，这就是为托洛茨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如果他能康复，同他一起担负领导责任；如果他的病情不能好转，则接替他）创造条件。然而，这场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斗争却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列宁只是刚刚向斯大林及其一伙宣了战而已，而且知道这个情况的只有少数直接有关的几个人，并不是全党。斯大林派——当时还只是“三驾马车”——受到第一次警告后，彼此抱得更紧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继续着。斯大林仍然控制着党组织的摇把，他急不可耐地在党内搞了个假选举。“三驾马车”越是在思想上怯懦，越是惧怕托洛茨基——他们怕托洛茨基，是因为想推翻托洛茨基——就越是不得不把党和国家体制中的螺栓拧得更紧。后来，1925年，布哈林在一次同托洛茨基的私人谈话中，在托洛茨基提出的党内存在压制民主的问题时，回答托洛茨基说：
“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大家都怕您。”
托洛茨基回答布哈林说，可以不用怕他，要踏踏实实搞工作吧。然而他的劝告毫无作用。
1923年是布尔什维克党紧张、窒息和溃散的一年。列宁在同可恶的病魔作斗争；“三驾马车”在同党抗衡。气氛非常紧张，这一年秋天，终于开展了所谓同反对派的“论战”。革命的第二章，即所谓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实质上是同列宁的思想遗产的斗争——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