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鲁普斯卡娅给托洛茨基的信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对他来说，死只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列宁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特别是神智完全清楚而又不能说话，不能不感到是难以忍受的屈辱。他无法忍受医生们的屈尊附就的口吻、陈腐的玩笑和虚假的鼓励。在他能说话时，他偶尔还向医生提出一些试探性问题，然后出奇不意抓住他们的前后矛盾，要求他们作进一步说明，甚至自己翻阅医学书籍。像对待其他任何事一样，他总是力求弄个水落石出。他所惟一能够忍受的医生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季耶。这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个正直的人，毫无廷臣习气，对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怀有深厚的感情。当列宁不让别的医生去看望他的时候，只有格季耶能够继续去见他。革命初期，格季耶也是托洛茨基家的挚友和家庭医生，因此，他们总是最先确切地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况报告。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病情也不见好转。谢多娃写道：
根据医生的一再建议，列·达到乡间去疗养。格季耶常去看望他，他对这个病人真是关心和照顾备至。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却对我们的遭遇深感不安，不知道怎样表达他对我们的同情。他对列·达遭到迫害，感到很突然，完全不能理解，因而心里十分痛苦，盼望着这一切能早日过去。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村激动地告诉我，必须尽快把列·达转移到苏呼米去，只有那里的气候才能治好他的病。最后我们决定这样做。旅途不算短，要经过巴库、第比利斯和巴统，又因为积雪覆盖，交通受阻，故而花的时间就更长。不过，旅行倒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离莫斯科越远，就越能摆脱一些近日来笼罩在心头的那种压抑情绪。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是在陪伴一个重病在身的人。迷茫的未来在折磨着我，在苏呼米又会怎么样？在我们的周围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1月21日，他们在前往苏呼米途中抵达第比利斯车站。托洛茨基还在发着烧，正同妻子坐在车厢里的工作间里。有人敲了门，进来的是陪同他们前往苏呼米的忠实助手谢尔穆克斯。他走进来时，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眼睛直盯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预感到灾难来临了。他递给托洛茨基一张纸条，这是斯大林发来的一份已经译就的密码电报，通知托洛茨基列宁已经逝世。托洛茨基将电报递给妻子时，她也感觉到一切……
第比利斯不久也收到了这样的电报。列宁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开。托洛茨基通过直通电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那边回答他说：
“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您肯定来不及返回，因此劝您继续前往疗养地。”
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其实，葬礼是在星期天举行的，托洛茨基完全能够来得及返回莫斯科。不管这听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然而他们确实是欺骗了他。阴谋家们没有想到托洛茨基会核实一下葬礼日期，否则，他们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了。这使他记起了另一件事：列宁第一次发病的消息，是直到第三天才通知他的。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目的还是“赢得时间”。
第比利斯的同志要求托洛茨基尽快为列宁逝世写一篇讣文。可是他只有一个迫切愿望：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他拿不起笔……莫斯科那封简短电文还在脑子里鸣响。但是，群众在火车周围等待着。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火车停了半个小时。托洛茨基终于提笔写了篇讣文：
“列宁与世长辞。我们永远失去了列宁？”
托洛茨基亲笔写的这几页讣文，通过专线发了出去。
在苏呼米，托洛茨基的高烧仍然不退。列宁的逝世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思绪万千。他回忆着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回忆着与列宁的会见、争论、友谊和共同的工作，再一次全身心地深信，他同不肖之徒们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正在这时，几天以后，托洛茨基突然收到列宁夫人纳杰日达·康士捏丁诺芙娜的一封信，这不能不使他激动不已。
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逝世前一个月里，曾浏览过您的那本著作，在读到您论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他搁下书，让我重新给他读一遍，他听得非常仔细，接着又自己看了一遍。
我还想对您说，您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我们那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您的那种态度，他至死都没有变。
我祝您，列夫·达维多维奇，强壮、健康，紧紧地拥抱您。
纳·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浏览托洛茨基的那本著作里，托洛茨基把列宁和马克思相提并论。托洛茨基清楚地知道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他对马克思总是充满学生般衷心爱戴和自感不如的卑谦。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形成为理论先驱与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历史上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又如此截然不同的人，是人类精神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想到列宁在逝世前还全神贯注地阅读自己论述他的著作，而且可能还十分激动，托洛茨基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马克思的尺度都是测量人的品德的最高尚尺度。
2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展开
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又开始发烧。当时，另一场辩论已经开始。这次论战是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自上而下逐步推开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各省，事先召开了千百次秘密会议进行准备。所谓辩论，实际是一场有系统和有计划的迫害，其锋芒已不是针对一般的反对派，而是专门针对托洛茨基个人。当秘密准备工作告一段落时，根据《真理报》的信号，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其景象令人眼花缭乱。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像火山爆发，来势凶猛，广大党员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托洛茨基发着烧，躺在家里，默不作声。报纸上日复一日地登出一些历史细节，从列宁20年前写的一些争论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材料，加以混淆，篡改和歪曲，而还故意造成仿佛这一切都是昨天才发生的印象。谁也不理解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如果这一切确有其事，那么列宁是应当了解的。可是十月革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呀？而且，这之后，还有国内战争，还有托洛茨基同列宁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还有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像到处都挂在一起，还有……还有……然而诽谤还是像冷却了的溶岩一样奔泻而出。这些无耻谰言本能地压抑了人们的意识，并且更加带有毁灭性地——摧残了人们的意志。
对待作为革命领袖列宁的态度，为那种对待宗教头领的态度所代替。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反对，仍然在红场建造了一个与革命意识完全格格不入的陵墓。官方出版的有关列宁的书籍也变成了这样的陵墓。列宁的思想被割裂成虚伪说教的语录。无耻的谎言，由于数量极大，因而产生了政治作用。群众感到窒息，受到压制，心灰意懒。党变得沉默寡言；由于集团构成的专政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换言之，党已不成其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