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古之心因何而生，嗜古之性成于何时，至今已难以探究，反正每到一地的首要之事就是访古探幽。于是，因为各种机缘领略了全国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在充分满足嗜古心性的同时，也使眼目得以大块朵颐。特别是附着在名胜古迹上的各式匾额，既是该名胜古迹的点睛之处，也是人们洞彻其深邃内涵的一条捷径。由于通过这一捷径能够快速而准确地领受到各名胜古迹的精髓主旨，因此匾额便成为我们观览各处名胜古迹的第一聚焦点。多年来，我们所见匾额可以说是成千上万，难以尽数，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归类总结和深入研究，但每每与人谈起则如数家珍。今蒙百花文艺出版社之允约，准备编撰一部《中国名匾》，于是我们便遵照编撰该丛书的有关体例和要求，挑选出我们所见、所知和所搜集匾额之精华，大体按照其题写时间先后的顺序整理成册。当然，限于我们一管之见等原因，该书虽名为《中国名匾》，但选取标准见仁见智，挂一漏万也在所难免，故这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之作，以求方家指正和补充之望。
作为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匾额不仅语言简练，寓意深长，文采激扬，趣意盎然，是绽放在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标志，而且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名称也多有变化。例如，在历史文献中匾额就有扁、额、牌、牓等单称，也有匾额、扁牓、牌额、牌扁等合称。据《说文解字》中记载：“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在这里，“扁”字也作匾、楄等字。至于“额”字，在《说文解字》中则作“頟”字，也就是悬于门屏之上的牌扁。那么，匾额到底有多少种形式，其变化又是如何的呢？
匾额的形式可以说是丰富多采，单就其基本形式来说，可以分为竖匾和横匾两种。竖匾，是早期匾额的主要形式，其形状多为长方形，也有近于长方形和方形的；而晚期的匾额则多为横式，其形状多为横长方形。至于匾额为什么会有竖额到横额的转变，这主要是由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变化所决定。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个十分明显而突出的结构特征，那就是斗拱。位于房檐之下的斗拱，早期主要是起到一种撑托房檐的作用，并使之显得高大而深远。在唐、宋以前，结构非常雄大的斗拱，在整个建筑物中占有很大的高度比例，一般相当于房檐柱子的三、四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多。自元、明、清以后，斗拱结构的比例开始逐渐缩小，只相当于房檐柱子的五、六分之一或八、九分之一，也就是说从柱顶到房檐之间的高度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大都悬挂在建筑物房檐之下的匾、额、牌、牓等，自然以竖匾和竖牌悬挂在原来比较高大的房檐下为宜，而后期随着房檐下高度的逐渐减小之后，横匾则变得较为合适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匾额上文字较多而房檐下高度较小，很显然横匾要比竖匾更为合适。当然，这一时期的匾额也并非都是横匾，在房檐下距离较为宽大的高大建筑中也有用竖匾的，例如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和一些大型寺庙等。即便是汉唐时期，匾额也不都是竖匾，这主要要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而定。
随着历史的发展，匾额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关于秦、汉时期，因为没有匾额实物留存而难以考定其形式，但是从有关文献和唐、宋匾额的形式中，我们还是不难窥见或推知其一二。例如，宋李明仲在《营造法式》中所列举的两种匾额形式，就与“唐招提寺”、“独乐寺”及“观音之阁”的匾额相去不远。其中，关于殿阁门亭等牌匾中的“华带牌”，就与观音之阁和其他许多寺庙的匾额基本相同。还有一种叫着“风字牌（匾）”的，也与这些唐、宋实物匾额的形式基本相同。至于这种牌匾的具体做法，李明仲在《营造法式》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说明：
“造殿堂楼阁门亭等牌（匾）之制，长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横出者）、牌带（牌两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两带之内横施者）……牌面每长一尺，则广八寸，其下又加一分。”
“凡牌面之后，四周皆用楅，其身内七尺以上者用三楅，四尺以上者用二楅，三尺以上者用一楅，其楅之广厚，皆量其所为之。”
如果将牌匾现存之实物与李明仲在《营造法式》中之规定相对照的话，不难看出它们是极为相似的。
到了明、清时期，匾额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例如在形式上有各种册页匾、书卷匾、画卷匾、秋叶匾、碑文匾及虚白匾等等；在许多匾额的四周边框（即《营造法式》中所称之牌首、牌带、牌舌部位）上，还雕饰有各种龙凤、花卉、图案花纹，甚至是镶嵌珠玉、极尽华丽之能事。在书写内容上，清代匾额往往用汉、满、蒙、藏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同时书刻，其形式与内容极为丰富多彩。
确实，匾额形式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是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密切相关。不过，因为匾额的材料主要为木质构成，故早期匾额留存极少。在中国现存建筑物的匾额中，除了汉、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华表与石阙上有类似额题之外，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物上的匾额，则要首推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了。匾文为“观音之阁”的这方匾额，由于下署“太白”二字，故有人考证其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对此，史树青先生表示认可，但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建筑巨人梁思成实地考察及其夫人林徽因参阅史料得知，此阁为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所建造，其匾额应与阁同时或稍后所立，故匾文为李白所书这一考证多不为人所认可。此外，虽有建造年代早于观音之阁的，例如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与佛光寺这两处唐代建筑，因其匾额为后代重换而非原物，故而不提。不过，由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曾远传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其匾额文化也同时传去，因而在这些国家中还保存有诸多年代久远的著名匾额。例如，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一块“唐招提寺”匾额，就是经过一千多年岁月洗礼后而保存下来的，所以其甚为珍贵。当然，在中华大地上自隋、唐以后，宋、辽、金、元、明、清历代保存下来的匾额，其数量非常之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匾额可以说是数以万计，即便是民国以降的匾额，也有诸多精妙之作，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当然，随着历史的变迁，匾额并不孤立存在，而是逐渐与对联相结合，并成为对联的画龙点睛之笔，被称之为“联额”、“对额”或“横批”等，但凡书写对联者都对这点睛之笔极为重视。例如，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就写到贾宝玉随贾政等人游大观园时先后为桥上之亭题写了四套对额。在游览过程中，有人提议从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有亭翼然”而取“翼然”，贾政则主张从“泻于两峰之间”而取“泻”字，这时又有人认为“泻玉”二字较妙，宝玉听后却说：“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最后，这处建筑便用“沁芳”题了匾额。接着，宝玉四周一望，计上心来，又配了一副对联：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宝玉的这幅对额不仅不俗不僻，切情切景，而且文字精彩，寓意深长。试想，曹雪芹为“沁芳”对额如此不惜笔墨，可见要作好匾额并非易事。
正因如此，在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关于书写匾额的典故与传说，可谓是汗牛充栋，非常之多。例如，南宋羊欣在《笔阵图》中就记载说：“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由此可见，才思敏捷的萧相国为了给长安未央宫前殿题写匾额，竟然苦苦思索了三个月之久，足见其认真之态度与匾额难作之程度。再如，宋朝的岳珂在《桯史》中也有记载说：“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资为扁额，金碧甚侈。”在这里，我们可以窥知当时即便是在民间，人们对匾额的重视程度已是相当之高了。又如，宋朝的杨万里就大书法家米芾为《真州重建壮观亭记》并大书其匾一事，曾在《诚斋记》中专门留下了笔墨。还如，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在为山海关城楼书写“天下第一关”匾额时，不仅引出了一场曲折的戏曲故事，后来竟然还牵扯出了一场冠名权的纠纷。由此可见，这些文字记载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世人对匾额的重视程度及作好一方匾额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