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肃戎说：
“大小姐你骂完没有！国民党教育成功的地方你怎么不说呢？”
她说：
“何以见得？”
梁肃戎故意调侃她说：
“教育出你这种新女性呀？”她听了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03中坜事件献“忍”策
1977年五项地方公职选举（省议员、县议员、市议员、县辖市长、县长），趁此时机，党外东山再起。
这次选举，党外展开了全岛性的大串联，“立法委员”康宁祥、黄信介、黄顺兴等，南北奔波，为各地党外候选人助选。曾经受国民党青睐的许信良在选举前夕，因未得到党内提名，反戈一击，与党外人士联成一气，在桃园县同国民党务色的候选人竞选县长。张俊宏、林义雄也分别竞选“省议员”。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等都是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参选，吸引了大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投入选战。
由于党外以“联合战线”的方式同时投入，使这次选举成为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关心的民众之多，情绪之高前所未见。
桃园县，由许信良出面竞选县长，其助选人包括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人；此外还有黄玉娇、张德铭、吕秀莲等“党外知名人士”，各有其势力。11月19日，该县中坜市支持许信良的一万多名选民，包围中坜警察分局，抗议处理选务不公，在争执中，选民愤怒，情绪激化，纵火烧毁八辆警车和六十辆电车，砸碎了警察局的门窗。
中坜事件发生后，作为政策会副秘书长的梁肃戎，又负责沟通事宜，他现实地分析了台湾的社情，他认为：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台湾形成了一支由中小企业家、年青的实业家和新的经理阶层，以及大企业的中高级职员，中高级技术人员和文化教育界一批高收入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些人拥有完整学历，醉心于西方民主制度，对国民党的统治架构，理论体系，价值标准持有异议，胸中积蓄着强烈的政治参加欲，这绝不是暴力手段所能压制的。这批人的存在，代表一个阶层，形成了台湾党外运动的社会基础，也决定了党外人士的运动反反复复，对于中坜事件，应当采取忍的方式。忍为高，和为贵。
他的认识引起国民党上层决策人物的共鸣，因此，事件发生之后，为避免事态的扩大，警察服从当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之后，当局也没有对事件的参予者追究。
04心到佛知
1986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梁肃戎，再度成为国民党与党外人士沟通的主角。这时的他，已是老年体弱，他面对的是台湾“选出差错，危机潜伏”的现实：
进入80年代以来，岛内又是多事之秋，接连发生“十信案”，“江南命案”、“民进党”成立等社会矛盾激化的重大事件。
特别是“民主进步党”在1986年9月28日纪念孔子诞辰时，突然宣告成立。
在国民党还没有宣布开放党禁之际，民主进步党的诞生，是向国民党的正面的有力挑战。这个党中的一些人，不仅反对国民党，甚至公开打出“台独”旗帜，要在国共之间独成一统，使台湾脱离祖国。
1985年7月美国传出“希望中国海峡两岸彼此直接接触”，并不想让台湾成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表明美国对台湾有弃之心。而且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方针”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国民党中央希望梁肃戎出面，党外人士愿意按受他的沟通。这是梁肃戎的威望决定的。
梁肃戎不希望台湾有一丝动乱，自己虽清楚：“黄台之瓜不堪再摘”，此事吃力不讨好，而自己叉年老体衰，但也愿助执政的他们一臂之力，以便使沟通顺利。本着“心到佛知”的态度梁肃戎出山了。
1986年5月10日中午，梁肃戎和陶百川等主持的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性的沟通大会在台北湘园饭店举行，经过长达五个小时的沟通，党外人士与国民党双方达成三点结论：一是双方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磋商；二是双方对党外人士的“公政会”与“分会”这一党外组织的成立，表示同意，对其“登记”及“名称”，要进一步研究；三是双方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的和谐而努力。
海内外公认；这三点，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一次突破，是国民党宽容的表现，是迈向民主政治的标志。这虽不能完全归功于梁肃戎，但不可无视他的作用。
然而，就在10日上午沟通前及沟通稍后的两个礼拜，情势又有了变化。
首先是10日上午，江鹏坚、谢长廷等人迳行宣布成立“公政会台北市分会”。对党外人士这种“小动作”，国民党相当不满，就在当天餐叙沟通结束，执政党及有关方面随即于下午六时召开一次高层汇报会，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主持，出席人士包括有关军事及治安首长、国民党有关高层主管、梁肃戎和中央政策会秘书长及参与沟通的另二位副秘书长。
在这次高层汇报中，部分与会的代表以台北市分会成立为例，认为党外不具沟通“诚意”，无视法令尊严，要求政府取缔，否则无以维持政府威信，一时之间，气氛相当凝重。
其后由于梁肃戎率先和另二位参与沟通的人极力主张：
在沟通进行期间，仍以暂不采行严厉的取缔行动较为适宜，并强调蒋经国关于“应诚心诚意进行意见沟通”的口渝。
这样，方使“立即取缔”的声浪和缓，最后结论是要视近期内的情势发展再作决定。
其次是5月19日台湾戒严满三十八周年当天，部分党外人士发起“五一九绿色抗议行动”，百余位来自台湾各地的党外人士齐聚万华龙山寺，准备前往总统府进行请愿，结果在龙山寺和治安单位僵持达十二个小时，在这个活动中，数位参加沟通的党外人士也参与其事，这一点被国民党有关人士认为违反了第一次餐叙双方所达成的决议。幸而当时并无重大冲突或不幸事件发生，否则依法究办是免不了的，果真如此，梁肃戎舯下一步沟通的持续就很困难了。党外的这些行动使得党内主张不应过度宽容的声势又一度高涨，给负责沟通的梁肃戎造成心理负担，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中总结了沟通中的经验教训：
“在整个沟通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碍结在于大家缺乏共识，同时无党籍朋友的作法也还不足以使人产生足够的信赖感……我们只有整个中国问题而没有地方问题，这个基本的立场，是我们沟通的原则，也只有从此观点出发，我们才能论及民主宪政问题，无党籍朋友不要太强调省籍和地域色彩，……更何况在整个国民党的政治体系运作中，省籍问题不再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副元首是台籍人士，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常委是台湾人士，至于一般行政体系中，台籍人士更是居于多数，这显示政体运作，根本没有省籍和地域观念，如果无党籍朋友强调这些问题，不论在政治的运作和国际观上，都会是一个错误的误导”。
这时的党外人士在沟通中已形成了集体运作，集体参于、并以公开，平等的架式以待执政党。而国民党并没有认为这是新党成立之前兆，结果，如前所述，1986年9月28日，以公政会为主体的党外人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立了民主进步党。
05规劝陈水扁
1987年4月15日晚十点半钟，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秘书长马树礼私宅的客厅电话响起，马树礼操起电话，话机中传来国民党主席蒋经目的声音：
“马秘书长吗？梁肃戎同康宁祥那些党外人士沟通如何？
行动如何？”这时，梁肃戎正在马树礼的客厅，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向马树礼汇报这场被他化解了的一触即发的政治纷争情况。
马树礼冲电话筒报告了梁肃戎的政绩，蒋经国竟半信半疑，问：
“这是真的吗？”马树礼带有弦耀的口吻说：
“主席，没问题，已经讲好了，是真的！”蒋经国高兴地挂断电话。
马树礼对梁肃戎说：
“肃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主席的生日。你化解了‘四一九，事件，这是献给主席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今晚，主席能好好睡一觉了。”那么，“四一九”行动起因于何人，何因呢？
这是党外人士陈水扁筹划的一场向国民党要求“本土化”的抗议活动。
1986年9月，台党外人士突然宣布成立了“民主进步党”，台湾政局开始了两党政治的全新时代，演绎出许多政治事件，1987年3月29日，民主进步党要在4月19日到“总统府”门前举行抗议“国安法”，消息传出，国民党镇暴队伍进入岗位，社会气氛紧张，除了民主进步党把持的刊物外，几乎台湾地区的所有传播媒体都反对“四一九”行动。
“四一九”的日子逼近。
梁肃戎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出面与“四一九”行动总指挥陈水扁沟通，劝阻陈水扁的“四一九”实施。
陈水扁解释：
只不过搞一个五六百人的和平抗议。
梁肃戎将信将疑。
到了4月15日，民主进步党透露出来的迹象表明：事情的局面将超过陈水扁的设想。
梁肃戎于晚暗七点约陈水扁到和平饭庄餐叙。
二人相谈两个小时，分析“四一九”行动的利弊。
梁肃戎告戒陈水扁：
“群众运动的自由性很大，有破坏性。你做为组织人，恐怕很难控制局面。经国先生的意见：‘政治可以宽忍，法律不能退让，’你一旦触犯了法律，承担罪责不说，还会破坏政治环境。”陈水扁搞“四一九”的目的是要提高自己和同仁的威望，展现力量，听了梁肃戎的话，面对整个社会的反对和国民党严阵以待的阵容，明智地选择了“延期”。
4月17日，陈水扁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四一九”行动延期。
由于梁肃戎的努力，蒋经国心中的愁云又散了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