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法
做好一件事情，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只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善于动脑，主观能力自然会是无穷无尽。
诡道用兵，胜兵之术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漫、安适平和而骄傲自大。衣冠端正，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别人自然尊重他的威严。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到国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况带兵治军呢？
解读
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是曾国藩学习和掌握兵法的学风特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曾国藩深知战争环境千变万化，必须随势变通，兵无常态，水无常形，能够因敌大变化而取胜的，称为神兵。用兵之道，随地形敌势而变法。开始无一定的规则、没有可遵循的常法。有些古人做出成绩的事情，后人仿效它就无功绩；有些今天是致胜妙方，明天就不秀验了。只有明白陈迹不可拘泥，随时择善而选用，才能常用不败。
曾国藩比一般人更爱动脑子，在兵法上尤其如此。他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临事而惧，是他一生言行谨慎的写照；好谋而成，则是他获得“千秋功业”的原因。他在统军十一二年的过程中，亟力探研用兵之道。他曾写信给季弟曾国葆说：“弟与沅弟既在行间，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曾国藩本人极善“苦思”。也极善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实践。他认为，“用兵之道与读书同，不日进则日退，须‘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为妙。”执着的追求，长期治军的认识积累，形成了曾国藩的颇具影响、颇含辩证因素的战略战术思想。这大概正是这位儒将没有“随风尘以殄瘁”的缘故。
胜敌先胜人，明晓攻心之战，伸张“正义之师”，采取一切手段，打击敌人，取得胜利。洪秀全败在曾国藩手中，就败在曾瓦解对手的“诡道”上。
活学活用
古人云：“兵不厌诈”，此乃兵胜之术。引开来，打仗既求稳当，又必求变化；办事则尤要简便、精到。这就是“诡道”，它已成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中之大道思想。
中国历史上关于战争中必须行使诡诈之道的思想，相传黄帝轩辕氏已经开始。轩辕氏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把蚩尤诱至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涿鹿地区打败了蚩尤。
公元前1029年—前1027年，周武王姬发在准备和进行伐纣的过程中，就使用了一系列的诡诈权术。如孟津军事演习时有一条白鱼跳入武王的船里，武王就借此大造政治舆论，说：“殷人崇尚白色，今白鱼跳入我的船中，正是他们灭亡的征兆。”用这办法提高自己军民的信心与士气。
公元前1027年牧野之战时，姜尚选择纣王麻痹大意、主力部队远在东南、朝歌空虚之机，乘敌之隙，果断地发起进攻，终于取得了长途奔袭的胜利，消灭了商纣，这种做法正是诡道。《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知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司马迁这话清楚地表明兵家都以姜尚为老祖宗，所谓阴谋诡道，实质就是以谋为本。
《逸周书》中的《武纪》是篇专讲军事的名篇。它一方面强调“仁义之师”，另方面又主张兵不厌诈，提出用兵必须“问其疏，薄其疑”，“乘其衰，暴其约，”即对敌国中同君主关系疏远的大臣可以用离间的方法为我所用，在敌人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要迫使它作战，乘敌人士气力量衰弱的时候攻打它，趁敌国贫困的时候就去欺凌它。
公元前632年2月，历史上有名的“谋将军”先轸使用“虚张声势”的诡诈之术，一举攻克卫国的五鹿城（今河北濮阳南）。同年4月，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先轸用了“佯败假溃”的诡诈之术使楚军中计。
历史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问谋臣狐偃：“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才能取胜呢？”狐偃回答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这意思就是说，爱好“礼”的人，忠信的言行再多他也不会满足，战阵之间诡诈的手段使用再多也不会过分，您就使用诡诈手段好了。这就是我国“兵不厌诈”成语的由来。韩非子在讲起这事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应该分清“诡诈”使用的对象：狐偃讲的“不厌诈伪”，“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诈伪的手段是只能用来对付敌人的，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的。在韩非子的论断里已包含着对自己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应采取不同方法的思想萌芽了。
智慧金言
《老子》一书明确提出“治国”与“用兵”方法上的原则区别，说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要用正规的正常的方法治理国家，用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指挥战争。它讲的是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就是“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知其雄，守其雌”等等权术，也就是人们在军争中常用的“欲擒故纵”、“欲取故予”、“强则示弱”、“卑而骄之”等阴谋诡道。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又说：“兵以诈立。”这两句话名异而实同，殊途而同归，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诡诈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顺应时势，因势利导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前，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对失去亲人；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面临战场。如今杀锗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在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了。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伤的人彼此相望，遍地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形象，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有高兴欢喜的想法？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必败无疑。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啊！等到进攻狄戎时，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也是很明了的。
解读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曾国藩说：
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赢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奇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