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上记载的最早开始论剑的人是西周初年的虎贲之士（《礼记·乐记》），但因为记载的文字简约，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当时虎贲之士所论的是何剑，估计是用剑的一些心得吧。战国时期的游侠荆轲在刺杀秦王之前曾和当时剑技高手盖聂论剑，遭到盖聂的怒斥（《史记·刺客列传》），他们之间的论剑内容，文献上也没有记载，大慨是盖聂嫌弃荆轲剑技理论不高，胡说一通，所以赶走了他。春秋晚期的越国是铸剑之乡，这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剑技家“越女”，她虽然年纪轻轻，却击败了当时名气很大的老剑客袁公，越国的军队曾聘她做武师。越女经常和越王勾践论剑，《吴越春秋》为我们记录了越女论剑的一些内容。越女认为，用剑之道，要“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出剑汉画像石“击剑”图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图中一人已拔出宝剑拉开了搏击的架式，另一人却神态泰然，按剑不动。此所谓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说的山是剑理。之前，像一位仪态端庄的美妇人，出剑之后却犹若猛虎下山；搏斗中剑技动作要和自己意念步调一致，即神形相应，这才是剑技的最高境界。越女这些理论多为后世所效法，特别是形与神的关系，精辟透彻，道出了搏击之技的法门。此后的诸子百家对剑技多有议论，但大多以剑作比喻，讨论做人和治国的一些道理，较为著名的有孔子与子路论剑及庄子向赵惠文王说剑（庄子说剑见下文第三章）。子路好剑，穿着戎装提着剑去见自己的老师孔子，并对孔子说：“古之君子，以剑自卫。”孔子说：“子路你错了，‘古之君子’是以仁义来自卫的，对于那些凶暴之徒，用仁义来抵抗就行了，还用什么剑呀！”从诸子百家的这些言论来看，他们大都是把剑和剑侠当作反面教材来立论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他认为应分两面看，剑侠有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东西。在写《史记》时，他专门列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来描写春秋以来的侠客。司马迁自称司马家的祖辈曾经“以传剑论”而显赫一时，他对剑技也有蚀到的见解，认为：不是“信廉仁勇”之人是不能传兵论剑的，剑技和“道”一阵，“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显然，司马迁把剑技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后来练武之人讲武德是一致的。
以后的文献对用剑的理论多有记述。《汉书·艺文志》中有“兵技巧十三家”，其中提到了”剑道”。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的剑技曾名扬一时，他认为自己的剑法很快，善于用较短的剑制服较长的兵器，即“以短乘长”之术。明代的俞大猷写了一本《剑经》，基本上完善了剑技的理论。现代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虽不是剑技家，却在他的小说里有许多精辟的用剑理论。如金庸著的《笑傲江湖》第一册第十回中有一大段精彩的剑论描写：那时华山派派弟子令狐冲正和田伯光在华山的绝崖玉女峰上比剑，令狐冲斗不过，忽然出现了一位白须老者，田伯光一眼认出了他，原来老者正是华山派太师叔风清扬。风清扬其时已是隐世高人，练就了一套绝世的“独孤九剑”剑法，为了帮令狐冲打败田伯光，同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独孤九剑”绝技失传，于是传授令狐冲剑法，并讲了许多的剑理。风清扬独孤九剑采自金庸《笑傲江湖》。令狐冲与田伯光比剑，风清扬借仉传授令弧冲独孤九剑剑法。的剑理与史学家不同，它主要针对武器和学武之人本身而言，不太涉及政治和武德，应算是真正的剑技理论。风清扬一亮相，就大骂令狐冲蠢材，因为他觉得令狐冲使剑时过于拘泥于死板的剑招剑式，他认为“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风清扬在讲到剑招和破招的时候说，剑招只是初习时的基础，练到一定的程度就得把剑招忘了，随意而舞，要达到让人看不出招的地步，此所谓“无招”。既然无招，就没有什么可破了，敌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在这里，风清扬举到了不会武功之人出招的例子：“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常人，拿了剑乱挥乱舞，你见闻再博，也猜不到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砍向何处，就算是剑术至精之人，也破不了他的招式，只因并无招式，‘破招’二字，便谈不上了。”看来，事理与天地一样，都是圆的，你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回到了起点。当然风清扬在这里谈的不是哲理，他说的“无招”无非是告诫令孤冲练剑时要顺其自然，切不可为剑的招式所束缚，因为“独孤九剑”也有剑招，练完了须将其忘掉才好。很显然，风清扬的剑理还是受了道家哲理的影响的，如有招与无招之说，所谓的“任意所至”，其实也与上文提到的越女、司马迁的剑论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形神合一，以意使剑。另外，风清扬还提到了练剑人的素质。在教令狐冲练剑的时候，他屡次称赞令狐冲是个练剑的好材料，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独孤九剑”的，即使把剑法剑招都记下了，实战时仍然使不出“独孤九剑”应有的威力，因此练剑还得靠“悟”，要通晓剑意。风清扬的一个“悟”字，几乎道破了学习神功绝技的天机。
名将配宝马，宝马配好鞍。如果剑术一流，再使上利剑，与人对阵起来，必然更胜一筹。近现代武侠小说创造了许多颇为神奇的宝剑，如碧血剑、湘妃剑、倚天剑等等，大都通灵性，能无形之中取人性命。历史上也不例外，上文提到的有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有文献记载的鱼肠剑。在剑技、名剑的鼓噪之下，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另一批人，即相剑家，专门鉴定剑的好坏与真假，他们和当时以识千里马而著名的伯乐差不多，都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智来吃饭。最早相剑家还是出现在铸剑业较为发达的吴越地区。越国的铸剑家欧冶子曾为越王铸了五把宝剑，越王找来相剑家薛烛看了看。薛烛先拿了那把叫做“纯钧”的剑掂量了一下，顿时赞叹不已：“看它发出的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看它的锋刃，坚硬得像岩石；再看它的纹理色泽，却又柔和得像刚出水的芙蓉。”（《越绝书》）待薛烛看到另一把鱼肠剑后，觉着它冷气森森，“逆理不顺”，杀气很重，连忙叫越王不要佩带它。后来鱼肠剑流落到吴国，为吴王僚的堂兄光所藏，最后果真应验了薛烛的预感，光找到刺客专诸，用鱼肠剑杀死了吴王僚。
战国、西汉之时，相剑之风大盛，因为相剑家不但要识别新剑的好坏，还要鉴别旧剑的真假、优劣。所谓旧剑，就是自己所处时代之前的剑。如战国的时候，人们就把吴、越两地流传下来的剑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有些人喜欢楚倾襄王的剑，哪怕很旧很破，也是争而带之；很多贵族认为新铸的十把好剑还抵不上越国欧冶子铸的一把旧剑。由于这股崇古之风的兴起，出现于许多名剑的仿制品，有些模仿的功夫相当的高，很让相剑家头痛。《吕氏着春秋·疑似》中说：“相剑者之患，患剑之似吴干（越）者。”可见，当时仿制吴越剑的风气很盛。除了识别旧剑外，相剑家还得鉴定新制的剑，以供好剑者参考。因此许多相剑家有自己的相剑标准和经验，有的甚至著书立说，可惜均已失传。1974年，在我国的甘肃省出土了六枚与相剑有关的竹简，发掘者名之为居延“相剑刀”册，竹简年代为汉代，正可弥补文献阙失的遗憾。
“相剑刀”册简文甘肃居延出土。居延“相剑刀”册大约是西汉时期的作品，那时候钢铁刀剑已经很流行了，因此简文的主要内容说的是钢铁刀剑。简文总共只有209个字，但记录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不但教人如何识别旧器的真伪，还着重告诉人们如何从刀剑的颜色、纹理来判断刀剑质量好坏。在怎样识别剑的新旧时，简文说：“从剑鞘中拔出剑来，看有无剑格及剑格的形式如何，剑格不明显或没有的，肯定是旧器；是旧器的话，再看看剑身上有无青黑的颜色，如果青黑的颜色均匀地分布于剑脊的两侧，必定是把好剑。”在谈及新器的颜色时，简文举出两例简明地判别钢铁剑的方法。钢铁剑的刃部经过淬火后，颜色发白，如果这种白颜色不到锋尖的话，一定是把好剑，到了锋尖上则不好；再者，可以到太阳底下观察剑身的颜色，如果剑的颜色发黄，或有黄斑，则肯定不是好剑，如果剑格之处黑白分明，也不是好剑。简文上这种以颜色判别剑好坏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白色指淬火后的颜色，钢铁剑淬火后，十分硬，但也易脆，因此剑锋最好不要淬火过度，形成白色；在格斗中剑格部位承受的力量较大，要求韧性好，因此钢火也不要太硬，形成黑白相间的颜色；剑身的黄色则指钢铁内部组织的杂质物颜色，黄色斑驳而重，说明剑锻打得不够，里面的杂质物人多，则剑的质量肯定不好。另外，简文还特别提到了剑的纹理，剑的纹理一是指剑身上的纹饰，另是指剑身所表现出来的纹路。简文称有“悬薄文”的剑很不错，但“悬薄文”是什么纹饰我们现代的人已无法得知；简文提到的“圭纹”则很可能与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的暗黑色菱形纹相类，有“圭纹”的剑也是好剑。而剑的纹路得靠感觉和经验来判断，文献提到的剑纹“缠绵径冗”的现象恐怕不是一般人用眼一望便知的。越国的相剑家薛烛说鱼肠剑“逆理不顺”，可能也是从剑的纹路上来判断的。
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居延“相剑刀”册里内容也不落伍，有科学方面的东西，也有经验方面的东西。汉代的一位相剑家曾说：“想要知道剑的好坏，必须先仔细观摩一千把剑才成。”看来，相剑家著书立说并非是纸上谈兵，过了两干多年，人们把它们挖掘出来，除了当作文物历史资料外，甚至还能成为今人判断古剑好坏的参考依据呢。
七、剑之历史佳话剑与勇——荆轲的剑术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战国晚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名叫荆轲的大刺客。荆轲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呢？
原来荆轲受人之托，答应了燕国太子的请求？去杀秦王。燕国太子丹和秦王赢政自幼就是好朋友，长大了后，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秦王赢政不念旧情，百般刁难、侮辱太子丹。太子丹忿恨不已，偷偷跑回燕国，伺机报复。当然太子丹刺杀秦工也不光是泄私愤，他还是有公心的。当时的诸侯秦国渐渐强大起来，到处攻打其他的诸侯国，连两个老牌的大国齐和楚都被秦国打得没脾气了，各诸侯国的国君都很怕秦王。燕太子丹心里清楚，燕国弱小，迟早要被秦国灭掉，因此下定了刺杀秦王的决心。
荆轲在燕国受到了太子丹的厚遇。那个时候的刺客是有些讲究的，不是叫杀谁就杀准的，他们刺杀的对象非王即侯，要不就是达官，这样似乎更能达到他们的人生价值，为了立名于世，毫不在乎地放弃生命。当然，刺客杀人还得看雇主，他们杀人并不是为了钱，甚至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奉行的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与后代刺客大不相同。荆轲之所以把燕太子丹视作知己，是因为他在一国的太子面前得到足够的优待和尊重，他甚至可以“怒斥”太子丹，而太子丹仍然唯唯诺诺。荆轲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后，开始了刺杀行动。荆轲是以使臣的身份去秦国的，为了取得秦王信任，荆轲拿了燕国城市督、亢的地图，督、亢是秦王垂涎已久而想得到的地方；荆轲还提了樊於期的人头，樊於期原是秦卫的旧部下，后来背叛了秦国，秦王一在悬赏捉拿他。不光如此，燕太子丹还花钱买通了秦王身边的大臣，在秦王面前说燕国的好活，使秦五放下戒心，接见燕国的使臣荆轲。接下来就是荆轲在秦国宫殿上刺杀秦王的一幕。荆轲呈上卷成圆筒的地图，刺杀的短剑（即匕首）就藏在地图里，秦王在翻看地图时，“图穷匕现”，荆轲操起短剑，拽住秦王的衣袖，直奔秦王胸口刺去……大家都知道，这次刺杀失败了。尽管如此，后代许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都提笔撰文回味这一惊险的历史时刻，对荆轲的冲天浩气之举赞不绝口。
暂不管历史文人是怎佯的文华笔采，先来看一幅汉代人雕刻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吧，瞧瞧民间艺人又是如何再现这一惊险时刻的。
汉代的画像石是地上祠堂或地下墓葬的建筑材料，在上面刻画像是当时的一种风俗。此幅画面中部有一根建筑立柱，别以为这根立柱是多余的，它可是秦王的救命稻草呀，当荆轲拿着短剑在宫殿上追杀秦王时，秦工绕着立柱来回奔窜，最后荆轲以剑抛射秦工时，竟奇迹般地被这根立柱挡住。从构图上看，立柱又可作为中轴线，将画面分成了左右两半。左半有一人，他的身旁题刻“秦王”二字，看来这位扭头拔腿欲奔、样子十分惊惶的家伙就是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右半有三个人物、一个漆盒，还有三个人名题刻，分别是“秦武阳”、“荆轲”、“樊於其（期）头”；那位全身发抖正匍匐于地长跪不但的人是秦武阳，传说秦武阳的胆子很大，13岁就杀了人，所以带他来做荆轲的副手，没想到秦武阳做不了刺客，在这种场合，他只有发抖的份儿；漆盒里装的是樊於期的人头，秦王很恨樊於期，见了他的人头，自然相信荆轲，让荆轲靠近他；画面中的主角荆轲被一人从身后拦腰抱住，尽管如此，他还是蹬腿扬臂将短剑掷向了秦王。
通观整幅画像，会感觉到一股凛然的正气充斥在画面的每个角落：秦王的惊慌和狼狈，秦武阳的胆怯和无能，左右官员的惶措和突袭；无不在烘托着荆轲的勇猛和胆识；就连漆盒里沾血的人头，营造的不是阴森的氛围，而是有一股奔放的力量，让人藐视强秦，让人视死如归。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戏剧心理是相通的。对于喜剧，总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寄托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对于悲剧，其结局往往是悲而不惨，表达着积极向上的哲理内容。从历史文献上看，荆轲的结局很悲惨，在他已失去抗争的能力后，被一拥而上的武士乱剑砍死。汉代的画匠们精心地设计子这部悲剧的瞬间，但很显然，画匠的设计是带着情绪的。从事实上看，秦王是强者，荆轲是弱者；但从设计的画像上看，强弱双方却调转过来，荆轲所表现的强勇气势压倒了身边的所有人。因为我们事先了解事件的真相和荆轲悲惨的结局，所以从中更能体会到荆轲的人格魅力——大勇大义，情绪自然也被这幅画像所感染。难怪历代的仁人志士部把他奉为楷模，荆轲大勇大义的美名也由此在民间流传了两千年。
我们再来看看荆轲的剑术。人们在传播荆轲美名的时候，少有埋怨荆轲剑艺不精的。而从历史文献上看，荆轲的剑技水平并不入流。荆轲“好击剑”，曾经和当时的击剑高手论剑，遭到他们的鄙视。在荆轲刺杀秦王失败后，一位击剑名家感慨地说：可惜呀荆轲，刺杀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荆轲“不讲刺剑之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