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尚无为
这里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极自然的情况之下，毫无勉强地显出作为的意思。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用现代的语意解说：道体常是无为的，但一言其用，又是无不为的。侯王若能守道，和道体一样的无为，则万物将各顺其自然之性以自生自息，也就是所谓“自化”。但此种状态，不可长保，因为世事日趋繁复，于是在自化的过程中，就不免有欲心萌动。若是没有一种防范，则必智巧日出，诈伪日甚，“世”与“道”交相剥去，那就不堪设想了。然防范这种趋势，岂能有所作为吗？亦不过仍以无为的态度，镇之以“无名之朴”罢了。此中的作用，就在以静制动，以质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将作而不得，自然返于无欲了。无欲则静，天下将自归于平定了。这是政治首领的治世之道。至于道家或道教徒旨在“无欲以静”一句话上面用功夫。张道陵天师当日拒绝一切利禄，隐居深山林密之处，只是要做到“无欲以静”的境界，以求归真返朴。谈到道教徒要济世救人，原是体天地好生之德，顺应自然之道，也是为善不求人知，施恩并不图报。正如老子所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有不为”。这些话的意思是指，上德的人，对人有德而不自以为德，所以才有德；下德的人，对人有德即自居其德，所以反而无德了。因为上德的人，与道同体，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所以《他也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下德的人，不能得道之全，他是有心去为，结果反而无所作为了。这上德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功夫，正是道家的修养的最高境界。
在老子哲学中，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其特质是虚无；这一虚无之道化生万物，且作用于万物。这是对世界的总体的论述，我们在《大道玄妙》那一篇中已经谈论过了。同时，老子对于世间各种具体生活现象、文化现象，也强调“无”即虚空的作用。这和前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还是把两者分开来说。
且从老子所提出的一些最简单的例子入手。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辐，是车轮上的辐条，相当于自行车车轮上的钢丝，起支撑作用：毂，是车轮中间用来安装车轴的空心木圈。老子的意思是：毂中心是一处虚空，但正因为有这一处虚空，车轮才能够转动，才有“车之用”。他又举例说，用泥土制作陶器，在陶器虚空的部分，才发生它的作用：造一所房子，真正起房屋之用的地方，也是它的空间。概括而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的部分，提供了条件和便利，“无”的部分，才发生效用。所以对任何事物，不能只见到“有”而不见到“无”。
从这些简单事例中引申出来的道理，是具有普遍意义而又相当微妙的。
譬如说法律，它的价值何在呢？它并不是规定人们去做什么、怎样生活，而是根据社会本身的需要，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提出不可缺少的规则和限定，划出人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就是说，法律真正有价值、有效用的地方，恰恰是它的“虚空”。老子批评当时的社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的意思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妨作这样一种理解：一种法律制度，如果订立得过于严苛琐细，也就是“有”的部分太大而“无”的部分太小，令人动辄得咎，则不可避免导致大量的违法行为。看起来，现代的法律是非常复杂的，这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归根结蒂，凡是比较合理的法律，不管何等复杂，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在法律所构成的“虚空”中的活动。就像打球，规则的订立，不是为了教球员怎样去打球的，而是为了让他们在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挥。
重视“虚空”之作用的哲理，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影响尤其大：拿绘画来说，西洋的油画，总是要在画布上涂满了颜料，画上各种各样的景物。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特别是属于“南宗”系统的文人画，却习惯于在画面上留下大片虚淡乃至空白之处。画得太“满”，仅而是费力不讨好，甚至被指斥为“乌烟瘴气”。那么，若有若无、冲淡而缥渺，乃至完全不着一笔的部分，对一幅画的意境的完成，起到何种作用呢？以中国画中最重要的山水画为例，有形质的山水草木向无形质的虚空开展延伸，令人意会到自然的空渺深邃，因而达到“咫尺内山水寥廓”的效果。同时，这也表现出画家精神上的虚静淡远。欣赏者面对这样一幅画面，经过视觉与想像的统一，会感受到从有限到无限、从形质到本体的超越的境界。而虚淡的“无”，也反过来衬托了山水草木的“有”，赋予它幽情和灵气。所以，“虚空”在画面上，其实是包蕴了极丰富的内涵。
音乐方面，可以拿白居易《琵琶行》的一节作为例子：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如果说“乐为心声”，诗中那位琵琶女心理活动最微妙最复杂的一刻，恰恰是用“无声”来表现的。“有声”的表现力总是有限的，“无声”的表现力，在“有声”的衬托、配合、提示下，却是无限的。白居易注意到这一种特殊的音乐表现，写下了这一节千古传诵的诗章。
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抒情诗中，这一种艺术手段，运用得更普遍更纯熟。中国古典诗歌讲究含蓄委婉，注重言外之意，像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更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作为唐诗的最高境界。说到底，这种特点就是：诗歌真正的意蕴，不在语言直接叙述和描写的部分，而在语言作出的提示、暗喻。按老子的说法，这叫做“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唐代元稹的《行宫》是一首短短的五绝：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写出白头宫女在古行宫闲坐说玄宗的小小画面。然而由可以联想到的，却是无限丰富：在那些宫女们从青丝如云到白发苍苍的数十年中，辉煌煊赫的大唐帝国衰落了，风流天子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浪漫爱情及其悲剧结局已经成为过去，宫女们的娇姿艳质、人生梦想也已在幽闭的古行宫中消磨净尽，如今她们只是百无聊赖地说些往事，打发最后的时光。在这寥寥二十字中，包涵了多少世事幻变、人间沧桑、生命凄凉之感！这种效果，就是因为诗人懂得从虚处落笔，才能以少写多。
也许是受了东方哲学的影响，据说在西方举行的一场现代音乐会，有一位演奏家，只是在钢琴前静坐了数十分钟，而根本没有弹响一个音符。这场特殊的“表演”，曾经哄动一时。不过，这只能算是好奇，也只能偶一为之罢了。在艺术的表现上，“无”的作用，毕竟要经过“有”才能显示。纯粹的空无，实在是教人摸不着头脑。
四、居柔下
无论是道家或道教，所应守的教义之一是甘居柔下，不当刚强，不务高尚。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主张在人世的自然生命过程中以“长生久视”为要义。既求长生久视，自应知长生久视之法，这里所讲的柔弱，虽不就是道，但却近于无为。他指出：人当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若是死了，身体就变为僵硬了。万物草木活着的时侯，形质是柔脆的；若是死了，形质就变为枯槁了。所以坚强的是属于死的一方，柔弱的是属于生的一方。这是拿人生现象和物类现象来论证柔弱是生生之理。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更可以拿现在的机器来比。机器用钢铁铸成，可谓极其坚硬，然而极柔软的皮带却可以制约其动力，由此更可见柔弱可以克制刚强。至于老子说：“……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既是极言柔弱的益处，又说明强而大的宜处下，所以他说：“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又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又是说明处下不处上的益处。大者宜处下，是老子反复说明的道理，所以他又以江海为万流所归来此喻。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王”是天下归心的象征，“海”是百川汇集的所在。江海其所以能为百谷王，是因为它善于处下，所以才能为百谷王。由此可知古代帝王，想要居万民之上，必先心口一致的自以为下；故侯王自称是孤、寡、不谷。想要居万民之先，必须迫而后动，感而后应，不得已而后起，这就是“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道家者流虽不欲生为侯王宰辅，但遇可用之机，亦可为帝师王佐，如姜尚、张良者大可为天下苍生造福。
《老子》中很多地方说及事物发展至“大”所呈现的表征，诸如：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人由此引申，又提出一些新的类似说法，如宋代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凡此种种，可以归纳成一个道理：各种事物在达到最高境界以后，看起来会像是它的反面形态。
在上述诸种“大”中、“大智若愚”是最为人们熟悉的成语。“大智若愚”，也就是老子所谓“大巧若拙”的更浅俗的说法，两者意义完全相同。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分析：大智大巧，何以会像它的反面——愚拙。
欲知“大智”，无妨先看“小智”。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儿，略略识得几个字，就会到处炫耀，逢人卖弄他的聪明。这既是好奇心所致，亦是因为受到周围成年人的鼓励，在反复的刺激下，晓得“聪明”是个好东西，凭聪明能够受到人们的注意。受注意、受夸奖，那是自身存在得到肯定的讯号，其意义非同小可。渐渐长大以后，这一种习性是否完全改变呢？也许表现形式不再那么天真幼稚，其心理本质却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并不能够完全独立地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需要从社会中获得肯定的讯号。表现聪明智慧，是获得这种讯号重要途径。所以，小有所得，便沾沾自喜，急于显示给别人看，也就成为很平常的现象。名流宿儒，有时也难以免俗的。那么，反过来说，既称为“大智”，自然是对自身与外界，都有明澈的认识，因而超越了上述的心理状态。于是，大智之人，反而光华内敛，无所表现其智，或至少是不轻易表现其智，看不见一种灵活机敏的样子，便有“若愚”之状。
另一方面，正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知识的范围愈是扩大，他所接触到的无知部分也愈大，因而更明白自身智慧的不足：天地之广阔，历史之漫长，人心之幽深，万物之纷繁，哪里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探究透彻的呢？所以大智之人，自然有谦虚之德，甚至是恐惧之心，打个比喻说，一只玻璃瓶，灌上一升二升水，便溢得满地都是；一口水池，注入几吨水，只覆盖了浅浅一层，显着很不足、欠缺甚多的样子。这也是“大智若愚”的原因。
再说“大勇若怯”。这也是苏轼从《老子》所作的引申，《老子》中原有的类似说法是：“古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在这方面，汉代的张良是极好例子。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多年战争中，张良是刘邦的主要智囊人物。刘邦屡次陷于困境，幸赖张良的谋划，得以转危为安。所以刘邦得天下后，大封功臣，首封张良，说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张良功也！”但张良却不是一个雄武之士。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虚怯的。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载其事，最后议论说：我料想张良此人，一定是魁梧奇伟，但是看了他的画，“状貌如妇人好女”，因而深知不可以貌取人的道理。
与张良同为“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另一位是萧何），有甘受“袴下之辱”的故事，也是“大勇若怯”的例子，《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年轻时贫穷而放浪，乡中无赖少年当众欺辱他说：“你虽长得高大，又喜欢佩带刀剑，内心却很胆怯”又说：“你如不怕死，就拔剑同我相斗；如怕死，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韩信朝那无赖少年看了许久，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的袴下钻过。街市上的人哄然大笑，都认为韩信是个胆小鬼。然而就是这个貌似胆怯的韩信，后来成为刘邦手下统率三军的大将，在战场大显身手，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英雄项羽，为刘邦夺得天下。功成名就之后，韩信把当年侮辱他的无赖少年召来，给他一个小官做，并向手下将吏解释说：“当时我并非不能杀他，只是杀他的理由不充足，所以忍受一时之辱，而成就今日的功业。”在韩信看来，“勇敢”绝不表现为在街头拔剑与人相斗：大勇之人，为了使自己的勇敢有真正的发挥，也无妨在小处表现为“胆怯”。
“大方无隅”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所谓“方”指方正而言。一个方正的图形，是由四条直线的边框组成；一个行为方正的人，坚守着确定的道德规则。但是世俗的“方正”，有时只是以己度人，其准则相当狭隘。而“大方”即最高的方正，却会消失了它的边际，而能够广泛地包容。譬如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耶稣对世人博大的怜悯，便感觉到这同老子所说“大方无隅”有些近似。真正的伟人，也总是以俯视的同情与宽谅看待世间的一切。
其他方面的情况，大抵可以此类推。“大器晚成”，通常用来比喻超凡的人才需要经过长期的蓄养，看起来会显得平庸无奇；“大象无形”，是指“道”这一最高最大的存在，完全没有可见的形体；“大音希声”既可以理解为：最伟大的音乐无法经由声音奏出，也可以理解为：真正强有力的发言，乃是沉默无声的……。总而言之，正因为“大”是对于日常境界的超越。所以呈现为日常境界的反面。
用上述道理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简截的判断方法：凡是以喧嚣的、夸张的态度表现出来，竭力要显示其“大”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大”。
五、崇俭约
老子所讲的俭，是广义的，俭与啬有相通之义。老子心目中的俭，不是专指节财用而言，而是由文返朴由博返约的意思。他看到周代末年，竞尚文采，流入虚伪，所以主张返朴返约，以救其弊。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就是俭啬，这个俭啬，有治人事天的大效，便不止是节财用了。《韩非子·解老篇》把俭字解说得比较确当。《解老篇》有云：“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故曰俭故能广”。从这几句解释的话里，可知俭是由俭用其财推广则爱宝其神，重战其卒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持保三宝，三宝序列第二的就是俭。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韩非子解释“俭故能广”，深得老子提倡俭之要义。俭用其财，自然家富，是俭的本义；爱宝其神，自然精盛，看重士卒的生命，不妄作战，自然民众，就有扩而充之的推广之义。韩非子又云：“啬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啬。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谓之侈，圣人之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谓之啬”。可知老子主张俭啬，在爱宝其精神，不肯丝毫浪费，就是归根复命以至于无为的功夫，与俭家所讲狭义之俭，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