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因国内祸乱，流亡到楚国，楚成王与他晤谈，事后对臣下称赞重耳的德行，谓之“广而俭，文而有礼。”“广而俭”一句，通常解释为志向广大而财用节俭。这是错误的。这里的“俭”不是指财物方面的节俭，而是处事有节度、能自我约制的意思。徒有远大志向而不能自我节制，不过是空洞的浮嚣，所以楚王以两者对举。《老子》中说：“俭故能广。”也是说一个相反相成的道理。
“俭”和“广”是一对抽象概念，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如何使用财物：无论个人、家庭、国家，节俭便能防止缺乏，这也符合老子的意思（但这种场合下，“广”应解释为充裕）。只是不能够局限在这一狭隘的意义上。而且，节财足用的道理人所皆知，没有多少可说的。把“俭故能广”这句格言同老子的一贯思想相联系，可以用来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运用生命力的问题，这确是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力学”。
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的运动，似乎都有“力”的道理。凡是剧烈的、强暴的运动，因为用力过度，都不能持久。他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
“飘风”是突起的狂风。在自然界，我们看到细雨和风，旷日持久，狂风暴雨。倏忽而尽。好像一场风雨中蕴涵的自然力是一个常数，若狂泻而出，便很快告竭。老子据此引申说：连天地都不能长久地维持一种狂暴的运动，何况是人呢？这道理用历史事实来验证，会觉得很有趣。譬如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时代猛烈地兴起，不过数十年时间，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其统治人口和土地均超过当时世界一半的庞大帝国。但蒙古人的衰落也来得快，而且一蹶不振。今日蒙古人给人的印象少有剽悍之气，倒是以能歌善舞见长。
老子这个道理，自然也适用于个人。所以老子讲道德修养，主张静不主张动，主张柔和谦让不主张猛烈进取，这些从人生的“力学”来考虑，都可以理解为多蓄养而少浪费，在平衡的状态中保持生命的持久旺盛。《韩非子·解老》篇阐发“俭故能广”的格言，也是说“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物盛极而衰，事张极必弛，所以“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圣人淡泊和静，无兴奋或焦虑之事，因而生命的元气旺盛不衰。另外，《老子》中还有一句“治人事天莫如啬”，和“俭故能广”是相近的意思。韩非子解释说：“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知识”作动词用）。”又说：“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知识乱。”这些都是讲保养生命力的道理。
从保养生命力的角度来理解“俭故能广”，这是一种养生之道。回到晋文公重耳的例子，那显然不是养生之道，而是另一回事情。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广而俭”的气质，实际是以克制、谨慎，对琐小事务的忽略，来完成他的远大目标。”一个浮嚣的人，常常为琐碎的矛盾而兴奋或焦虑的人，他的有限生命力早已散化殆尽，哪里还能“广”呢？诸葛亮有两句名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可以视为对“俭故能广”的绝好注解。
“俭故能广”的相反相成关系，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作一些引申发挥。日常和朋友闲聊，说起男女之间的感情，似乎有这样的规律：相敬如宾的固然能够持久。就是那些寡淡无味的，也往往拖拖沓沓，含糊地混过了一辈子；独有那些一见情、山盟海誓、爱得七死八活的，难免要吵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风云流散。说起来，“仇”这个字眼，本来就是匹偶的意思（古音仇讲如“求”），故在本来意义上，“情人”，也就是“仇人”。古代小说戏剧中，爱之极称作“冤家”，恨之极也称作“冤家”，深有意味。这里面是否也有人生的“力学”呢？爱得太深太强烈，好像是用力过度，而难以为继，于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呜呼哀哉。
中国素来有“惜福”之说，细想起来也很有意思。似乎一个人的生命力是一常数，一个人的“福份”也是一常数。乐极生悲，福盛转祸，过度享有幸福，则必有大苦大悲相随。以前读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总觉得各种解说都不大使人满意，以为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诗中写杨贵妃与唐明皇享尽人间之福，富贵尊荣已无可复加，情爱深绵亦是帝王的婚姻中所罕见，仍不肯有所节制，一味沉溺于欢爱享乐，甚至犹不觉满足，企望世世为恩爱夫妻，便违逆了天地间万物消长之理，所以有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落得个“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结局。其实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未必真是那样深挚，只是在民间传说和白居易据这种传说写成的《长恨歌》中，把他们描绘成一对深情无限的夫妻。这里面，透露着人类远不能拥有完美幸福的遗憾之情。照这么说来，人对于生命中的幸福，也应懂得“俭故能广”的道理，不能求之无度。
照老子的人生“力学”，生活难免趋向于平淡寡味，是不是值得呢？那就是各人自己的事情了。
六、寡私欲
自私是人的本性，嗜欲是人类生活需要激发的，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的徇私纵欲，有与时俱进的趋势。人类的生活需要满足都有待自然界物质的供给，人类的欲望无限，自然界的物质有时而尽，所以现代最近发生了能源的危机。且由于人各图私，争权夺利，斗争战争，有使整个地球同归毁灭的危险。因此当前的危机，急有待于道教发挥寡私欲的教义来挽救。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早就主张寡私欲。他有见于素朴的纯净自然，是归真返璞最好的捷径，所以主张少私寡欲。同时，他主张人们要见不到引起欲望的事，接触不到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从根本上使民心不乱，所以他又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耳目口腹之欲是有害于身心的，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些话用现代语意解说，就是人若看五色太过了，对于眼睛是有伤害的；故说“五色令人目盲”；人若听五音太过了，对于耳朵是有伤害的，故说“五音令人耳聋”；人若吃五味太过了，对于口胃是有伤害的，故说“五味令人口爽”；若是骑马打猎太过了，能使人心狂荡起来；有了难得的货财，就时时提防被人偷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是可以乱人本性的。所以圣人的主张，“为腹不为目，也就是务内不务外的意思。能够拒绝外物的引诱，就是“去彼”；能够确保固有的天真，就是“取此。因此寡私欲不只是消极的减少了欲望，而且有积极的固精养气保神的大用。
贫富不均，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说起来，人类有智慧，有理想，有道义，有仁爱之心，但是只要想一想贫富不均的事实，这一切显得何等虚弱：唐朝白居易写《买花》诗，末两句叹息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意思说：一束珍贵的深色牡丹，价值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相抵。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放眼看今天的世界，仍然不乏相似的乃至更惊人的事例。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一户农民饱受严寒酷暑，一年辛勤劳作的收入，常常是不超过一百美元，而有钱人随便的一顿午餐，便会超过这个数字。人们说，贫富的差异总是有一定原因的。但倘若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上看，有什么根据，可以使人对此心安理得呢？
而社会的贫富关系中，还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贫富之间的差异呈现反向运动。《新约·马太福音》中说：有者，将予之；无有者，并其所有而将夺之。所以西方人把贫富差异不断扩大的社会现象，称为“马太效应”。《老子》中恰好有同样的说法，他认为“人道”即社会一般规则，是“损不足，奉有余”，就是剥夺那些本来就缺乏的人，奉献给那些本来就有余的人。这一现象作为社会学的问题来研究，可以写出很厚的专著，我们这里，只能简单地讨论。
在古代社会，政治权力和财富之间是相互沟通的。有权便有钱，权力维护了贫富之间的差异。明朝人沈一贯注“损不足，奉有余”两句，便说：“裒聚穷贱之财，以媚尊贵者之心。下则箠楚流血，取之尽锱铢；上则多藏而不尽用，或用之如泥沙。”用了残酷的手段，把穷苦百姓的财富一点一滴、一毫一厘地搜刮起来，供有权有势的人们，尤其帝王们奢侈享乐，挥金如土，这就是专制时代的普遍景象，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它的典型写照。
现代社会当然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是贫富差异呈反向运动的现象便不存在了：所谓“多财善贾”，资本愈是雄厚的人，赚取利润会愈容易；而小公司、小商人，兢兢业业，努力挣扎，却常常一经风浪，顷刻翻船。一个家庭想要发达，通常要使家庭的成员接受良好的教育。表面上看，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是对所有成员平等开放的，实际上仍然存在不平等。就以今日的日本为例，不从名牌大学毕业，难以得到最好的工作机会，但穷人未必有能力问津。医生是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但大学医科的学费，一般家庭哪怕不吃不喝，全部收入也抵不上，你教他们的子弟如何接受这种代价高昂的教育呢？结果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从这里毕业。以上仅是举例而言。总而言之，社会总是更多地保护其上层的利益，而牺牲下层的利益，这也是一种“损不足，奉有余”。
国与国之间，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掌握当今世界经挤命脉的，是那些工业发达、已经相当富裕的国家。只有它们，才有力量决定不同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关系，并且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全世界经济的运转，总是有利于工业发达的国家。穷国弱国低价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高价进口工业制成品，结果怎能不是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呢？还有，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人才。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异，穷国有限的人材，纷纷向富国流入，更促进了贫富的两极分化。
不过，倘若损不足而奉有余是唯一的规则，岂不是自古以来，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向极端发展，而永远不会有所变化了吗？事实上，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显然并不是如此。这就说明有另外的规则，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