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早年的改革，很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发展的成立也不例外。
当年，包括特区内6家和宝安县15家在内的21家农村信用社，由于亏损，已成为深圳市农业银行手中的一块鸡肋。这21家农信社和全国的其他农信社一样，都是农民以2元一股的方式入股，组建成的信用合作组织。在业务上，信用社贷款发放、存款吸收都纳入农行的管理范畴，但组织架构上，信用社仍是独立核算。这种体制上的混乱，让信用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有银行的附属机构，并且由于普遍存在的贷审不严问题，背负了大量的呆账贷款。
经过反复协调，深圳市政府开出了治乱的方子，“让信用社脱离农行，组建一家真正的股份制银行。”
当然，组建银行还出于市政府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为当时的特区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为此，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提出了建设一家为特区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股份制银行的概念，用这个一箭双雕的方法，来解决信用社经营和金融资金导向的问题。
王健：1987年，深圳市政府公开招聘局级干部组建深圳发展银行。我无意就考上了，被招聘为三人筹备组一员，主要负责业务，被任命为深发展第一副总经理、法人代表，主持全面工作。当时，深发展是不设总经理的。
深发展最大的困难就是在6家老信用社基础上开始筹建的，人员素质差，坏帐多，客户少，网点偏，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好在我们三个负责人都是银行出身，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
1987年3月，深圳市委组织部一纸委任状，刘自强、王健、杨伟东三人走马上任，成立了深圳信用合作银行筹备组，由刘自强担任组长。新银行大胆地采用了股份制的结构，甚至按最初的设想，在股权上要完全分散，避免一股独大造成体制或经营上的僵化。
那时，联合信用银行还没领到人民银行的准生证。按照李灏的要求，是边报批边改造，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改造分为几个阶段进行。
首先是架构建设。筹备组认为，既然要破旧立新，新机构就要按照股份制公司的要求组建，包括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虽然受当时的情况局限，政府直接安排了第一届领导班子的任职——刘自强任董事长、王健和杨伟东任副总经理，但新的管理框架无疑为深发展日后摆脱体制的局限，快速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不搞双重的人事制度。所有的干部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凡是被招聘的人员，只在档案里记录该人员原来是多大的干部，但是在联合信用银行，不看资历，只看能力，人人都要根据其能力进行重新聘用，造成一种竞争的内部机制。
由于人才紧缺，1987年新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人才招聘和人才储备。同时，业务管理上的改造也有序展开。一是推出目标责任制管理办法，对总体指标、存贷款指标、利润指标、呆账限制指标、续期贷款等8项指标进行分解考核，业绩与效率挂钩。这样一来，闲人都坐不住了，很快就形成了从上到下，人人拉存款、处处有指标的新业务局面。
二是在信贷管理上实行抵押贷款政策，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建立了审贷分离制度，审贷人员有调查审核责任但无审批权，审批小组不见客户只审材料，严格把控贷款审批关，到年终逾期贷款才7-8‰，呆账几乎是零，这是过去老信用社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王健：深发展成立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首先整顿机构，更换不合格的支行长，重组新架构。特别是利用信托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搞混业经营。主要原因是深发展当时股金只有1000万，盘子太小，而且那时存贷款利差也小，一旦有一笔重要贷款出现坏账，整个银行的经营利润可能都没了，甚至会影响到银行的生存。而那时信托是允许做很多业务的，包括投资业务。
深发展成立后发展得特别快，一方面，存款增长很快，二是因为混业经营，利润很高。所以，深发展连续几年推出了送一配一的分配方案。因为股东回报利润丰厚，也使得深发展在市场上受到广大股民的喜爱，奠定了其很长一段时期龙头股的地位。
三次进京取“准生证”
王健：中国要成立股份制银行，当时需要人民银行的审批。但是因为我们银行是“先斩后奏”，先出生后取“准生证”，因此领取金融许可证必然困难重重，阻力极大。为此，我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以及市人民银行行长先后三次去了北京。
第一次进京是1987年3月。王健和特区人民银行杜志岳副行长一起，从惠州军用机场乘机北上汇报。人民银行特地召开扩大行务会，由陈慕华行长主持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有四大家银行的行长。
会上，王健阐述了成立股份制银行的原因、必要性和可行性，列举了大量实例和数据。陈慕华认真地听取汇报，在笔记的同时，还不时地插进一些问题：“老信用社有多少存款，多少呆账？”“股份制后如何处理历史问题？”“新银行准备有多少股份？”
王健：因为股份制银行是个新事物，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不同意，有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不是搞私有化吗？尤其是农业银行强烈反对，因为信用社属他们管辖，等于在他们身上割肉，所以会议上只有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表示了支持。
第二次进京是8月份。联合信用银行经过试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此，李灏决定带着王健等人亲自进京汇报。不巧的是，陈慕华外出视察，副行长邱晴听取了汇报。
王健：这一次，李灏书记和人民银行邱晴副行长在一些观点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最终仍然没有定论，但邱晴副行长决定派人来深圳作情况调查。
10月，由邱晴带队的调查组抵达深圳。工作组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股份制银行比老信用社制度健全，指标明细，管理有序。职工们的精神面貌良好，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砸了自己的饭碗。而业绩与效益挂钩，更让人不敢懈怠。特区农行也清楚地看到信用社组建成股份制银行以后，确实不同以往。当时各银行平均工资仅200元，但联合信用银行有的职工一个月可收入2000—3000元，大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看。
l987年11月，当王健代表联合信用银行三进京城的时候，南下调查组已经把支持深圳成立股份制银行的调查报告呈送给了陈慕华。
王健：第三次去北京，没有等我说什么，陈慕华行长就说，“联合信用银行这名字不好，特区要发展，你们就叫深圳发展银行吧”。就这样，深圳发展银行的名称最终是陈慕华起的。
1987年12月28日，是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的日子，200余人参加了这场庆典活动。股东们争先恐后地抢着话筒，纷纷表态要全力支持自己的银行。一位股东说，“我不懂什么是股份制，我只知道银行是大家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自己的银行。”
深圳股市0001号的由来
王健：谁是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意义的股票？至今很多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应该说，深发展才是真正的第一家。在此之前，飞乐音响和深宝安也都发行了“股票”，但是这种“股票”既保本、又保息、还分红，还可以退股，这算哪门子“股票”，甚至连企业债券都不是，是打着股票旗帜，实施保本保息分红可退股的原则，世界上只有当时中国才有这样的“股票”。而深发展不保本不保息，真正回到了“股票”的原有概念上。
深发展正式进入筹备期后，公开发行上市的工作就同时启动了。但是，由于公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够，使深发展的工作进展非常困难。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化？股份制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是不是走回头路？……这些热烈的争论，直接影响着发行工作。
1987年5月9日，深发展首次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发行79。5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0元，实际发行33。65万股，实收金额793万元，完成了发行计划的49。9%。
八十年代末，很多人不理解股票的含义，当时推销股票非常难，很多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走回头路。所以没有人主动买我们的股票。
当时推销股票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内部员工购买，甚至连奖金，工资都以股票支付。员工当时还有推销任务的。有些员工经济条件不好，奖金和一部分工资以股票形式发下来后，就找工会去兑换成现金，也有人把股票卖给同事或者他人。一种是在柜台上向储户销售。当时沙头角那边股票卖得好，而且多半是农民买的，他们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跟香港的亲戚联系较为密切，耳濡目染，都能感觉到股票的价值；恰恰是在高学历、懂得经济知识的人群中，推销股票成了比较困难的任务，他们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反问：你们那帮人行吗？才一千万的股本金，如果企业倒闭，股票可就成了一张废纸。另外一种，就是对政府各个部门上门推销，这个难度也很大。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市委领导甚至都通过一些办法帮助我们进行推销。
现在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到处不停地给人做保证，说这只股票肯定能给你赚钱。可听得最多的，却是别人的反问：“你拿什么保证啊？”
一份报纸曾这样记载着当时的情景：深发展发行原始股时自愿购买的人很少，政府就要求党员带头支援国家建设。有的单位为完成发行任务，规定凡认购者每股个人出钱0。5元，单位补贴0。5元，非党员每人1000股，党员须认购2000股，结果是很多稀里糊涂买股票的人却成了最大的赢家。
当年在深发展南头支行工作的邱玩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向储户配售认股证的情形——每天下班后，营业厅里满地都是被储户丢弃的认股证。不仅如此，偶尔会有些既不愿退股、也不愿转股的老股民来营业厅闹事。
面向职工发行的股票，采用了随工资配发的形式，股票以“白条”形式记帐，这种发行方式引起了一些员工的不满。据说，一位支行行长曾应员工要求，向行里申请将当月的“白条”兑换成了现金发给员工，大家一片欢欣鼓舞。但是，仅仅是一两年之后，这些员工发现，当时的欢欣已经变成了后悔失落。
深发展创立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在张五常先生陪同下，前来发展银行考察。这么大的经济学家本应由中国相应官员或学者陪同，遗憾的是国家没有，深圳市政府也没有人陪同。
弗里德曼很平易近人，但问起问题来咄咄逼人，他并不绕弯子，一上来就提出一堆问题，问的我们瞠目结舌，很多问题真是没法回答。他问的很多很细，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私有化？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怎么搞股票市场？譬如说：有没有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合同法？交易法？有没有监察机关？如何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
他问的我们一愣一愣的，满头冒汗。很多问题不知怎么回答。看到我们很尴尬，他也明白中国当时的情况，然后婉转的说：“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也不容易。但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收不回了。”后来的实践证实了他的预言。
1988年4月，深圳证券公司成立，深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只挂牌流通的真正意义的股票。1990年前后，深圳第一轮“股疯”开始了。老股民李宏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持有100股深发展股票，即使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涨幅，每天也能增值60元，一个月的利润就达1800多元，而如果放到黑市中交易，其利润还要大几倍甚至十几倍。当年，住在特区证券附近的深发展董事长刘自强，因为希望跟他套关系的股民太多，所以每天下班都不得不绕很远的路回家。
王健：1987年深发展成立，1988年是第一支在证券商柜台挂牌的股票。在交易所成立的时候，我们原定的也是让深发展第一个挂牌，所以把深发展定为0001号。遗憾的是，由于深发展的股民太多，上市前股权登记的工作量太大，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又忙不过来，所以，当时最先上市交易是股票最少的深安达0004号。
深圳市场2001年以前一直有个年初炒只小盘股的传统，通常是价格在7元上下，股本最小的前10的深本地。2000那年的2月14日全市场都大涨，深市唯一下跌的就是0004，其时价格在10元，2000年9月19，0004价格到了28元，原来年初在熬人。但在老手眼里，其太明显了。
虽然深安达在交易所最先挂牌上市，但深交所还是把0001号预先留给了深发展。1991年4月3日，深发展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到了1990年前后，深圳特区第一轮“股疯”开始。深发展老股民李宏生回忆：“如果一个人当时持有100股深发展股票，即使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涨幅，每天也能增值60元，一个月的利润就达1800多元，而如果放到黑市中交易，其利润还要大几倍甚至十几倍。”
深南大道东路的深发展大厦，见证了中国股市的风云变幻。
“当时银行的条件还很差，全行仅有的一部运钞车还是用货车改造而成。运钞车都不够用，当某个支行急需调取现金时管理员甚至使用自行车来运送。还有一些员工将小额现金放到家里去保管。”在深发展担任了近二十年金库管理员的叶少兰回忆。深发展最初的保卫科也是寒酸得让人唏嘘。该行原保卫部总经理张贵浩有一样自己认为最珍贵的藏品—装有近三十年工作纪录的日志本的大袋子，其中有二十年关于深发展。“1987年6月5日，从深圳农村信用社更名为深圳市信用银行的原深发展进行试营业，这时我们的保卫室有2人，库房守库警员5人。我们从市公安局借用了手枪5支、子弹100发，这就是深发展最初的保卫科。”
时间推移，2003年开始的漫长熊市中，昔日市场龙头深发展从49元的高位一路阴跌到5元多。2004年4月7日、8日，深发展股票突然量价齐升封住涨停板。。
2004年5月31日，深发展公告：四家主要股东持有的深发展国家股和法人股348，103，305股转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2004年5月31日，当美国新桥投资最终以12。35亿元的代价获得国内首家上市银行深发展17。89％相对控股权时，媒体声称“创造了历史”。
2010年5月4日晚间，一纸公告宣布主管部门批复平深恋“婚书”。新桥将所持5。2亿股深发展股份过户给中国平安，从签约到获批，历时11个月。
平安入主后一改之前的企业原则，多次非公开增发，严重地探薄和侵犯了原先股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