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野麦岭”,“珠三角”的原罪
“珠三角”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地位肯定是在其他区域之上的,尽管“长三角”的经济地位现在已经凌驾于“珠三角”之上,但它只是沿着“珠三角”开辟好的道路向前走而已。
为什么说“珠三角”及其所属城市是中国最典型的城市与城市圈,原因之一:“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圈中酝酿时间最长(以现代经济史为坐标),发展最离奇,争议性最多,进程最复杂,认同最混淆的一个城市圈,可以说中国城市圈能够碰到的问题,在“珠三角”基本上都会碰到。原因之二:“珠三角”各城市极具个性,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与“长三角”各城市层次分明的脉络有很大不同,每个城市都有值得好好回味与研究的地方。
谈到“珠三角”城市圈,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民工的使用和掠夺,也就是所谓的“血汗工厂”的大本营,这是“珠三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话题,特别是孙志刚死之前来珠三角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每个人都在书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探险史。更有批评人士异常辛辣地指出:“珠三角”,就是中国的“野麦岭”,是财富原罪的诞生地。
《野麦岭》是日本的一部影片,描述的是日本在资本主义的原始阶段,如何盘剥那些背井离乡身处异地的打工仔们,它将那个时代的悲哀表述得内敛而深刻—1902年,100多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穷乡僻壤的年轻姑娘,越过野麦岭来到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做工,峰、华和菊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告别家乡亲人,而等待她们的却是超负荷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压榨剥削。峰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资本家怕其他女工也被传染,便通知峰的家属把她接走。峰的哥哥星夜兼程,赶到工厂,从破旧的草屋中找到奄奄一息的峰。他决心翻越群山密林,把病入膏肓的妹妹背回故乡。时值金秋时节,野麦岭上层林尽染,美不胜收。趴在哥哥的背上,峰的眼睛闪出激动的光芒囔囔着:“哥哥,我看到‘飞马单’(岐阜县的别称)了。”说完,她永远地合上了双目。野麦岭上的冷箭竹默默地注视着这幕情景,欲哭无泪……
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真实写照,也是日本人对自己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反思,看完影片的人无不长长地吁了口气:啊,野麦岭!纯朴的人眼角犹挂着泪滴,深沉的人心灵里也在颤栗;卑微的人为命运的不公而悲凄,高尚的人为社会的无良而祈求世人谨记。而更多的人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暗黑”的时代,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的丑陋与人类的良知一样,不可能断绝。
2008年8月22日清晨,距1902年足足100年后,住在日本山梨县昭和町的一位主妇突然听到尖利凄惨的呼救声,在她家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十来个男女连推带打,强硬蛮横地拖拉着几个讲中国话的女子。而这些女子则死死抱住桌腿不放,一边竭力抵抗不被他们拖走,一边大呼救命。那些被强行拖拉的中国女子是来日本打工的所谓“技能实习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高劳动强度和恶劣环境,向厂方提出改善要求,老板就叫人一早冲进宿舍,把她们强行遣送回国。这些女工来自湖北省黄石市,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区区5万日元。2007年9月到2008年2月整整五个月中,只让她们休息了两天。
100年过去了,“野麦岭”在日本依然存在,那个叫“峰”的女孩依然存在,只不过,她们更改了国籍,她们来自中国。
在中国这个国度呢,类似现象又少吗?
2008年4月的东莞童工事件,比昔日的“野麦岭”不知要残酷多少倍。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从遥远的四川凉山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甚至是直接拐骗大多数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东莞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遭受的非人遭遇,在那个地方,学校里有的班级甚至只剩下不到10名学生。
这只是最典型的中国式“野麦岭”事件。在“珠三角”,据说工人平均一年断掉2万根手指头,可以想象这后面隐藏的故事。任何一个在珠三角待过10年的人,谁的记忆里没有记载着无数辛酸的传奇,而这些传奇,就是1992年以来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陆川导演的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可是哪位中国导演有勇气来表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发展的底层现实呢?我想,这里的实况绝对比历史剧更触动整个世界的心灵。1992年11月19日,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84名打工妹命丧火海,50多人留下了终身残疾和心理创伤。这现实版的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又有哪个导演能够表现呢?
当然,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处的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许多突发事件、恶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不能全归咎于某个部门某个领导。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特征之一。关键是要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在面对事实之后拿出解决方案,但“某些部门”对任何负面消息进行全面封杀,试图用“鸵鸟政策”蒙混过关。都Web2.0时代了,仍然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某些领导”仍然停留在纸媒时代。这才是让广大人民愤怒的原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珠三角”这么多人口,不出问题那才怪了,关键是出问题后应该及时地补救。
不仅打工仔、打工妹,许多工厂的老板也一样“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自杀身亡。2008年8月22日“国税函{2008}44号文件”正式实施。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家自毙。死亡可能仅仅是个意外事件,企业老板大多已经山穷水尽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张老板的死为“珠三角”染上了些许悲凉色彩。
有人说这是“珠三角”原罪的报应,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唯心,但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打工仔还是农民工,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贸易商,日子肯定会过得更加艰难,“珠三角”倒闭的企业也一定会“加速”发展,甚至形成“诺骨牌”效应。很遗憾的是,“珠三角”部分官员仍然不敢面对这个现实,而宁愿相信金融危机与东莞无关,企业的倒闭是正常的,东莞企业每年都会倒闭好几百家。
笔者对“珠三角”不敢说有多么地了解,但一直在用心观察,多多少少对这个区域有一定观感;“珠三角”九个城市也已经走遍,很多的了解是鸡零狗碎,没有太系统的梳理。但在2008年下半年,正值金融风暴肆虐之际,笔者有幸受相关部门邀请,前往“珠三角”各城市进行考察。当然所谓的考察,无非是在主办方设置好的迷宫里游走,不论是本人,还是高层,不太可能从这些表层上去了解一个真实的“珠三角”。不过一叶落知天下秋,还是能从一些细节里反应出些许“珠三角”的现实。
笔者的这次考察一路行来,经广州,过肇庆,观佛山,瞄东莞,再回到深圳,尽管不能深入理解风暴之下企业的痛楚,但也能稍微触摸到“珠三角”经济动脉中跳动的神经。
行程中又听新闻中驳斥“广东企业陷入倒闭潮”,听起来感觉有点好笑,因为这种“反倒闭”的言论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面对问题才是硬道理,到底倒了多少家企业连上帝也不知道,就像在东莞访问时,一鞋业的集团董事长也说:没有人知道,谁也不会知道……
在广州的南沙港时,不见往日络绎不绝的货轮,唯感从太平洋西岸吹来凉风阵阵!
在肇庆参观某铝业时,整个工厂像假期时的高尔夫球场一样鸦雀无声。
在佛山看著名的某古灶,里面的艺术家都不知道到哪里喝酒去了。
在东莞某集团的车间里,一员工回答记者道:加班是比较少的啦!
至于深圳,领导在会上的发言稿竟然不敢公之于众,笔者到现在都没有拿到电子版。
§§§第二节 广州:越王的心结,在辩证论中游走
在广州,能时刻感觉到它的矛盾。例如,它既坚持自己是岭南文化的传承者,又无法抵御来自中原文明(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强势入侵。
在广州最有名的荔湾区的逢源耀华社区(广东和谐社区的典型代表)听粤剧时,尽管下面观众非常热情,但仍然能感觉到粤腔有点无力,想当年“文化北伐”的时候,一些小青年无不以能哼几句“依稀往梦似曾见”为时髦象征,而现在很少有人花时间去学习这些“鸟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古典辩证哲学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广东体现得淋漓尽致。在20世纪90年代,孔雀东南飞,广东一枝独秀。但21世纪随着浦东开发、重庆直辖、北京申奥、苏南崛起,一些新兴城市已不再翘首南望,对曾经排头的广州也不再唯首是瞻。在有点拥挤的广州大道上,感觉广州有财力而无气势,有能力却乏后劲。它有点迷茫,却又非常自信;它有点失落,却又坚忍执著。
行走于这个城市,感觉既局促又缓慢,既舒展又凝重,曾经生猛的广州,现在有点五味杂陈。
在南沙感觉海风劲吹时,能体会到南沙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建港条件。
但如果我们放眼东南15度,在烟波浩淼的碧波深处,就是深圳的蛇口港;如果我们再遥视东北,那边是鼎鼎大名的虎门港。
的确,地处珠江出海口西岸,以南沙港为圆心,以60公里为半径基本上可以辐射整个“珠三角”,南沙建港有利于优化珠江口一带的港口布局,提高物流效率。但深圳和广州近年来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已给世界最大集装箱港之一的香港造成不小的竞争压力。广州在虎门对岸的南沙建港,再加上东莞全面扩建虎门港的计划,这是不是地区码头的重复建设?
近年来,加速发展重工业已经成为广州市政府的决策。广州市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带动力强的产业,使广州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石油化工基地、造船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汽车、造船、会展和物流被称为广州的四张好牌,重工项目四居其二。
广州虽然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但钢铁、造船、汽车、石化等传统重工业项目并没有在这30年的时间里取得绝对性的优势,它的成功是以轻工业为龙头,以服务业导向,以此成功地击败了整个北方的。所以在广州人心中一直有一个结,觉得自己轻了些,特别是近年来“长三角”迅速崛起,广州以为自己的相对衰退在于重、化工业不发达—广州太轻了,要变得重起来。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近2万亿元投资中,共安排7212亿元集中推动钢铁、炼化一体化、船舶修造和高技术产业项目建设。
可以理解广州的这种情怀,但同时也要正视现在整个世界的重、化工产业过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重、化工业要考虑到能源之忧。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重工业的大发展无疑将消耗巨量的能源,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广州承担得起吗?发展重、化工业也要考虑到技术之忧,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情况下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广州的能源压力,事实上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不必去揣测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就是搞“政绩工程”,但如果并不是经济的内生结果,由政府主导所致的工业“结果”,那还是值得警惕的。
一个城市的轻与重,不在于其工业的轻与重,而在于经济各部门比重协调、良性发展。如果盲目发展某一过剩的重工业,必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片面追求重工业化,不仅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而且还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危害城市经济发展。
广州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广州丰田汽车组装车间参观时,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分量—两年时间打造出一款与本田雅阁并肩的“凯美瑞”来,的确值得骄傲!
除了经济重与轻的矛盾,还有就是文化的进退失衡。一广州朋友说:最令他不能忍受的是,人们总是拿深圳这个短暂移民城市跟具有2000年历史的广州来比,简直就是对岭南圣地的一种侮辱;深圳是现代社会歪打正着的畸形美女,尽管表面光鲜,却是一个没有半点内涵的脑残;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搞这样一个特区,是对岭南文化地理结构严重的破坏,深圳夹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却没有半点广东文化的影子,纯粹就是一个毒瘤。
对朋友的愤怒只能付之一笑,我毕竟身在深圳。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岭南文化的魅力已经超越了国界,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与历史地位远在深圳之上。
漫步逢源街耀华社区,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粤语文化气息。西关故里,阡陌巷弄深邃;夕阳余辉,满州窗影变幻。而在深圳,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不会有这种浓厚的文化情结。与深圳相比,广州看起来更悠闲,深圳是卖保险的,而广州则像一个房东。
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是历史经典的传承,不是浪得虚名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省会城市早已觉醒,要增创新优势,把后起之秀的嚣张气焰再次打压下去。但是,粤文化也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强势了,也没有人愿意去争这个名号。相反,太多的家庭开始完全以普通话教育新的一代,粤语真的成为“强弩之末”了,这是一种社会潮流,不仅仅是广州,而是整个中国。
在最现代化的广州三号线地铁参观时,笔者突然想到逢源街那座深锁的小楼,一座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楼,里面竟然传来动听的粤剧声,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吊嗓子,那种悠扬与缓慢,和地铁这现代化工具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个有钱的广东老板,对粤剧极其喜爱,对粤文化式微极为担忧,看到年轻人一个个往夜总会跑,百般无奈之余想出一个办法,假如你能在粤剧剧场坚持看完一场粤剧,他就给你发个小小的红包。
戏谑之后,难免有一丝淡淡的惆怅,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的式微总是不可避免地到来,广州能逃脱这个命运?
改革似乎已经停滞,而矛盾却还在深化,短短30年,工业革命伴随着信息革命,冲击着中国的农业社会,而广州正好在最前沿,当莽撞的时代过去后,片刻的宁静就会让人意识到矛盾纷至沓来,重与轻,快与慢,新与旧,时刻都在纠缠叫劲,广州也只能在辩论中游走,在此进彼退中取得某种和谐之美,如何处理好这种辩证的存在,是广州这个古城必须面对的难题,就像面对重、化工业与轻工业一样,能做到举重若轻,而不是“致命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