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人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一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一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一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一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一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人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一直奉行“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一生三变”，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一一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一一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
可以说，在曾国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曾国藩身上的优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他身上的弱点，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现在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气的激荡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系统看法。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目睹太多的丑恶，也背负太多妥协，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首要目标，而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说，曾国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只可惜的是，曾国藩旧式的完美人格与道德，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一所有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可以转化的一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道德更成了枷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曾国藩也因此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这使得他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行动迟缓，不明大局。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只会剩下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个人一直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一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一直试图不断超越自己，通过不断肯定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辈子当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铲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构建自己的宫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坟墓。按照曾国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它是上苍、神以及道德的同一体，体现的，是整齐一致的道德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与道德的同一体，借助于虔诚、善良以及道德，灵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虽然曾国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天堂世界，但对于世界万物中随处可见的理，他还是饶有兴趣的。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只是，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一直缺乏那种强大的思辨精神。这也使得单纯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偏离滑落。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理的掌握。对于理的皈依，可以让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华。这样的升华本身，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现在，这个毕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离开了。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割让台湾省；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朝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人均一两，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从悲剧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徒劳无功。这个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个时代从急剧的下滑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相反，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身后，这个时代继续断裂，然后彻底崩溃。曾国藩所做的，只是依照某种惯性，在做一种单纯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后，一切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个星球上似的。命运如此无情地选择一个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树立某种悲剧的榜样，显然是具有某种暗示的一一这样看来，曾国藩毕生所做的，就像命运赐予流星一颗美丽无比的尾巴。让它在华美中消失，以示一种绝情和安慰。
如果曾国藩生在华夏文明的盛世，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码，可以跟王阳明不分伯仲。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肯定是心怀理想而且意志坚定的话，那么，无助和荒凉就肯定会是他的另一面。当然，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必须先受尽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达光亮照进后的平静。曾国藩的不朽之处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以一种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与历史，与历史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割裂开的。人格的伟岸，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做出榜样，他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只有为某种理想牺牲，他才会赢得尊重。哪怕是于事无补，也于世无宜，就如同精卫，或者女娲。人们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义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扞卫着某种尊严。人类的尊严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严、文化的尊严，还应该包括，曾经光辉灿烂、但却要消失的某一个时代的尊严。
也许，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