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种优先地位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意见：仿佛这种存在者一定也是既在存在者状态上又在存在论上首先给予的存在者——不仅可以直接把握这个存在者，且其存在方式同样也是“直接”给定的。确实，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仅是切近的，有可能还是最切近的——我们自身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此在具有某种存在之领悟，此在向已经处在对存在的某种解释当中；虽然说这些都属于此在最本己的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将这种关于此在自己的存在的解释——最切近的、先于存在论的解释——当作适当的指导线索承接过来，就像对最本己的存在结构的存在论专题思考一定源于这种存在之领悟似的。依据其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倒倾向于从它本质上不断地和最切近地与之有所交涉的存在者方面来领悟本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本己的存在。在此在本身当中，因此也就在此在本己的存在之领会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将这种情况展示为：对世界的领会从存在论上返照到对此在的解释之上。
因此，此在特有的存在结构对此在始终深藏不露，其依据恰恰是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离它自己“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
目前，我们不过是暂时指出了：对这种存在者的解释面临着独特的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又起源于这一专题对象的存在方式自身，在于专题化活动的存在方式自身；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天生认识能力有缺陷，也不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适当概念不了解。
存在之领悟不仅属于此在，且随此在的各种存在方式本身或成形或毁败，所以，我们可以对存在之领悟作出多种解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与历史记述等，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在的行止、才能、力量、可能性与盛衰。这些解释在生存上也许都是原始的，但问题是它们在生存论上是不是也同样曾以原始的方法得出？生存上的解释同生存论上的解释并不一定属于同一类别，但也并不相互排斥。假使哲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确实得到了理解，生存论上的解释就会要求进行生存论分析。只有当我们鲜明地依循存在问题本身制订方向，借以将此在的基本结构充分整理出来，此在分析工作至今所赢得的东西才会在生存论上言之成理。
于是，此在的分析工作必须保持为存在问题中的第一要求。然而，这让赢得并确保通达此在的主导方式这一问题越发焦灼。用否定的方式说：不允许把任何随意的存在观念与现实观念纯凭虚构和教条安到这种存在者头上，不管这些观念是多么“不言而喻”；同时，也不允许未经存在论考察就将这类观点先行勾勒出来的“范畴”强加于此在。可以这样说，我们所选择的那样一种通达此在和解释此在的方式必须要能使这种存在者可以从其自身显露出来。换句话说，这类方式应当像此在首先与通常所是的那样显示这个存在者，应当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这个存在者。我们日常生活所提供的东西不应该是某些随意的偶然结构，而应该是最本质的结构。不管实际上的此在以哪种方式存在，这些结构都应该保持其为规定着此在的存在结构。从此在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循序渐进，着手准备去找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来。
这样加以把握的此在分析工作自始致终还是对准解答存在问题这一主导任务来制订方向的。由此也就规定了这一分析工作的界限。它不会打算提供一种完备的此在存在论；假使要让“哲学”、“人类学”这样的东西上升到充分的哲学基地上，此在存在论自然还须加以扩建。如果打算建立一种可能的人类学及其存在论基础，接下来的阐述就不只能为其提供一些零碎的“片段”，尽管它们并不是非本质的东西。
此在的分析不仅不完整，而且最初的分析还只是肤浅的。这一分析仅把此在的存在提出来了，而并没有阐释存在的意义。这一分析无非是要我们做好准备工作，以便显露借以最原始地解释存在的境域。一旦赢获了这一境域，我们就将要求在更高的和本真的存在论基地上来重复准备性的此在分析工作。
在这里，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称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先前浅近加以展示的此在诸结构将作为时间性的诸样式重新得到阐述；时间性之为此在存在的意义这一证明也将由这一解释得到检验。将此在解释为时间性，并不意味着为主导问题即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却为赢取这一答案作好了前提准备。
我们先前提示过，此在包含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作为其存在者上的机制，此在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它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确立了这一层联系，我们就应该指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将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这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理解时间。为了让人能够观察到这一层，我们必须原始地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境域。
承揽这一任务的同时，需要在这样赢获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通俗领悟之间划清界限。将沉淀在传统时间概念之中的时间解释再看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时间的通俗领悟。在这里还要弄清楚：传统的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通俗领悟正源于时间性，并且要弄清楚它是怎样源处于时间性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弄明白了流俗的时间概念也自有其道理——这同柏格森的论点背道而驰。柏格森的论点是：流俗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
长时间以来，“时间”就充当着一种存在论标准或者说一种存在者状态上的标准，借以朴素地区分存在者的各种不同领域。人们将“时间性的”存在者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区分开来。人们习惯于将道出命题的“时间性的”过程同命题的“无时间的”意义区别开来。此外，人们发现在“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人们试图为二者牵线搭桥。在这里，“时间性的”向来说的只是存在“在时间中”的，而这个规定本身也不是很清晰。实际情况是：在“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当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时间怎么会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论功能呢？时间凭借什么竟可以充当这种标准？再者，在这样朴素地从存在论上运动时间的时候，是不是流露出了一种可能与运动相关的本真的存在论上的东西？此类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无人问津，无人探索。在对时间的通俗领悟的境域内，“时间”就像“原本”就拥有这种“不言自明的”存在论功能，且将这种“不言自明的”功能保持到了今天。
与此不同的是，在解答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时候，应该可以显示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是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的。
如果我们确实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如果事实上我们确实应着眼于时间才能理解存在的种种不同样式的样式化过程及其种种衍生物的衍化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弄明白存在本身的——而不仅仅是存在“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时间”性质了。于是，“时间性的”就不再可能只等于说，在“时间中存在着的”。“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的”。而且，并非由于与“时间性的东西”相对，即与时间中的存在者相对。
“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并非仅以某种褫夺方式才是“时间性的”。这里的“时间性的”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可否认，这种意义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澄清。不过，因为“时间性的”这个词的上述含义已经被前哲学的和哲学的语言用法掩盖了，而在后面的探索中我们还将把这个词用于另一种含义，因此，我们将出自时间的存在的原始意义的规定性以及存在的诸物质与诸样式的原始意义的规定性称之为时间状态上的规定。从而，解释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存在论任务中就包含有清理存在的时间状态的工作。只有先将时间状态的问题讲清楚，才有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做出具体、详实的解答。
因为只有先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握存在，因此，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的盲目的命题里。凭借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鹦鹉学舌一番并不能说明你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是将这个答案当作没有根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认识了某种“立场”，而这种所谓的立场还有可能和现在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样的情形就更不能说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至于这个答案是“新”或“不新”是无关紧要的，那终究只是事情的外在方向。这个答案积极的一面倒是在于其足够古老，这样一来，可以使我们学着去理解“先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依照这个答案最本己的意义，这个答案为具体的存在论研究提供了指示——在已经开放的境域内，以探索性的发问去开始具体的存在论研究，这也就是这个答案所提供的一切。
假使存在问题的答案正是这样成为研究的主导指示，那么问题就归结为：时至今日的存在论特有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论的发问、发现和拒绝的天命，它们作为此在式的必然，都从这个答案本身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存在问题的答案充分、完整地阐述清楚。
解析存在论历史的任务
解析存在论历史的分析任务并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解析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处理方法，无论这种处理方法是谈学理，还是谈精神历史，或是谈问题历史。这一解析工作并不想将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消极作用是间接的，是隐而不露的。
所有研究都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围绕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了。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有其意义。然而时间性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又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关于此在是不是以及如何是一个“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问题，在此不做探讨。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人们称之为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历）的那个东西之先。首先必须以此在为基础，像“世界历史”这样的东西才有可能以演历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容；而历史性就意指这样一种此在的演历的存在的构建。在它的实际存在中，此在一如它以往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东西”存在。无论是否明显，此在总是它的过去，而这种情况不仅是说，它的过去犹如在“在后面”推着它，它还伴有过去的东西作为有时在它身上还起作用的现成属性。大体来说此在的存在一般是从它的将来方面“演历”的，此在就以它的存在方式来说就“是”它的过去。此在通过它当下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随着隶属于它的存在之领会，生长到一个承袭下来的此在的解释中去并在这种解释中成长。此在当下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总是从这种此在的解释中来领会自身。这种领会开展着它的各种可能性且调整着这些可能性。它自己的过去——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并非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走在它的前头。
此在的这种基本的历史性也可能对此在自己还讳莫如深，但就是这种基本的历史性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被揭示并得到培养。此在可能揭示传统、保持传统并明确地尾随传统。揭示传统以及展开传统“传下”的内容与方式，这些都可能被把握为独立的任务。这样一来，此在就把自身带进了历史追问与历史研究的存在方式之中。但是历史学之所以可能成为进行追问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只因为此在基于它的存在就是被历史性规定的。当历史性对此在讳莫如深的时候，此在也就不可能对历史进行历史学追问与历史学揭示。缺乏历史学并不是没有此在的历史性的证明；历史学的缺乏，这作为此在存在法的残缺样式，相反却有此在的历史性的证明。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
此外，倘使此在已经把握了在它自身之内的可能性——它不仅能够看透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且能够追问生存论建构本身的意义，也就是先行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假使在这样的追问中它已经放眼于此在的本质的历史性，那就一定能洞见到：对存在的追问——其本身就是以历史性为特征的。
这一作为历史的追问，其最本己的存在意义中就隐含有一种指示：要去追究这一追问本身的历史，也就是说要成为历史学的。要想透彻地解答存在问题，就必须要听取这一指示，以便让自己在积极地据过去为已有的情况下来充分占有最本己的问题的可能性。要想追问存在的意义，最合适的方法就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着眼把此在先行解释清楚，于是这一追问就由它本身所驱使而把自身领会为历史学的追问。
在此在的最切近的和通常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也当下就历史地存在着，从此在这种最切近和最通常的存在方式来看，对此在的基本结构作出的这些预备性的解释，就将把下面这些情形挑明：此在存在一种趋向，那就是要沉沦到它所在的它的世界中去并依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身。而且，与此同时此在也沉陷于它的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传统夺走了此在自己的领会、探问和选择。对于植根于此在的最本己的存在的那种领会，即存在论的领会，对于使这种领会成形的工作，这种情形尤为常见。
这样取得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甚至于反把这些东西都给掩盖起来了。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原始的“源头”汲取出来的。但是，传统却赋予了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自明的性质，且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传统将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乃至于此在还只是对哲学活动可能具有的五花八门的类型、走向、观点感兴趣，它靠这种兴趣活动于最疏远最陌生的多种文化中并试图用这种兴趣来掩饰自己的无根基状态。结果是：此在无论对历史学表现得多感兴趣，无论多么热衷于文字学上“就事论事”的阐释，它依然领会不了那些惟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即创造性地占有过去的根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