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从钢丝上又滑过一个麻包来。原来是部电话机。安装完毕，六个脑袋都挤到电话机跟前。大家静下来了，“喂，喂，你是谁？”从耳机里传来一个有点陌生的声音：“同志们辛苦了！谁呀？”崔锡明轻声问着李文炎。对方又说话了：“我是干炎林，我来给你们贺功！”崔锡明拿着耳机跳了起来，大叫着：“是师长，是师长！”果然，大家看到，对岸人群中一个穿着蓝衬衫的人挥着帽子在示意。“啊！师长！师长！”大家都连喊带跳，激动不已。
滔滔怒江被勇士们征服了。关于这一壮举，还有这样的记述：
7月14日，五十四师师长干炎林带领第一六二团参谋长朱庆华、工程师张天翔以及该团少数人员，来到江边实地勘测，先选定在怒江上架设便桥的位置。架设便桥先要将钢丝绳拉过江对岸。六连班长李文炎和几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乘橡皮舟在奔腾咆哮的怒江激流上，冒着生命危险试渡了几次，终于到达对岸，并拉上钢丝绳，为架设便桥奠定了基础。第四连副排长崔锡明在实地查看怒江西岸桥址时，攀缘爬行陡峭石壁八百米，完成了实地查看桥址任务。工程师张天翔同战士们一道，攀山越岭，找藏族同胞调查，为选定线路和怒江桥址做出重要贡献。随后，
第一六二团团长郝洪基、工兵第五团团长解养仁分别率部在怒江两岸投入施工。经过二十八天紧张施工，11月1日，一座长达八十七米、距江面三十三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终于跨过怒江。
现在过怒江大桥时，还能隐约看见石壁上当年十八军战士书写的“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标语；峭壁上还插着一根当年打入岩石中的钢钎，这根取不下来的钢钎，就成为那段史无前例的修路史的最好见证。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修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它告诉我们：谁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当年筑路大军进人怒江工地之前，先要打通昌都以南海拔四千米的年拉山。那是座石头山，山上没有一滴水。生活和施工用水都要从山下的江里取用。一六一团三连副连长陶书运回忆说，每次上工前，都要背很多水壶上山。
“打钢钎，大锤可以连续抡几百下，当时的‘千锤英雄’真的可以连续抡上千下；开石方，不放心战士，我就自己来放炮。”陶书运说，当时雷管是圆的，导火索很细，要把它拧紧，没有工具怎么办？“就用牙咬紧，成千上万次地咬呀。没有掩体，点着了以后必须赶紧跑，使劲儿地跑，跑得越远越好。”
然乌沟，海拔三千九百余米。从上清卡沿河而下到然乌沟，长八公里。两岸石壁陡峭，悬崖平均高达四十多米，谷深沟长，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天”。当地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降水量大，雪封、雪崩为患，是地质、气象灾害多发区。这里，同样没有人走过。工程的设计方案，就是要在峭壁半腰的悬崖上凿出一条石道。
“这一段特别难修。由于终年不见太阳，山两边都挂着很厚的冰棱，紧贴着悬崖峭壁。八公里路，投入了三个团的兵力，我们一五九团承担了四分之一的任务，牺牲了三十多人。”杜琳回忆说，因为线路在半山腰，战士们只能在自己的腰上拴条麻绳，悬挂在半山腰，用钢钎在石壁上打炮眼。有一个班因为连续作业时间太长，腰间的麻绳磨断了，整个班掉进了怒江里。
“现在想起来还想掉眼泪，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这些战士都没留下名字。后来，我们在然乌湖边给他们建了纪念碑。”
那段日子，每天黄昏时分，全团集体放炮，团长和政委就站在沟口，直到所有人报平安了才肯吃饭。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儿：“不打通然乌沟就不过1954年元旦！”
1953年12月31日的晚上，然乌沟还没有完全打通，大家就真的直到1954年1月4日才补过元旦。其实所谓的“过元旦”，就是在沟边燃起篝火，休息一下。
凿通然乌沟，一眼望见然乌湖，“那风景美极了！”怒江天险打通，南线决定性的一战获胜！人们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
可是，沿着修好的道路巡视一遍时，也不无遗憾。按照当时的进度要求，这只能算是一条军用道路的水平。路的弯曲半径小，在深山峡谷中显得过度弯曲。一些“飞线”未经过精测，道路的陡坡也不够舒缓流畅。有的路段临近河边，流速强劲的冷曲河水浸入路基，会使正在行进中的车辆掉进河中。有的地段塌方不断，行车者提心吊胆；有的绝壁路段，崖高路窄，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亡，只有最勇敢沉着的驾驶员才敢大胆通过。几十年后，这里依旧被称为“中国公路最险峻的路段”。
这段旷世奇路是由解放军一万三千多血肉之躯筑成的。它体现了决策者的巨大魄力、筑路指战员的勇敢和智慧。为了它的开通，战士们劈山填谷，披荆斩棘，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牺牲：有的年轻战士累得吐血，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还有的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整个筑路部队仅1953年就牺牲八十一人。数十年后的今天，许多“老西藏”人一闭上眼睛，那些年轻、淳朴的身影还会出现在眼前，永生难忘！
1954年初，后方筑路部队开始了实现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前最后一年的“冲刺”。偏巧这一年，波密地区的雨季来得早，持续时间长。5月份部队施工到这一地区时，线路上最大的冰川突然山洪暴发，泥石流铺天盖地涌来，沿帕龙藏布一线的六十余处路基和桥梁瞬间被冲毁。
时隔几十年后，当时亲眼目睹过这一场面的李俊琛说：“汶川特大地震那种山崩地裂的场面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陌生。”她永远记住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一刻：原本晴空万里、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天，顷刻间变得那样恐怖，“那天我们文工团没有给筑路部队演出的任务，大家看天好，就说说笑笑地到小河边去洗衣服。突然听到一阵像飞机轰炸的声音，又像是坦克开过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不好！
快跑！’转头一看，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带着泥沙滚下来，呼啸而过，真是山崩地裂的感觉……”
转眼间，泥石流过去了，只剩下泥土的腥味，四周是可怕的寂静。当大家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互相招呼时发现，一个叫陈德昶的男演员不见了。
“大家一起喊他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回答。”李俊琛说：“20岁的陈德昶一下子就没了，大家哭喊都没用……我们刚修好的小桥也被冲走了。”
这场1954年5月8日突然暴发的泥石流，冲毁路段达三十多公里，损失标准工日四十万个，各种筑路物资损失严重。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团六连二排也随着路基的突然塌陷坠入江中，包括副排长邬贵相在内的九名战士被滔滔洪水吞噬，另有八人负伤，部分工地被迫停工。在洪水、塌方、飞石袭击下，部队总计牺牲五十四人，重伤三十八人。因道路中断，还曾一度断粮。
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路毁人亡，很难不使大家的情绪受挫。修建司令部当即通报“责任在领导”，总结教训，并研究部分线路改道，坚定年底通车拉萨的决心。
就在这时，五十三师《战旗报》社论提出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这是我们师指战员提出来的，一下子成了后方整个筑路部队的冲锋号角。”说起这句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口号，77岁的杜琳还像当年一样豪情满怀，“后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鼓足干劲时，还提到这个口号，说这句话很好。从那以后，这句口号传遍了全党、全军、全国！”
按照修改后的路线施工，额外增加了许多工日。筑路大军苦干加巧干，在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战士们创造出山字形挖土法、双燕式排土法、梅花爆破法、集团爆破法等许多新的作业方法，工效提高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座崭新的大桥巍然横跨在怒江之上，整个施工只用了二十八天。
人们在工地坚石上刻了“英雄阵地”四个大字，在桥上搭起楹门，上题“深山峡谷显好汉，怒江两岸出英雄”。1953年11月1日，怒江桥举行了通车典礼。筑路架桥的军工、民工，两岸的藏族同胞，都兴高采烈地挤在桥头空地上热烈庆祝，一辆辆满载各种物资的卡车稳稳地向西开去。怒江两岸人民世世代代隔江相望却无法来往的历史被画上了句号。
西线，由拉萨向东
藏族民工们每天都编新歌。有一首是这样唱的：“金珠玛米（解放军）没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拿过银圆。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父母也说从来没有看见。金珠玛米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劳动中拿到了银圆。我们不但看见了很多很多，而且还亲手花几百、几千。”藏族人民把解放军叫作“金珠玛米”。“金珠”是解开锁链的意思，“玛米”是军人的意思，合起来便是“解开锁链的军人”……
如果说东线（由东向拉萨）的筑路大军一开始是由军队和汉族百姓组成的话，那么西线（由拉萨向东）筑路大军则一开始就是由军队和藏族百姓组成的。
修筑康藏公路的大军向拉萨挺进的同时，西藏工委和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军区负责公路勘测、设计、施工指导和施工工具购置、维修；噶厦地方政府负责从拉萨、山南、工布等地的四十八个宗（县）、溪（庄园、小宗）调集万名藏族民工参加施工，并提供民工所需口粮，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支付粮款，还给民工发工资。
1953年1月18日，西线筑路委员会成立，下设西线筑路指挥部。指挥部下辖三个工段：一段由拉萨河南岸至墨竹工卡，二段由墨竹工卡至敏拉，三段由敏拉山口至巴河桥，全长三百二十三公里。
康藏公路临近通车时，师战地记者焦东海到阿沛桥采访筑路功臣华振和。华振和是一名战士，他围着一条白围裙，油乎乎的两手在上面擦来擦去，看来正在忙着做饭。顺着焦东海的提问，华振和说起了他的故事：
我带的是朗宗（今朗县）四、五两个班，一共四十个人。3月9日，
我们带民工的第一天，我一走进五班帐篷，民工们都站了起来，我很想给他们说点什么，可我的藏话还很差劲，说来说去大家听不明白。我看见一位六十多岁（他实际才五十来岁）的藏民，叫扎西次仁，面孔又黑又瘦，颧骨突出。我不禁想起了父亲，顿时觉得特别亲。我向他身边凑了凑，想和他说话。谁知他猛然站起来，弯下腰，伸出舌头：“拉苏，拉苏（是的）。”紧张得浑身打战。一个年轻的藏民尹希，赶紧把垫子给我移过来，毕恭毕敬，一句话也不说。原来，这个班的藏民见过解放军的人很少，免不了有些顾虑。扎西次仁老人和其他民工一样穷苦，只有一件羊皮祅，白天穿在身上是衣服，晚上就地一躺又是被褥，再除去一小袋糌粑、一个木碗，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一次，华振和打算把修路中的“木轨滑运法”推荐给藏族民工，以提高工效，便满有把握地把觉本（班长）洛桑和扎西次仁叫来，向他们介绍这个方法如何好。谁知他俩只是摇摇头，看着他光笑，解释了半天也不愿采用。华振和莫名其妙，问洛桑：“你们为什么不愿采用这个施工方法呢？”洛桑说，担心采用“先进方法”万一工效降低，工资少了，“我们吃什么呢？”华振和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提议由洛桑安排给他几个民工试一下，满意了就干，不满意可以不干。洛桑同意了。
于是，华振和与八个民工到山上砍了几棵树，铺在工地上，一头高高垫起成了“木轨”，八个人把石头撬上木轨，轻轻一推，一下就滚到河里去了，震得整个山谷轰轰作响，民工们乐得叫起来。洛桑还不大相信，唯恐是偶然的，扎西次仁老人却想通了，主动跑过来帮忙。一连试验了几次，洛桑才信服。全班采用了这个方法，结果十五天的任务五天半就完成了。扎西次仁老人笑着对华振和说：“我以为你打仗行，干出力活不一定胜我们，谁知你有这样多窍门呢！”全班民工一起哈哈大笑。
华振和对焦东海说：“同志，你可不要以为藏族群众笨，连那样简单的施工方法都不能顺利接受。他们从来没见过公路，其中有些人是牧民，活了几十岁没摸过铁镐、铁锹，第一次拿起这些工具就能修路，这就不简单。你说是吗？因为运输困难，银圆运不上来，工资不能发放，藏族群众都能体谅我们的困难，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他们说，解放军帮助我们修路，修到大门口来了，再大的困难也能忍耐。”
一次，华振和无意中看见扎西次仁挖稀泥时，脚踏在铁锹上一用力，眉头总是紧皱一下。原来他的鞋底早磨掉了，脚被铁锹磨得红肿。华振和忙拿出自己的球鞋给他，老人说啥也不要。他说华振和是“奔波”（长官），指挥老百姓修路，没鞋不行。华振和发现有很多藏民都是这种情况，二十个人中就有三个没鞋穿，就算有，鞋也很破。他回到连里，用一些旧牛皮缝了几双鞋。扎西次仁接过新鞋，眼泪唰地流下来。收工后，他把华振和拉到一边说，他只有一个孩子叫索朗，那就是他今后的靠山，在家时他经常没鞋穿，索朗也给他缝过一双鞋。今天他看见了解放军的心，和他们是一家人。老人紧紧拉着华振和的手不放，不住地亲吻，黑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很快，工地唱出这样一首歌：
筐子破了柳条编，鞋子烂了“玛米”（军人）连。
解放军呀，解放军，你们个个都有一颗菩萨的心。
华振和给藏族民工发工资。四、五班的民工们远远躲着他在一边叽叽咕咕。一会儿，四班女工嘎玛背着一小袋银圆，跑过来往他面前甩下便跑。华振和忙拉住她问：“这是干吗？”民工们笑着一齐拥上来，四班的觉本伍洛抢先说，我们每人每月领这么多大洋，还不是多亏你的帮助。她们都愿捐出几块银圆送给你。这是大家的心意，收下吧！话还没落音，只听“收下吧，收下吧！”民工们乱哄哄地嚷起来。
华振和告诉大家，工资多，这是党和国家给大家的报酬，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更好的。
华振和永远不会忘记和藏族民工分别的那天。一列长长的队伍在新修的公路上挺进，一个个熟识的笑脸在眼前掠过。藏族群众戴上鲜艳的大红花，举着耀眼的红旗，带着党和军队给他们的荣誉，带着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走上了回家的路。人群中，有人唱起这样的歌：
亲爱的解放军呵！我们一块儿修路六个月，公路通了，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去一趟呀！
你不用走路，我们有快马；你不用怕雨淋，我们有漂亮的帐篷给你住；要是吃饭，我们给你磨最细的糌粑。
亲爱的解放军呵！你千万要到我们家里去一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