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顾工骑着一匹栗色的马到筑路工地采访，刚刚跃上一个土岗，马缰立时被几双热情的手给牵住了。正在施工间隙休息中的民工都围了上来。有披着花格子布的脸色红润的女孩，有穿着粉红绸衫带须的中年人，有赤裸着臂膀露出酱色肌肤的青年。他们紧握着顾工的手，也把手举到没帽子的额前敬礼，问道：“同志，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往哪里去的？”一位在溪边烧茶的藏族少女，用桦木制的小碗舀了一碗浮着浓浓酥油的茶，捧着递给了他。顾工被这许多亲切真诚的举动和暖烘烘的问话弄得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对答。
上工的哨子吹起来，藏族群众又匆忙地去背土、垫路了，一路走，一路回头向顾工不断地招手，微笑着。有人即兴高唱起来：
在给自己家乡修路的时候，从东面的山岭上来了一匹好马。
马背上骑着一位解放军“奔波”，他带来毛主席的心，也带来毛主席的话。
顾工找到工段指挥长问：“为什么对我这样的陌生人，他们会这样喜爱和欢迎呢？因为你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穿着绿色的军装呀！”指挥长快活而简洁地回答着，“别以为住在冰天雪地、荒山野岭的藏族人民性格都是孤僻的。正相反，他们热情奔放，坦率，合群，喜欢结交真心相待的朋友。”
“你能告诉我，我们部队是怎样用实际行动赢得藏民的心吗？”指挥长笑了：“举不胜举呀。不过很主要的一点我要说，就是我们的战士耐心地教会了民工，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来改善生活。”藏族民工们每天都编新歌。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金珠玛米（解放军）没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拿过银圆。
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父母也说“从来没有看见”。
金珠玛米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劳动中拿到了银圆。
我们不但看见了很多很多，而且还亲手花几百、几千。
藏族人民把解放军叫作“金珠玛米”。“金珠”是解开锁链的意思，“玛米”是军人的意思，合起来便是“解开锁链的军人”。
每到星期日夜晚，每个工地上都会燃起一堆篝火，火光照亮了整个山野，甚至挂在松枝上的松果都可以一个个地看得分明。民工们换上过节时穿的服装，在火光下显得耀眼夺目。他们整齐地挥着长袖，有节奏地踏着脚步，一圈圈地转着，唱着，转得越来越快，唱得越来越动听：
明亮的铲子啊！能够铲出幸福的花朵。
坚硬的镐头啊！能够锄出美丽的田园。
要是我们今天不织帐篷，明天就会没有住的地方；
要是我们今天不修公路，明天就会尝不到好的果实。
一个戴着功臣花的姑娘，被推到歌舞中心，她甩动垂着丝穗的辫子唱道：
让我们的歌声传给金珠玛米吧！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的笑声传给毛主席吧！他是我们最慈爱的领袖。
月亮从这个峰顶移向那个峰顶，越升越高，篝火熄灭一堆，又燃起一堆。喜悦的歌声越来越高扬，欢快的舞步越来越振奋。
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杨星火，参军进藏，分配在十八军后方政治部文工团，跟着部队修公路，更身兼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等重任。上大学的时候，她还自认为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可来到高原的悬崖陡壁修路时，她却发现自己“笨得要命”！她不会走路。那开山炮炸过的筑路工地，其实就没有路。那些腰间拴根绳子在悬崖峭壁上悬空打炮眼的战士，更是看得她头晕眼花。爬上去吗？她不会。既然是来参加修路，来体验筑路大军生活的，怎么能老站在悬崖下面呢？
杨星火下定决心踏着岩石裂缝一步一步往上爬，蹭两步，摔下来，又往上蹭，两腿直抖，又摔下来！就在这时，一个战士顺着保险绳从崖壁上“哧溜”下来了，冲她笑笑说：“来，我引你上去！”他两只脚掌蹬着陡壁上的石缝，再伸手把她往上拉，让她把脚放在他的脚背上。杨星火踩着他的脚背，就像踩着梯子，终于爬上了陡岩绝壁！
筑路部队都住帐篷，一个班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的地铺上。杨星火正发愁自己会“挤”在哪个帐篷里呢，小通信员来了，接过她的背包，取下她的方块雨布，加上自己的方块雨布，转眼之间搭起了一个“人”字形帐篷，这就是她的“单间”！晚上雨下得很大，帐篷漏雨。她连忙爬起来，衣服还没扣好，突然发现不漏雨了！奇怪，外面的雨仍旧很大。她钻出去一看，啊！一件雨衣搭在帐篷顶上！杨星火向岗哨望去，淡蓝色的闪电中，哨兵只穿着一件单军装，浑身淋得透湿。这种战友之间的深情，让她终生难忘。
一天下午，杨星火跟着战士们上工地。指导员命令她：不准劳动，只准写稿。她坐在一旁编稿，忽听山顶上响起哨兵呼叫声：“山顶上滚石头了！山梁裂口了！”指导员立即吹起哨子，高声命令：“撤出工地！按三、二、一排次序，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尽快撤到安全地带！”
转眼工夫，一、二班迅速撤离，轮到三班撤出，滚下的石头更大、更多了。班长高声朝大家喊：“快跑！拉开一米的距离！”
轮到杨星火时，她的腿突然紧张得想迈也迈不动了，大家焦急地大喊：“大石滚下来了！小杨，快跑呀！”可她竟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星火突然觉得身子飘了起来，她定睛一看，天啊！她被人背起来了！她流着泪大声喊：“放下我！别管我！”喊声越急，那人跑得越快！听着他急促的呼吸，杨星火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了。她恨自己，怎么这么笨呢？在这危险的关头，怎么呆若木鸡？竟让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背着自己跑。
当他们跑到安全地带时，那战士由于高原缺氧昏倒了。“我扶他起来的时候，透过泪水，认出他是三班班长！我沉默了。我能说什么呢？救命恩人？感谢你？我觉得这些话都不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天杨星火上工地时吃惊地发现，她咋天发呆的地方，一块巨石深深地砸在土里。
还有一次，杨星火正在波涛汹涌的帕龙藏布江边采访。江岸是流沙泥石塌方区，特别是进入雨季以来，乌云低垂，狂风呼啸，暴雨冲刷两岸悬崖峭壁，随时都有山崩落石的危险。那天下午，杨星火跟着连队刚刚走上工地，开山炮手们系上粗绳正在悬空打炮眼。突然，在“叮叮当当”的铁锤打钎声中，传来了一阵惊呼声：“快到江边救人啦！工兵团的一个排掉进江里了！”人们立即向江边奔去，江水的咆哮声和紧急的呼救声，震撼着帕龙藏布江岸的高山峡谷！
当杨星火从人群中挤到江边时，不禁惊呆了！暴涨的山洪恶浪排空，吼声如雷！只见白浪翻滚，水雾喷涌，哪里看得见一个人影？环顾四周，战士们有的搓手顿脚，有的热泪满眶，有的放声痛哭！杨星火边拭泪边转身向工兵团的工地跑去。沿途刚刚放过炮，陡崖巨石，高低不平，她摔了几跤，才跑到工兵团八连三排的工地。天呵，往日的三排工地哪里去了？
一位小战士手里捧着一根粗绳，边哭边诉说：“我们正在石崖上打炮眼，突然山摇地动，我们脚下的岩石轰的一声落到江中！全排的同志都被恶浪吞没了，只剩下我和排长拉着这根从山顶上垂下来的保险绳。我让排长赶紧攀绳上去，排长瞪着眼吼道：‘你快上去！执行命令！’我攀绳爬上山顶，回头一看，只见排长也已落人江中。他在激流中冒出头来，高呼了一声：‘把公路修到拉萨去！’一排巨浪就把他……”当天晚上，杨星火一夜没能合眼，排长惊天动地的“把公路修到拉萨去！”的呼喊声久久在耳边回荡。
1954年年底，康藏公路通车前夕，杨星火随着第一支汽车队，满载着大米、盐巴、茶叶等物资和筑路战士的欢乐，从巴河桥向拉萨疾驰而去。汽车所到之处，沿路的藏族民工挥锹欢呼致意。村庄、牧场里的藏族群众，闻声跑来观看这不吃草又跑得快的“铁牦牛”！他们惊喜地指点着，啧啧地赞叹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着喊着：“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好！）”
在太昭山谷里，有几个藏民站在路旁招手搭车。一位头发花白的藏族阿妈被两个年轻人扶上车来。年轻姑娘对杨星火说，阿妈是拉萨人，她和哥哥陪阿妈回娘家去。姑娘问，三天能到拉萨吗？回答：太阳落山前，汽车就可以到拉萨。话音刚落，阿妈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杨星火正想问个究竟，汽车开动了。那天，人们都坐在货车顶上，迎着阵阵风沙，老阿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指山，一会儿指水，简直像个年轻的疯丫头第一次出门旅游。那个激动、惊喜劲儿，把杨星火看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太阳还没下山，车队就到了拉萨河南岸，拉萨河水是那么清亮，那么碧蓝。杨星火趁着过河的时机，采访了老阿妈。原来，老阿妈娘家在拉萨北郊的一个村庄，18岁时嫁给太昭的牧民。从拉萨到太昭，她骑着牦牛走了九天，才走进新郎的帐房。山遥路远，从此再也没回过娘家。如今她58岁了，坐着“铁牦牛”回娘家，跑起来跟飞一样，眨眼间就回到了拉萨，怎能不悲喜交加？她问道，这到底是梦还是神话？
老阿妈一番话，令杨星火激动了。是啊！过去在藏族人民心中，也许有过这样的神话和梦想。然而，从文成公主进藏到现在，一千三百多年过去，神话仍然是神话，梦想仍然是梦想。莽莽世界屋脊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竟没有一里真正的公路！如今，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神话和梦想变成现实了！康藏公路如同一条神奇的金桥，把藏汉人民连接在一起，把拉萨和北京连接在一起，它连接着各族人民的心！
1954年12月25日，拉萨大桥落成了！全长二千二百五十五公里的康藏公路通车了！那天从清早到傍晚，人们如流水似的涌到拉萨大桥，来回地走呀，看呀，摸呀！有一位藏族老爷爷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走来，伸出双臂向大桥弯腰致敬。他颤巍巍地把哈达系在大桥栏杆上。看着他的小孙子激动得在桥上跳舞，他突然吼了一声：“扎西！跳什么？别把这宝贝桥踩痛了！”扎西迷惑地望着白发的爷爷，稍停，似乎懂得了什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桥栏杆，就像抚摸着金驹宝马似的。老爷爷满意了，俯在孙子耳边轻声说道：“对，要爱护它！它是架在我们心上的金桥啊！”
青藏公路
“历代政府都被‘世界屋脊’这句话吓倒了，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有留下。我们自己的专家没有去过，外国的探险家糊弄我们，胡说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通过青藏高原胜利到达拉萨了，怎么能说是‘生命禁区’呢！”……
1952年国庆节前夕，邓郁清奉命从拉萨携带勘测资料回内地汇报。临行前，张经武约他谈了自己对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张经武说：“工程师同志，我们朝夕相处已经大半年了，你是进军西藏以来第一批返回内地的同志，这里的一切情况你都很了解。我们远离后方，交通不便，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数月前，少数人发动未遂叛乱，你也是亲眼见到的。他们硬的比不过我们，就想利用我们的困难，还强迫老百姓不卖粮食和任何东西给我们，妄想用这种方式卡我们的脖子，逼我们退出西藏。现在，我们带来的粮食确实不多了。尽管中央正准备从西南、西北组织力量赶运粮食进藏，但路途遥远，损耗太大，而且费用昂贵。从西南由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胳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确确实实，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我们是在吃银子过日子啊！”
张经武这番话，邓郁清听得惊心动魄，十分难过。虽知粮食来之不易，但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更不了解当时粮食已经不多的危险处境。张经武有些激动，他接着说：“你是搞公路建设的工程师。我认为从西北向西藏修路还是可能的。倘能避过泥沼和草地，相信不难找到一条理想的路线。从国防、军事、政治、经济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考虑，很希望从西北修出一条进藏公路来，哪怕先修出一条大车路也好嘛！希望你回去后，向西北交通部门领导和专家们呼吁，再派几个勘测队来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盼望得很啊！”
张经武是在强烈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是众望所归。
邓郁清于12月上旬到了重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穰明德得知后，特意请李昌翔工程师代邀邓郁清到他家做客。一见面他就说：“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互通过电报，是老朋友了。你到了重庆，为什么不来见我？路费不够，可以到我这里来解决嘛！为什么还要打电报向西安要？”话锋一转，穰明德就提到筑路问题。
穰明德坦言，康藏公路工程艰险、进度慢，迫于形势曾派出几个勘察队进行踏勘，希望能找到一条施工简易的路线，也想到从西北进军的路线，因此才给拉萨发电报，征询从西北修公路进藏的可能性。
当天晚上，邓郁清接到西南军区通知，军区副司令员李达要接见他，
“准备谈一天”。
李达谈话的核心仍然是筑路。李达告诉邓郁清，既定的方针是边进军，边勘测，边施工；“从国防安全着想，最好先从西北修一条公路入藏。那是从我国腹地伸向西南边疆最保险的大动脉，任何敌人也破坏不了。但是，历代政府都被‘世界屋脊’这句话吓倒了，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有留下。我们自己的专家没有去过，外国的探险家糊弄我们，胡说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通过青藏高原胜利到达拉萨了，怎么能说是‘生命禁区’呢！虽然你们在路上遇到许多困难，遭受一些损失，但我不相信那样辽阔的大草原就找不到一条理想的公路线！你是筑路行家，我很想听听你对从西北筑路入藏的前景和看法。同康藏公路比较一下，哪里困难，哪里容易施工？”
李达的问话，使邓郁清心里很不安。1951年那次他随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时勘测路线，只能跟着走，根本顾不上管脚下地质情况的好坏。别的地方他没亲自走到，没法进行比较，因此在不久前的复电中特别写道“在没有勘测其他比较线之前，此线不宜采用”。
邓郁清回答，客观地看，西北进藏路线上的地形比较平坦。翻越的山垭口，一般落差最多也只有五百米至七百米，坡度较为平缓；所经几条大河，多接近发源地，流速、流量都不太大，容易跨越。如能绕避沼泽地，从西北筑路进藏是完全可能的，工程量不会大。应该再派一支强大的勘测队，在武装部队保护下进行勘测，必能完成这一使命。“倘有机会，我一定主动请求参加。”李达高兴地插话：好嘛，那时英雄就有用武之地了。
李达说：“我们是管军队的，军事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交通。我们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是要长期固守边疆，就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弹药，要装备，不能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去打仗，去建设。这就需要你们交通部门的配合。希望你回到西北后，代表西藏，代表我们军人，向你们的领导，甚至是向你们的部长呼吁，尽快从西北修一条进藏的公路出来。你也是军人，你现在还穿着军装嘛！难得你和我们谈了一整天，我们既感谢又高兴。”
邓郁清二次进青藏高原的时间是一年半后的1954年6月。
1953年8月，青藏公路指挥部成立，慕生忠为指挥长，任启明为副指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