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又流浪去了。维赛刚满10岁，就天天要替差巴给他的领主和过路官员支乌拉。官员或活佛骑着她主人家的马，逍遥前行，她就徒步在后面紧跟。夏天，强烈的阳光把路面的沙石晒得火热，她没有靴子，赤脚走在上面，脚掌被烙得疼痛难忍。冬天，她的破衣挡不住风雪，小小身躯冻得发僵。
有时官员打马快跑，她就死命拉着马尾巴跟着跑。到马站时，已被拖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是出驮运乌拉，她最少要赶三头骡子。半路爬山过河，驮子翻了，她人小搬不动，就坐等过路人帮忙。有时从早到晚，等一天也遇不上一个行人，她那一小袋糌粑吃光了，风雪袭来，她只能依在骡子旁，哭啊，哭啊，直到什么时候来了过路人，帮她上好驮子为止。她还要饿着肚子把东西运送到站口，然后沿路讨饭回来。因为她一年四季从早忙到晚，不能洗头，虱子咬得受不住，她就央求人剃了光头。不认识她的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女孩子。
在神权和世俗势力的共同绞杀下，广大农奴和奴隶的生活极端悲惨，正如藏族一首民歌中所控诉的：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堆的是农奴的白骨，滚滚的雅鲁藏布江，流的是农奴的血泪。
顾梦舟说：“这一天阳光灿烂，春风和煦。全村男女老少，走出牛棚马厩，走出难避风雨的破毡篷，走出难见天日的黑土屋，走出政教合一的牢狱。他们全都衣衫褴褛，皮包骨头，躬腰驼背，满脸汗泥，全身乌黑，一双双长满老茧的黑手，一双双树皮似的赤脚。他们是世界上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连自身的躯体都属于农奴主。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今天他们在大会上理直气壮地控诉三大领主的罪行。他们说，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没马冬查（补了一千个补丁的衣服），住的是牛棚马厩。支不完的乌垃差役，挨不完的皮鞭责骂，麻木得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牲畜。”
在各地的控诉会上，农奴们响起了春雷般的呼声：打倒万恶的农奴制度！消灭剥削压迫！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压迫！这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到底是解放军官兵们给予得多？还是藏族人民回报得多？对于藏族群众来说，答案不言而喻：金珠玛米给雪域高原带来了春天，这份恩情，做多少事都无法回报。而“老西藏”们则会说：“是藏族人民给予我们的回报更多！”
文工团员吴寿桐回忆道：“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做到‘四同’，即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团里三十多人分在四个工作队开展工作，大家都住在贫苦农奴家中。这些农奴一般都极端贫困。房子低矮破旧，满屋子被烟熏得漆黑，臭虫、跳蚤到处都是。晚上睡觉，臭虫会从屋梁上掉到你的脸上。工作队每天早晨都要替群众背水。藏民背起一桶水，腰、背、腿步调一致，滴水不漏。吴寿桐等背起半人高的水桶，东摇摇，西晃晃，水洒一身，到了家一桶水只剩下半桶了。“四同”结束时，大家已经像藏族同胞一样，一桶水能一滴不漏地背回住的地方。
西藏工委社会部的陈钊被分到山南扎囊的色共乡。她的“四同户”是一对老年夫妇。陈钊与老阿妈一家人住一个房间，吃一锅饭，一起下地干活。晚饭后在家里开会或聊天，老阿妈总会坐到她身边，摸着她的手和脚问她冷不冷。陈钊年轻，工作紧张，倒床就睡。一天，她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老阿妈把自己的床垫放到了她睡的草垫子上。她掀起床单，那是用穿破的氆氇衣服缝在一起的紫色的褥子，是老阿妈多年来一针一线好不容易缝补而成的。薄薄的垫子，是穷苦的老阿妈唯一能拿出来表达心意的东西。陈钊出神地望着它，感慨万分。
陈钊在乡里开会时常和一个叫卓玛的姑娘坐在一起。卓玛纯朴活泼，工作积极认真，是家里主要劳力，一个很让人喜欢和信任的人。她们之间虽然语言不完全通，但微笑、手势也能交流情意。一天，卓玛等几个积极分子正在工作队商量事情，陈钊接到次日黎明回区里开会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她正要上路，卓玛走来，从怀里掏出两个土豆，微笑着递给她。这土豆还是热乎乎的呢。陈钊知道，卓玛住得远，为了这两个土豆，天不亮就得起来准备，走上一个小时的路程才能赶到。
德格总兵站的干部昂旺平措说，如果不是当地藏族群众的保护，他也许活不到今天。三次历险脱险，现在说来有些轻描淡写，但确实让昂旺平措永生难忘。一次，工作队正在村里开群众大会，叛匪从山上下来，枪声四起，藏族群众马上自发地把工作队的同志保护起来，让他们脱掉身上的外衣，穿上藏袍，戴上毡帽，混在群众堆里，躲过一劫。另一次，叛匪包围了工作队驻地，恰好昂旺平措等出去访贫问苦。藏族群众偷偷地跑去给工作队报信，让他们派人到县里搬救兵。叛匪听到风声后逃跑了，工作队才解了围。昂旺平措回到驻地一看，发现土匪劫走了全部生活用品。最危险的是那次，昂旺平措和一个伪装成“积极分子”的叛匪到偏僻山沟里的藏家访贫问苦。谁知那人其实要把昂旺平措骗到叛匪老巢！多亏有个藏民知道那人跟叛匪有勾结，一路紧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昂旺平措带离了危险。
藏族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哈达不用太多，有一条洁白的就可以了；朋友不用太多，交一个解放军就行。”“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想起西藏会越有激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勉之说，“西藏情结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为之可以舍去孩子、家庭和健康。”
196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16岁的王勉之毅然报名参军来到西藏。三年后他被单独派到离日喀则三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借住在一户藏族阿妈家。王勉之白天工作，晚上要独自去邻村的工作大队汇报情况，每天晚上来回走八九里地。每次他走在路上，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等他回到村子里，身后的脚步声也就消失了。几个月过去了，王勉之的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归队。最后一次回到村口时，为了搞清楚是什么人跟踪，他冷不丁跳进青稞地里，掏出手枪准备会一会跟踪者。眼见尾随他的人一愣，也站住了。王勉之从青稞地里跳出来，二人面对面。“没想到那人竟然是房东的儿子，他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保护了我三个多月。”讲到这里，王勉之的泪水像四十年前一样涌了出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实行民主改革
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昔曰的奴隶怎能不激动万分？只见他们忙着在自己刚分到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用脚、用绳子一遍遍丈量；有的打上木桩，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高兴得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滚，喝酒，又唱又跳，晚上就睡在自己的土地上……
民主改革的关键在于制订新的财产分配方案。其中，摸清生产资料的“家底”和阶级情况重新分配，是一项细致烦琐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首批进藏女兵李国柱任队长下乡搞改革时，工作队特意在群众中选拔有一定文化、对乡里情况熟悉的积极分子共同开展这项工作。
他们首先将乡里七户农奴主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本人交代数字和群众掌握数字核对后，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好、差土地搭配；现有大小牲畜、大小农具也都搭配分配；同时按划分阶级政策，摸清情况，提出划分意见。
丈量土地工作量大，上、中、下三等地的面积差别也很大。“当时没有尺子，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数字，用绳子拉着丈量，量出几块标准地，以此类推计算。基本数字和分配意见反复讨论核实后，向县里汇报，同意后再公布。”
接下来，就是召开全乡大会。工作队宣读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的方案，并宣布从即日起，在乡里实行“四个废除”：一、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二、废除人身依附，解放农奴和奴隶。三、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特权。四、废除债务乌拉和差役。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实行赎买。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
新分配方案宣布后，热闹的发放场面持续了四五天。
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昔日的奴隶怎能不激动万分？只见他们忙着在自己刚分到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用脚、用绳子一遍遍丈量；有的打上木桩，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高兴得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滚，喝酒，又唱又跳，晚上就睡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的在刚分到的房子里看来看去，个别人分到房子后，总觉得不踏实，不敢相信，反复问工作组的同志，是不是真的永远分给我们了？还有的穿着新领到的衣服，牵着牛羊，摸来摸去，把脸贴在牛脸上，高兴得不知道怎样才好。
在南木林县，当烧掉关于乌拉差役和人役税、地租、高利贷等用于压迫和剥削百姓的文件字据时，群众都高兴得叫着、唱着、跳着，天都黑了还都不愿回去。多角萨隆的一个奴隶，分得一间四面有玻璃的房子。他睡在这房子的软垫上，因太高兴和不习惯，一夜都没有睡着，直到天快亮时，他把被子拿到门背后铺在地上才睡着。还有一个农奴，分到了两匹马、一头牦牛、一头黄牛，给它们喂好草料后，他也睡了。但当他听到牲口脖子上的铃铛叮咚响时，觉得与平时不一样，不敢相信牲口真的属于自己。于是他拿着灯走到牲口棚里，一头头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怎么也睡不着了。
赤康村私塾教师巴珠回忆：群众对民主改革非常欢迎。过去很多人欠着债，这个债父父子子都还不完。有的人因为还不了债逃亡外地，搞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了。改革，他们当然欢迎了。民主改革后，差没有了，债也没有了，农田又分给了个人。土地是按人头划分的。有的地方地比较多，一个人能分到四亩，有的地方地少，一个人也能分到三亩，总之，有多有少。生产资料也是先集中起来，然后按照需要分给个人。包括牲口，也是这样分配的。属于赤康庄园的仍然属于庄园，属于塔巴拉章的属于塔巴拉章，剩下的分给负责放牧的九户牧民，还给几个穷苦人家分了牲畜。大家都很高兴，原来没有地的人分得了田地，原来只能进行无偿劳动的人收获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结果是人人乐于看到的。
翻身农奴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感激解放军。原来很多藏民家里挂的都是达赖喇嘛像，民主改革后，又挂上了毛泽东主席像。
1959年统计，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头人共六百四十二户，未参加叛乱的一百七十二户；大小寺庙二千一百三十八个，未参加叛乱的寺庙一千一百六十七个；约四千户农奴主代理人中70%未参加叛乱。对这些人占有的多余的生产资料都按照每亩地、每头骡马、耕牛等具体价格实行赎买。农奴主代理人本来没有土地，改革时，也按照当地农奴的一般水平，同样分给他们一份土地。
开始时，有些人想不通，认为“农奴主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现在改革了，还要对他们实行赎买，这样一来他们不是更富了吗？”认为“太便宜他们了”。一些赎买对象更是对这样“优待”的政策半信半疑，付赎买金给他们也不敢要。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队进行耐心教育和说服工作。让大家都明白，民主改革依靠的是广大的穷苦农奴和奴隶，同时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特别是一些上层的爱国人士。只要爱国，就要公平合理地对待。当时已是西藏军政重要领导人的阿沛？阿旺晋美，坚持要将全部赎金退回，张国华和西藏工委的领导婉言拒绝，劝他当好“执行党的政策的带头人”。
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虽然实行了没收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农奴的政策，但仍按照当时一般农奴的水平分给他们一份生产资料，使他们生活有所保障。对转变了立场，而且确实有专长的还安排了工作。
回想1959年3月拉萨动乱的那十二天，曾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拉鲁？才旺多吉觉得过得是既明白又糊涂。初始，军区为保护那些不愿参加动乱的上层爱国人士，曾建议拉鲁他们全家到军区大院来，予以保护。告之三次，但拉鲁没有来。他觉得，达赖对他的恩赐，噶厦封他庄园和土地，他是噶厦的高官，如今世面这样混乱，是噶厦的“危机时刻”，他不能不和噶厦站在一"起。
3月10日那天，他奉命进宫开会，半路上得知四品官索朗加措被打死，另一高官被石头砸破脑袋，拉鲁急令司机开车回家。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天参加开会，拉鲁刚提出打死人不好，就遭到别人一顿臭骂。他赶紧表态：“既然进了这个房子，在不得已时当然要豁出性命！”第四天，形势急转：大会秘书长要求再选出五名“新司令”，其中就有拉鲁。拉鲁3月13日就任“新司令”。没想到，14日，来了一伙全副武装的家伙要把“新司令”赶走。拉鲁回忆说：“眼前出现的一切，如同闪电一样。”他极度恐慌，担心可能是索朗加措第二……终于，3月19日，即第十天的时候，他获知“达赖喇嘛一行已于17日晚启程前往印度。罗布林卡卫教军的精锐人马走了一半”。天哪！都跑了！在危难时刻，扔下他悄悄溜了！拉鲁不能逃，他不能丢下快要生小孩的妻子。
20日早上，已听到解放军向罗布林卡方向进攻的枪声。道路已被堵截，而且可以看到双方在药王山上交火的情景。21日早上，枪炮声越来越密，拉鲁留下几个普通佣人守家，让妻子和孩子先行离开。自己带着三个佣人从住房背后一座楼房的窗口上跳出，躲进城郊普布觉寺。晚上，管家劝拉鲁快逃，拉鲁说：“不走了。以前解放昌都时，被解放军抓的人都没被杀，这次也不会被杀吧！”22日上午，拉鲁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群众批判大会会场设在当年的文化宫那个地方，到会的足有一万多人。大会一开始，农奴们纷纷跳上台去揭发、批判叛乱分子的罪行。大会越开越激烈，群众越来越气愤。突然，台下愤怒的人群吼叫着，高举拳头，潮水般地向拉鲁涌来。糟了！今天非活活给揍死不可！拉鲁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料，汹涌而来的群众被拉鲁身边解放军干部拦住，一位排长张开双臂把人群和他隔开，不住地大喊着：“不许这样，要讲党的政策！”另一位用身体护住了他，始终没让他挨到一拳。
回到看守所，拉鲁躺在铺上，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如果没有部队干部的保护，今天非被打成肉泥不可。他流下眼泪，深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对他这个叛军“总司令”、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如此关怀，通情达理。他说：“我服了！”
夜深人静，拉鲁彻夜不眠，初次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情景，毛泽东主席当年亲切会见、谈话，多少往事都涌上心头。他懊悔极了。如果不参加叛乱，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那些上层爱国人士不都很受尊重，生活得自由自在吗？现在呢？只有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也许在晚年的时候，还有个光明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