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31日，拉鲁被特赦释放，同时获得特赦的还有噶厦司曹罗桑扎喜、仁希松多、布达拉宫侍卫长噶参云典等。军区首长向特赦人员颁发了释放证，并注明，如有不服，可在十日内上诉。拉鲁当场表示：“不用十天，我现在就申明，我完全服罪，我永不翻案！”
拉鲁提出务农要求。政府分给他土地，拉鲁和妻子整整十年从事农业生产。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拉鲁来说，困难可以想象。“群众确实是善良的，看到我们不会干农活，就耐心地教给我们，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拉鲁逐渐学会了种地、灌水、锄草、收割、打场等一整套农活，还获得了好收成。
1977年，拉鲁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1983年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1981年底，他见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李维汉部长，大家都很激动，拉鲁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李部长，见到您，我非常高兴。但我也非常惭愧，我没有听从您的教诲，参加了罪恶的叛乱。”
李维汉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咱们都要向前看。二十多年了，你拉鲁的变化很大啊。过去你见我们时，是拘谨的、戒备的，现在呢？你多么爽朗，多么亲热。说明你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跟共产党了！”
拉鲁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要听共产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仅是我拉鲁个人的光明前途，也是我们西藏的光明前途！”
百万农奴站起来
“三反双减”①结束，开始土改，次仁拉姆分到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六亩地。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幸福的泪水。“活菩萨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组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巴桑原来的名字叫格桑，她的父母分别是西藏山南贡嘎县两个农奴主的奴隶。按照西藏旧法律，首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次，如果男女奴隶分属不同的主人，生女孩归属于女奴的主人，生男孩归属于男奴的主人。巴桑的父母共生育两女三男。这样，巴桑和她的姐姐归属巴桑母亲的主人家所有，她的三个弟弟归属父亲的主人家所有。巴桑的母亲早逝，小弟夭折，巴桑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待孩子们慢慢长大一些，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时，先后被各自的主人叫去当奴隶，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孤苦伶仃。幼小的巴桑远离故乡，在拉萨的农奴主家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1956年，巴桑19岁，她还是女奴，什么都没有改变。哲蚌寺对面就是军区八一农场和西藏工委七一试验农场。农场里有许多藏族工人，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唱着歌走来走去，无忧无虑，其中还有巴桑很要好的朋友。
巴桑主人的庄园所在村里，有解放军的小分队。有时巴桑会坐在一边听解放军给穷孩子讲故事。听得多了，巴桑产生一个大胆的新念头，要投奔解放军，要寻找自由。
原本想约几个奴隶一起逃跑，可是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农奴主肯定饶不了她，还会连累别人。要跑，一定要往远处跑，否则农奴主找解放军要人怎么办？藏历七月初，人们正忙着准备过“当巴伦布”节，忙忙碌碌，仓库门没有关。巴桑趁着黑夜，忍着刚被痛打后的伤痛，偷偷摸出门向远方跑去。她身穿一件破烂的藏装，腰上系着根牛皮绳子，光着脚，躲在对面的山上。逃到哪儿，解放军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收留她呢？她想起当雄。当雄就在青藏公路边上，听说解放军在那里修机场。她白天不敢走大路，只好翻山越岭走山路。天黑后下山，再从大路上走。饿了，摘地里的豌豆角和山上的野果子充饥；渴了，喝山沟里流下来的水；困了，找个避风的地方打个盹，醒了之后继续往前走。一天晚上，她走在大路上，边走边想：一定要改个新名字，那样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仰头看天，忽然看到了金星，藏语里的“嘎玛巴桑”。就这样，她给自己改了名字一巴桑。
走了五天六夜终于到了当雄。巴桑找到解放军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家，求解放军留下她，哪怕做小工。刚好解放军在拉萨北郊盖房子，第二天早上，解放军用汽车送巴桑回到拉萨北郊，当了小工，先在炊事班帮忙挑水、烧火和洗碗，后送她学医。她汉语太差，无法与老师沟通，又安排她去学文化。总在拉萨附近转来转去，巴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被原来的农奴主发现，再抓她回去。第二年，中央决定在内地办学，为西藏培养民族干部，要学员们自愿报名。巴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离开拉萨的她急不可待地跑去报名。
1957年国庆节刚刚过去，巴桑就到了内地。1958年9月15日，巴桑读书的那个学校在陕西咸阳正式命名为“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学制六年。从此，巴桑真正新生了。
她就是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的巴桑。
布德是藏北那曲地区巴青县拉西乡的牧民。巴青县偏僻贫困，布德一家常年住在羊圈里和牛羊一起睡觉。一年四季，布德都穿件爬满虱子的光板破羊皮祆，任凭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都得去给牧主放羊。碰上大雪天，他又累又饿，生了病，出门晚了点儿，牧主管家就对他又踢又打。他光着脚走在雪地上，脚冻得裂开口子，鲜血直流。一天晚上，两只小羊羔被狼叼走了，管家不由分说，一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布德，一边呵斥他，硬揪着布德趴在地上吃他的大便。布德痛苦地说：“那时我还不如一条狗！狗还能吃饱，我很少吃饱，狗有自由，可以随便跑，我连点自由都没有。”
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到那曲地区。1954年，青藏公路修建指挥部组织以转业军人为骨干的养路段，索县公路养护段在森林地带办了红旗林场，招收藏族农牧民当工人，布德就是其中一员。他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权利，第一次按月领到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1959年初，以索县哲热本和绒布寺基索（管财务的上层喇嘛）为首的叛乱武装，杀害了林场负责人王宪章和会计邓宜宾，包围了林场。那时林场有干部、职工三十多人，叛匪数十倍于他们。大家虽英勇奋战，但粮食弹药越来越少，防御阵地日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场领导决定派两名藏族工人化装成当地牧民，向驻扎在安多的部队送信求援。
任务落在27岁的布德和另一个工人身上。他俩换上羊皮祆，怀揣救援信，趁夜深人静，混出第一道封锁线。在第二道封锁线碰上了三百多名叛匪拦路盘问。布德沉着地回答说，自己是巴青牧民。另一工人却禁不住叛匪的威胁，承认他俩是林场工人，是给解放军送信的。
闻听此话，布德迅速将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匪徒气急败坏地把布德捆起来，并把他绑在马的后面，让马拖着飞跑；还将他悬空吊起，把五六十斤重的盐口袋绑在他的脚上；扒光他的衣服，用皮鞭狠狠抽打他的前胸后背。一道道血印布满上身，鲜血往下滴淌，叛匪基索边打边问：“你是藏人，达赖喇嘛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吃糌粑的藏人要起来反对吃大米的汉人。我只问你两条：你是跟达赖喇嘛走，还是跟毛泽东走？你是吃糌粑，还是吃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