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朴刀杆棒故事的创新意义
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稹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有一次元稹写了一首长达一百韵的长诗赠给白居易，以代书信。其中有两句是“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元稹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新昌宅是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住宅，地新昌里。一枝花话是熟悉唐传奇的都知道的！李娃传。诗中说元白二人在白宅听“说话”，讲的是李娃传，从早上五点钟开始说，一直说到中午十一点还没有说完。如果艺人的说词记录下来，大约有四五万字，相当于中篇小说了。可见唐代一些说唱艺术产生并发展起来。这是世俗的，还有宣讲宗教故事的寺庙俗讲。韩愈的！华山女》写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诗一开始描写和尚俗讲演说因果报应，长安信众争先恐后去听讲，而道士讲道则寥寥无几。后来老道出高招，打出美女牌，令“华山女”描眉画鬓“升座演真诀”，轰动了长安和皇宫。另外还有介于世俗与宗教性之间的变文。
就唐代巳经有的说唱作品，我们与！都城记胜？瓦舍众伎中说唱作品的分类对比一下，看看宋代以前巳经有了的有哪些：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胜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如“说经”、“说参请”就是唐代寺院俗讲；烟粉（男女情爱）、灵怪、传奇，就是！一枝花话之类；“铁骑儿”、“士马金鼓”是以正规战争为主的，变文中就有这类作品，如！张淮深变文》、《张义潮变文》、《李陵变文》都可以说是这类作品；“讲史书”，李商隐《骄儿诗》中的小孩“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应该就是“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所以说宋代说唱艺术上的各种类别大多在唐代巳经有了。唯有两种是宋人独特的贡献，即“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两类，而且认为它们都与公案有关。
2.朴刀杆棒故事的性质
“朴刀的故事”和“杆棒与朴刀杆棒”两文中说到“朴刀杆棒”的故事都是以打斗为核心内容的，但这种打斗不是两国或两支正式的武装之间的交锋，只是一帮执短兵器、不穿盔带甲的人之间的打斗。
前文曾说到这是“短打”的故事。“短打”是借用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术语，它是指使用拳脚或短兵器与敌人打斗，打斗者不穿武将所传的“长靠”、“箭衣”，一般也不骑马（在舞台上就是不拿马鞭），穿的也属于短打扮，穿“包衣包裤”或“夸衣”，裤口袖口紧缩，显得干练利索。这样才有利于徒步作战、近战。述说这类故事的戏曲称短打戏，像！三岔口》、《快活林》、《八蜡庙》、《恶虎村》！白水滩》、《连环套》、《野猪林》（鲁智深的兵器是禅杖，似乎很像长兵器，其实，它是杆棒的变形，仍属于长兵器中的短兵器，一般用来徒步作战）之类。因此，借用戏曲中“短打戏”这个术语来定义宋元时期通俗文艺作品的“朴刀杆棒”的故事。只是短打戏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一些。“朴刀杆棒”这一类故事主要是描写游民闯荡江湖生活的，朴刀杆棒是他们闯江湖的工具。
这种游民闯荡江湖的生活，小者是作奸犯科，大者则是违法乱政，造反闹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江湖人干的事情大多都是反主流的，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但因为这类故事内容的新鲜、刺激、富于趣味，又为各个阶层的受众所喜爱（人的内心大都怀有一种冲破既定秩序的冲动），长期处在边缘状态，甚至是禁而不绝。
宋代以前没有朴刀杆棒的故事，这是宋代江湖艺人的创造。
宋以前文学作品中述及“短打”的故事多是描写贵族或上层人士之间的打斗，或者说多是游侠与刺客的故事。这些游侠刺客手中所用的兵器大多是“匕首”（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都用的是匕首）、“吴钩”（也称“吴刀”，是一种双锋两刃状如弯刀的短兵器）和“宝剑”（宝剑更能体现使用者身份的华贵，所谓“美人如玉剑如虹”），这些短兵器名贵而华丽，为富贵家庭的青年所喜爱，也与他们身份相合，因此“吴钩”和“宝剑”就成了象征游侠的意象。
这与游民、底层人士和盗匪密切相关的“朴刀杆棒”是大异其趣的。
曹植是较早以诗歌描写侠客（与汉代游侠不同的一种“游侠”）生活的，从这些描写中可以感受到如果侠客们要打斗的话也是近距离的短打。如！代结客少年场行中写道：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返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涂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坎凛怀百忧。
这是可以“十步一杀人”的侠客。侠客也会因杀人报仇、躲避官府的追捕而行游四方，但是他们不是穷途末路的流浪汉，一般也不会因为生活无着而去拦路抢劫。他们本来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弟，纵然一时不便，也是交游遍天下，自有朋友接济的，如同李白诗中所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且许多朋友以能接济这样的侠客而自豪呢！
游侠即使不能像王侯将相那样风光，却也别有一种豪气。唐代陈子昂！感遇》诗第三十四首描写的就是一位“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的报国类的游侠，他们敢于攻击现实秩序，“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但就是远走避仇，处于逆境之时，他们所想的还是“每愤胡兵人，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发未封侯”。这些都是带有贵族气派的侠客，他们手中所执、腰间所佩的只能是金妆玉饰象征其贵族身份的吴钩和宝剑。
古代的刺客也是持短兵器的，但他们的短兵器多是匕首，它短小易藏，便于发动突然袭击。曹沫要盟，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都是为历代文人所熟知的。这种匕首虽然体积小，但为了发动突然袭击，要求兵器短小锋利，可以刺穿重甲，甚至要以剧毒之药淬之，以期一击而致敌人死命。因此，这种匕首也是以珍异名贵著称的，持匕首遂成为刺客的象征。连汉代砖刻中描述曹沬、荆轲故事的也多突出他们的匕首。
宋代以前的短打的故事大多是描写统治阶级之中的青年人追逐冒险生活的，但其基础是全社会的尚武精神，习武是统治阶级中的青年人不可缺少的教养。其中有些人不甘于平庸生活，向往冒险新奇’仗剑远游，才为歌咏游侠诗歌提供了新题材＇五代以后，重文轻武，整个社会丧失了尚武精神，士大夫巳经彻底文人化，上层社会的青年沉溺于温柔富贵之乡，一些精英的所谓高雅生活，不过就是吟诗作文，拍曲填词，整个统治阶层都在弱化。好武之风下沉于社会底层，自宋元以来所谓“武林”都不免有些江湖色彩。偶尔一见的尚武好侠，也不过就是！儒林外史中的“侠客虚设人头会”一类的滑稽戏，那些推崇张扬武风的大多是非愚即妄的人物，如娄三、娄四公子之类。
所谓尚武之风下沉，也就是说尚武精神转移到主流社会以外的游民身上（他们如不“尚武”也难以生存），他们或为谋生，或为健身，有的甚至向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宋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中之所以产生了以“朴刀杆棒”为内容的武故事的根本原因。《水浒传》前七十回就是朴刀杆棒的故事。主人公多是游民和社会边缘人，手执朴刀杆棒，游走江湖，演出一幕又一幕活剧，为明代“水浒”成书奠定了基础，也是《水浒传》中最感人、最精彩的篇章。
3.“发迹变泰”的故事
如果说“朴刀杆棒”的“说话”是以演说游民生活的内容为主的话，那么“发迹变泰”则反映了游民的心态与向往。
“发迹变泰”，其义非常简单，就是现今普遍流行于口头的“发了”，也就是说由社会底层突然跃居社会高层，由一贫如洗暴发为富可敌国，由处处倒霉突变为万事亨通。总之，是从一无所有转变为无所不有，从万人之下变成万人之上。这种向往，不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有，也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用负面语言说也就是“不逞之徒”）的共同愿望。就人的本质来说，它也是人们的共同向往，可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他们就想听一听或看一看别人的发迹变泰的故事以求得慰藉，因为文艺的功能之一就是使观赏者心中的愿望能够虚拟地实现。自己不能“发迹变泰”，看看别人也聊胜于无。
中国秦朝以后社会等级与经济上的阶级虽还存在，并且界限森严，不容混淆，但是绝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时处在流动之中。
唐朝中期以后，经济上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上的垂直流动日渐迅速。五代十国期间，游民或兵痞的发迹变泰和出身低微的宋朝太祖赵匡胤的皇袍加身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一些人从社会的顶端跌了下来，一些人由社会的底层升了上去，发迹变泰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特别是两宋小规模的兵变、民变以及游民结社反抗和绿林山寨扰乱社会秩序与地方治安出问题的情况特别多，据何竹洪《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记载，仅北宋就有三百余起，其中用“抚”的办法解决的有数十起，而且在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宋王朝的衰落，统治者更多地采取了“抚”的策略。总的来说，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统治者对待大规模的骚乱的态度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所谓“抚”也就是《水浒传》经常提到的“招安”。招了“安”，大小首领皆有官做。
《青琐高议？王寂传》中写到王寂造反以后，久而厌倦，又恰逢朝廷大赦，“一切无道得从自新”。此时作为领袖的王寂乃取酒饮其徒，告之曰：“山行水宿，草伏蒿潜，跳跃岩谷中。与犲虎为类，吾志已倦。今幸天子濡大泽，以洗天下罪恶，吾党转祸为福之祥，愿从吾者皆行，不然吾自为计。”党中有鼠辈眦睨，颜色拂厉，悖语嗫然，寂捽斩之座前。他皆跳跃叫呼曰：“吾今得为良民，归见故乡亲戚，死无恨焉。”
这段虽然是小说，但是很真实，的确反映了力量不够强大的造反者的心态。一般造反者希望归乡与亲属一起过安定生活，而造反队伍的领袖则向往获得一官。王寂也是如此。“朝廷闻其名，许自陈其艺，欲以一官荣之。”宋代历史上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绍兴六年（1136），福州一带自号“滚海蛟”的海盗郑广，纵横海上，“云合亡命，无不以一当百，官军莫能制”，朝廷没有镇压良策，于是，下诏招安，封郑广为“保义郎”。当了官的郑广在拜谒上官时众官不肯理他，他愤愤不平，写下一首“诗”云：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都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从“罪在不赦”的罪犯陡然升为管辖一方的官员，这种变化有多大，简直是天差地别，这不是发迹变泰是什么？这类事例，当时很多，乃至形成民该，广泛流传。
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在两宋之交这种事件极多，游民从中发现了一条求生存、图发展的道路。此时也正是江湖艺人非常活跃和通俗文艺创作兴盛的时期，它们必然会在江湖艺人的头脑里留下更深的印象，目睹了世事沧桑、人海浮沉，“说话”才开发出了“发迹变泰”这一门类。
这类作品与其他题材的作品一样，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在北宋相对还算太平的时代，那时虽然也有小规模的游民造反、农民武装反抗，但总的说来对社会影响不大，没有进人公众视野，因此艺人也就没有以此为题材的创作。
4.通俗文艺作品中的“发迹变泰”
作为游民的江湖艺人特别向往改变自己的处境，梦想一步登天，发迹变泰。他们在编演这类通俗文艺作品时寄托了对发迹变泰的向往，并把它表达得淋漓尽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话本写游民史弘肇、郭威的发迹变泰，并处处流露出羡慕之情。“这未发迹的好汉姓甚名谁，怎地发迹变泰？”“史弘肇是个发迹变泰的人”，“指望投拜符令公，发迹变泰”，“则是史弘肇合当出来，发迹变泰”。看说话人这样描写史弘肇发迹变泰后的景象：
做到单、滑、宋、汴四镇令公。富贵荣华，不可尽述。碧油瞾拥，皂纛旗开。壮士携鞭，佳人捧扇。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红袖引，一对美人扶。
除了文字华丽一些，其实质内容是不是与阿Q在土谷祠做梦自己成了“革命党”之后得意情景漫然无别？最后作者还要补上一笔：
周太祖郭威即位之日，弘肇已死，追封郑王。诗曰：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
读者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感受到“说话”艺人垂涎三尺的情态，因为“发迹变泰”本身也是江湖艺人们强烈的向往。这种故事也在感染着当时的广大听众。
大约最早讲“发迹变泰”的是讲！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江湖艺人。五代十国的最高统治者与文臣武将许多都出身于游民或兵痞。“新编五代史平话”中述及他们的“出身”特别是在表现其无赖的一面时，要比正史详尽多了。正史据官方记载和文献所修，多有讳饰。而“平话”则演出老百姓专爱听的统治者不甚光彩的故事，因此，统治者种种流氓行为是艺人们津津乐道的。有些民间传说，反映了江湖艺人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但总的说来，“平话”还是摆脱了“为尊者讳”的桎梏，也许更真实一些。如《汉史平话》中写后来称为“后汉”皇帝的刘知远家世贫困，父亲早丧，随母改嫁到慕容家，因为其流氓习气，也不见容。后人赘于李家，受到妻舅的侮辱与排挤，在战乱之中只有当兵才有“发迹”（《汉史平话》巳经用“发迹”这个词）的可能。刘知远终于走上这条路，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最后登上皇位。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刘知远的幸运，刘妻李三娘对丈夫的忠贞，以及她为此所付出的极其悲惨的代价，故事所体现的世态凉薄都特别能打动听众或观众。在说唱艺术中有《刘知远诸宫调》（现有残本，据考证是12世纪的金刻本），其中很细致地描写了在贫困与痛苦之中的李三娘看到刘知远初步发迹变泰的标志一“九州安抚使金印”时的行动和心态，她紧紧抱紧金印，不肯还给刘知远：
【黄钟宫·出队子】三娘变得嗔容恶，骂薄情听道破。
你咱实话没些个，且得相逢知细琐，发迹高官非小可。
【尾】金印奴家紧藏着，休疑怪不与伊呵，又怕是脱空谩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