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上学后，并不是那种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放学后他却一刻不停地忙于修造各种各样的机器。经常可以看见他拿着自己的锯子、锤子和凿子在使劲地忙活。他曾经自己动手做了模型风车、水钟以及太阳转盘——其中的一样东西至今仍然可以在伍尔斯色蒲牛顿出生的那间屋子的墙壁上看到。他并不适合从事他母亲遗留给他的——管理农场的工作。有一次，他的叔叔阿斯科发现他在树篱下计算一个数学问题，而不是在留意农场的劳动进展，后者才是他应该做的工作。为了使他的天赋得到顺其自然的发展，他被送到格兰沙姆学校进一步深造。18岁的时候，他进入了著名的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此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进展：21岁时，他发现了二项式定理；23岁时，他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治学方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24岁时，他发现了光线的不均等折射性；到25岁的时候，他发现了震撼世界的地心引力规律维尔德著：《皇家社会的历史》。事实上，他是在25岁之前发现了所有自然规律中最为普遍的一个规律——万有引力定律；由于一个参与人员的观测错误，使得他将近40岁时才证明这个定律的存在。；44岁时，他向“皇家社会”提交了《基本原理》的手稿。次年，他爆发了一次临时性精神错乱，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打击，尽管他活到了85岁高龄，但在《基本原理》的发表之后，他再也没在任何科学的分支领域给这个世界增加新的知识财富。
詹姆斯·伯尔努里是一个伟大哲学家的长子，他的父亲原本打算送他到教堂去从事圣职；但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几本几何学方面的书本，此后他就怀着极大的激情开始学习天文学。在日后回忆起促使他前进的动力时，他将其归之为他父母亲的反对——法尔顿驾驶着太阳神的战车，一边说着这句格言：“我违背了我父亲的意愿，在星星之间穿梭。”26岁那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论彗星》；33岁的时候，他已经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数学教授。
曾经被贝勒描述为“世界上最崇高的心灵之一”的贝莱·帕斯卡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了他那不凡的才华。贝莱的父亲决定让他专心致志地学习语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所有与几何学有关的书籍都清理出了贝莱可能接触到的视野范围。年仅12岁的贝莱却沉迷于解决几何问题，并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用煤炭画几何图形。他的父亲没办法，只得同意他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16岁那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圆锥的截面》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如此的优秀而富于学术价值，以至于笛卡儿在看到之后惊讶地感慨地说，只有年轻人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19岁时，他发明了用于计算数字的机器。在这之后，为了验证托里切利的观点，他又投身于一系列有关液体的平衡以及空气重量的实验，这些实验要求很高而又非常精细。这些实验的结果在他死后都作为遗著出版了。帕斯卡的科学生涯结束于他25岁那年。在25岁之后，他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宗教沉思上，他对宗教沉思的结果很好地体现在他那著名的《沉思录》上，这部作品在他死后得到了整理和出版——他在风华正茂的39岁离开了人世。和许多其他早熟的天才一样，帕斯卡也是在一种病态的过度神经性兴奋的状态下工作的。事实上，他的早熟只不过是这种病症的一种征兆而已。
笛卡儿童年时是一个体格娇弱的男孩，然而，在他19岁之前，就已经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彻底改变数学和哲学的整个体系。格劳秀斯是12个兄弟姊妹中唯一没有早夭的一个；他在还只是一个8岁的儿童时就已经用拉丁文写诗了。哈勒在孩提时是一个极度虚弱的孩子，并受到软骨病的痛苦折磨，这种病有时候是早熟的伴生物。然而，在他年仅9岁时，就开始创作伟人的短篇传记；10岁时，他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入门书；12岁时，他开始用德文写诗；到15岁时，他开始学习医学和生理学，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
在其他的数学家中，和帕斯卡一样在小小年纪就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还有很多。例如，克莱洛特在16岁那年就发表了著名的《双曲线的曲率》一文，事实上，他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这篇论文了；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在满19岁之前就已经被任命为都灵的军事学院数学教授了；科林·马克劳林在15岁时就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19岁时，他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推选为阿伯丁大学的数学教授；拉兰德在孩提时就聪慧过人，他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家人面前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了，丰丹纳的《世界的复数》一文为这个早慧的儿童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知识之门，他从此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天文学，16岁的时候，他用望远镜对星空进行了一次观测，并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之路；杜加德·斯第沃德是一个童年时期体弱多病的孩子，19岁的时候，他开始顶替父亲在爱丁堡大学教授数学，两年之后，他被任命为联合教授；拉辛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博览群书，当他还在梅深的学校上学时，就翻译了欧几里德的第三卷和第四卷著作，并回顾和总结了数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在15岁那年离开学校时，他发表了一次演说——“不规范的数学”。他最终退出了数学研究领域，并转而投身于纯文学创作。
弗朗西斯·培根也略显早熟。他孩提时候体弱多病，与同龄孩子交流甚少，习惯于独自一个人沉思。12岁那年，他看到了一个变戏法的流浪汉玩纸牌的场景，由此引发了他学习诡辩术的兴趣。13岁的时候，他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学习，并于16岁那年离开那里，动身到世界各地去游历。据说，他是在剑桥的时候开始酝酿自己的《推理法》的，但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19岁的时候，他出版了《欧洲的状况》一书，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作者精确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21岁那年，他开始学习法律，在此期间，培根勾勒出了《推理法》的大致写作框架。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的骄傲，或许是出于一种长远的有预见力的考虑，他计划将其命名为《时间最伟大的诞生》；但是，这部伟大的作品一直到他59岁那年才得以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其他数不胜数的作品——其中完成于36岁那年的《散文》和《劝诫》以及完成于45岁那年的《学习的进步》都是在百忙之中完成的，因为他当时兼具国会议员和全职律师的双重身份。
克里斯托佛·乌伦爵士尽管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但实际上，他是17世纪的又一位杰出的青年哲学家。和帕斯卡及其他人一样，他是个一贯体弱多病的男孩，在他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般的多愁善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表现出了对深奥难懂的科学和哲学的浓厚兴趣。13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台天文仪器，并在一首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中表明要将它献给自己的父亲。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一台风力发动机，此外还有一种“可以用于治疗肺炎”的仪器。14岁那年，乌伦成为牛津大学瓦德翰姆学院的自费生，此后，他就在那些由科学界人士组成的早期会议上帮忙，这些会议最终促成了“皇家社会”这一著名团体的诞生。当埃尔文在1654年访问牛津大学时，他说：“我见到了可以称之为年轻人的奇迹——克里斯托佛·乌伦。”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奇迹：22岁时学习和现场示范解剖学操作；25岁时被任命为天文学教授；先后拥有53种发明和发现。在他兴趣广泛的各种研究领域中，他尤其对建筑学给予了特别关注，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由于他在建筑学上的高深造诣及享有的盛誉，31岁那年，他接受委托对圣保罗教堂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调查报告，以便决定到底是该修复还是重建这座著名的大教堂。这一事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他对建筑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偏爱。从那以后，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建筑学上——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圣保罗的教堂，此外还有那些在那场著名的伦敦大火中被烧毁的其他教堂。和帕斯卡的英年早逝不一样，乌伦是一位高寿的老人，他一直活到了90岁。有一天，他的仆人发现他安详地睡在躺椅上，这一次他永远地睡着了。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伟大年轻人的例子：诸如多病早慧而勇敢的斯宾诺莎，他在童年时靠擦光学镜片维持生存，并用以支付自己学习哲学的费用；诸如詹姆斯·瓦特，他还是摇篮里的婴儿时就已经是一位思想家了，30岁之前，瓦特就已经发明了精简的蒸汽机车，后者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工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诸如歌德，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构思并部分创作了他最伟大的作品，除了是一位科学家之外，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诸如都柏林的威廉·洛瓦恩·汉密尔顿先生，有一位当代作家将其称之为“天才之中的一个”，说他的名字“和拉格朗日、牛顿一样，可以名列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产生的那些最辉煌璀璨的名字之中而毫不逊色”。威廉在13岁时就已经掌握了不少于13门语言。
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达维勒，小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幅地图，从此决定了他未来一生的发展及命运，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独自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绘制了在经典名著中提到过的所有国家的地图。由于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22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国王的专职地理学者之一。在他忙碌的一生中，除了留下无数珍贵的地理学论文外，还出版了104幅古代地图和106幅现代地图。
林纳斯19岁时，老师宣称即便他不是一个乐观的笨蛋，至少也是完全不适合从事教会工作，无法完成他父亲的期望。但是，他却幸运地出生在一个风景优美、山川秀丽的地方，他家门前就是一个巨大的湖泊，碧波涟涟的湖面上倒映着挺拔的山峰、葱翠的森林，四周则是大片经过开发的肥沃田地。自然界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田野上蓬勃生长的蔬菜所展示的生命活力令林纳斯惊叹不已，并大大激发了他的才华。他自己在后来回忆青年时代时，曾经说他离开摇篮之后就像是迈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大花园，五颜六色的花朵是他最喜爱的东西。他父亲发现他不适合从事圣职之后，决定把他送到大学去学习医学；但是，年轻的林纳斯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学习植物学，不论是贫穷抑或是不幸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在内心激情的召唤下，他决定进行一趟独自一人穿越拉普兰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的行程长达4 000英里（6 437千米），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徒步跋涉的。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他最终满载而归，带回了大约100种以前从未见过的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植物。他出版的专著《弗洛拉·拉波尼卡》奠定了他作为他所处时代第一位植物学家的地位。
曾经被居维叶称为“现代动物学开山鼻祖”的约翰·莱伊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父亲是布拉德利地区附近的一个铁匠。幼年的约翰·莱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依靠自己的奋斗进入剑桥的凯瑟琳学院。23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学院的希腊文讲师；两年之后，又被推选为数学指导教师。但是，自然历史和动物学仍然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为了收集植物学和动物学上的研究资料，他游历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一路上忙于进行观察和记录，并对这种辛劳的生活乐此不疲。据他自己回忆，为了出版《植物学目录》这本专著，他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此之后，他继续自己在国外的旅行和研究，游历了欧洲所有的低地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在每一个地方他都仔细地观察和收集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的科研做准备。
在外科学和医学领域，那些成就不凡的卓越之士同样地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仔细观察和刻苦研究的倾向。伟大的法国外科专家安布罗斯·派尔曾经是拉维尔地区一所修道院的马车夫。有一次，修道院的某个神甫需要接受外科手术，并叫安布罗斯·派尔过去帮忙。结果，他成了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除此之外，他在这次手术过程中深受感染，萌发了要成为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愿望，在以后的实践中，他果真梦想成真，成为一代大师。
阿斯特雷·库伯爵士据说也是和安布罗斯·派尔一样，受到某次偶然事件的影响而决定从事医学工作。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有一次意外地被大车撞倒而导致大腿股动脉破裂，一时间血流如注，生命垂危。正在这个危急时刻，年轻的库伯想到了一个主意，即把他的手帕紧紧地包扎在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的伤口上，这样就可以止住出血。这次的牛刀小试大大地鼓舞了库伯，使得他下定决心从事外科职业，并很快取得了成功。
另一位知名的法国外科专家要属伯第先生，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就能够从容镇定地对兔子作活体解剖，因此引起了著名的解剖学家里特列的注意。从7岁那年开始，伯第就成了里特列开设讲座的经常参与者。到第二年年末，由于他对解剖学的精通，他掌管了用于实际演示的解剖大厅的管理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幕令人惊异的画面：一个9岁到10岁之间的男孩，吃力地爬上椅子，开始讲授解剖学方面的高深课题，而下面坐着的是包括资深教授在内的专业人士，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后来，伯第又以同样的激情投入外科学的研究，不久之后，他就成为法国最著名的外科专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