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门巴赫是另一个人类历史和人种构成方面的知名学者。他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学的开山鼻祖。10岁的时候，为了研究他当时感到迷惑不解的比较骨骼学，他就把自己用一副人工制造的骨架禁闭起来——这是他的首次“受难”，以后他都是如此称呼自己收集的人类学标本。在当时，他所居住的哥达市只有一副真正的人体骨架，是由一个内科医生收藏的，而这位内科医生恰恰是布鲁门巴赫家的一个朋友。于是，布鲁门巴赫就经常去拜访这位内科医生，以便研究他所收藏的骨架。最后，他从家里豢养的动物身上得到了一些骨架，并以此为原料，经过一番耐心的演习和组装工作后，最终制造了一副和真正的人体骨架相似的人造骨架。这就是骨骼学标本的最初制造过程，尽管它显得比较粗糙简单，然而，在日后却享誉整个欧洲。17岁的时候，布鲁门巴赫进入耶拿大学，20岁时，又进入哥廷根大学求学。23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伟大的学术巨作《人类的自然种类》。
比夏特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已经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工作狂。事实上，他一生所有的成就都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做出的，32岁那一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巴克勒曾经在谈到比夏特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优秀论著《普通解剖学》时说：“这是个人对生理学作出的最珍贵、最有价值的贡献。”比夏特认真研究了人体感觉和烦躁的规律，并对生理科学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人体的组织，他更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以便探索组织细胞在正常状态下和病态下的发展规律。
著名的内科医师伯尔哈佛11岁时就能翻译希腊文和拉丁语，20岁时他在自己的希腊文教授面前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宏伟演说，次年他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汉佛莱·戴维爵在化学上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并且当时他未得到任何帮助。20岁那年他开始主管位于布里斯托尔的风力机构。杰勒博士在20岁之前就立下宏愿，要将某种最令人厌恶的、最具杀伤力的、曾经夺去无数人生命的致命病症从不治之症的单子上抹去。最终，他果然如愿以偿，获得了成功。
杰出的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欧文曾经有两次差点被迫离开最终为他赢得显赫声名的职业。第一次，他被送到海上，在“领袖号”上充当海军少尉的候补军官。后来，美国战争结束，他所在的船队被中途遣散。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兰开斯特城的一个外科医生那里充当助手和学徒。后来，他被送到爱丁堡师从巴克莱博士学习医学，并对比较解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后，他又迁移到伦敦的圣巴托罗缪医院，在那里他引起了著名的外科专家约翰·阿伯勒斯的注意，因而得以协助他在解剖室工作。尽管欧文此时已经获得了外科医生的执业证书，但由于他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他又一次想起了航海生涯。在获得了一个助理外科医师的任命后，他去向自己性格乖僻的导师兼朋友阿伯勒斯告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伯勒斯吃惊地问：“你要去哪里？”“去海上，先生。”“你要去海上！我告诉你，你还不如立刻去地狱呢！”阿伯勒斯一遍又一遍地重申自己的观点，反复地向欧文摆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包括他所面临的诱惑、困难，以及这么轻率的一个举动必然会导致的时间和名誉上的损失。最后，他坚持要欧文在一个星期之后重新去见他一次。在一周之约到期的时候，欧文又一次拜访了他这位态度粗暴却又率直坦诚的朋友，这一次，阿伯勒斯向他推荐了一个外科医师学院的工作机会。欧文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位年轻的解剖学家发现他自己很乐于和那位性格相似的朋友共事。尽管海军因此而丧失了一位优秀的官员，然而自然科学却因此而获得了又一颗璀璨的明星。
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中，正如我们所能预见的，同样有不胜枚举的“英雄出少年”的例子。年仅12岁的梅蓝克深已经在图宾根就维吉尔、西塞罗、特伦斯、李维等人的作品做专题讲座；21岁时，他被任命为符腾堡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孟德斯鸠在未满20岁之前就勾勒了《论法的精神》的大致写作框架。菲列隆在他的神学研究上进步神速，15岁的时候，他在巴黎为一群有针对性的听众公开布道了。格莱塞特在24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维尔·维特》这一部被公认为法兰西文学史上最诙谐机智的作品。维勒曼更是有着超群出众的天资，19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巴黎夏勒曼日学院的修辞学教授，两年之后，他的作品《蒙田颂》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无独有偶，库赞在16岁那年也获得了由这个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而奥古斯特·孔德则也是在16岁那年被综合工科学校授予数学一等奖章。
贝克弗德22岁那年写了《瓦瑟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在一个大厅里写了这部作品的，而且是用法语写的。里面的‘恶魔之厅’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想象。在《瓦瑟克》里提到的所有女性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的，只不过我把她们身上的良好品质或恶劣品质稍作了一点夸张，以便符合我的要求。”威廉·沃顿博士还是小男孩时就在学习语言方面展示了过人的天赋。5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阅读和翻译拉丁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10岁时他又学习了古巴比伦语、古代叙利亚语及阿拉伯语。移居到威尔士之后，他又掌握了当地的威尔士语。但是，和马里阿贝奇一样，除了单纯地汲取和消极储存这方面的知识之外，他并没有任何其他作为。他没有为后来者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马里阿贝奇并没有真正利用好他们的才华，使得他们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有所裨益。
威廉·琼斯和前面两个人不同，他在学校时就被公认为是一个前途远大的人。琼斯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在小琼斯才3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哈娄上学时，年轻的琼斯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超过了所有其他同学。校长沙克雷博士在谈到他时曾经说过：“如果琼斯被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索尔斯伯利大平原上，没有任何朋友，他仍然会找到通往名誉与财富之路的。”对于威廉·琼斯所取得的成就，每个人肯定都是耳熟能详。
詹姆斯·麦肯托西爵士从小被人们寄予厚望，大家都认为他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然而，直到最后，他都仅仅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人”。作为一个天资聪慧的神童，他的名字在佛托罗斯邻近地区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当然佛托罗斯是他的家乡所在地。但是，尽管具备良好的先天条件，他却从来没有足够的闲暇——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恒心——来成为一个伟人。他一生总是在不断地下决心，不断地变换奋斗目标，并且每每被这种频繁更换的目标和主意弄得筋疲力尽。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会阅读并思考上半个晚上，而当他成人之后，他会阅读并永久地思考下去；可是，他却从来都没有能够实现那些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形而上学者兼精神疗法专家托马斯·布朗在18岁时就写作并出版了他的《论达尔文的动物生理学》，在这本专著的序言中，介绍了他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和因果关系的起源。后来，布朗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他的讲义在他去世后得到了整理出版，并被认为是这一领域最好的教材。在24岁那年，布朗曾经给《爱丁堡评论》投过稿，这一季刊主要是由年轻人创建和管理的——它的主要成员包括当时23岁的亨利·布莱汉姆、24岁的弗兰西斯·霍勒、29岁的弗朗西斯·杰佛瑞以及31岁的西德尼·史密斯——后者还是一个男孩时，既是学业上的佼佼者，又是一个带头恶作剧的淘气鬼。
亚历山大·默里孩提时期曾经做过放牧的工作，他的父亲认为他不仅愚笨不堪，而且还非常懒惰。当他被指定去放牧羊群或者是把牛群赶回牛棚时，他总是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孩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学习占去了，自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看管牧群。到15岁的时候，他已经设法自学了拉丁语和法语，不久就可以阅读恺撒、奥维德和李维的作品了。他离开了放牧生涯，并成为一名教师；在业余时间里，他继续学习了德语、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及威斯高特语，此后又潜心于威尔士语的学习。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熟练地掌握和精通了欧洲所有的语言，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把研究的眼光转向了更为深奥难懂的东方各国的方言。30岁的时候，他已经被公认为是他所处时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刚好爱丁堡大学的东方语言专业有一个空缺的教授职位，于是他在36岁那年便被任命为该校的教授。但是，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多久。由于常年累月地从事艰苦的脑力工作，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维持超负荷的工作量，37岁那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此时他享有“爱丁堡大学教授”称号的巨大荣誉还只有一年。
有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些在中学和大学里表现突出的男孩一旦踏出校门、融入社会之后，很难再像在校园里那样成为风云人物，大多都是沦为默默无闻之辈。例如，埃格顿·布里奇斯爵士就曾经说过：“那些在大学校园里曾经是鹤立鸡群、呼风唤雨的明星人物现在根本没有几个人还提起他们的名字。”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通常，那些预示着未来能够取得不凡成就的特殊品质会在17～18岁或者22～23岁之间这一年龄段内显示出它们的存在和活力。此后，逻辑推理能力就开始在精神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个人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以及认识事物的能力将给那些掠过大脑的所有信息都增添新的形式和新的色彩。因此，那些能够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通常在迈入社会这所更大的学校之后，也能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和尖子。例如，许多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的生平都说明了这一点。
洛德·查塔姆、查尔斯·詹姆斯·佛克斯、温德海姆、格兰威尔以及韦尔兹利都是著名的伊顿公学的毕业生。查塔姆在牛津大学时，并不是一个特别出众的学生。在他20岁那年，他成了一名戴着蓝色绶带的骑兵队的骑手。26岁时，他进入国会，两年之后，他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并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那位蹩脚的骑手”大大打击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嚣张气焰，使得他每次登台演讲时心里都隐隐作痛；因为查塔姆是一个极其热情洋溢而又充满了灵感的演讲家，他的妙言警句经常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威廉·皮特则与他们明显不同，这位“天生的部长”虽然有着这样一位父亲，但却丝毫无碍于他的智力和品性发展。孩提时的皮特体弱多病，但却异常地聪慧早熟。他是在家里长大的，主要由父亲对他进行教育。赫兰德夫人曾经在谈到小威廉·皮特时说过，他“的确是她所见过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约翰·拉塞尔勋爵在他的《纪念查尔斯·詹姆斯·佛克斯》（查尔斯·詹姆斯·佛克斯比皮特大10岁）中提到了这样一件轶事：“伦斯特省的公爵夫人向我提及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在她的姐姐、卡罗琳夫人以及佛克斯先生（即赫兰德勋爵）之间进行的，当时她刚好在场。卡罗琳夫人在奉劝她的丈夫不要对孩子们过度溺爱之后，特意对查尔斯补充说：‘我今天早上和海斯特·皮特夫人在一起，还有不满8岁的小威廉·皮特，这个孩子真是我所见过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此外，他是在如此严格的家教下成长起来，举止态度也是如此的得体。’”。12岁那年，他离开了比他大3岁的哥哥，后者的智力和才能远远不如他。他的父亲经常把他放到一把椅子上，然后在一大群人面前进行演讲，他滔滔不绝的口才每次都令台下的听众惊讶不已、仰慕不已。14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部五幕的悲剧。15岁那一年，他进入剑桥的彭布鲁克学院学习。他在那里一直待了6年，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学生。他广泛阅读了英国文学方面的资料。麦考莱曾经说过，无论是古代语言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皮特都是如此地精通，那些比他大3岁的师兄们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匹敌。皮特自己最感兴趣的著作是牛顿写的《基本原理》，他应用里面的原理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据一位主考官声称，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在剑桥可以说是无人能与之相媲美。
到达法定年龄之后，皮特立即进入国会。22岁那年，他在国会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演说，以支持伯克所主张的经济改革计划。他在演讲中所表现的沉着冷静、流畅的表达能力以及他那高贵的举止态度一时间震惊四座。赫兹列特在提到他时说：“他永远是那么温文儒雅、风度翩翩，在他身上，既没有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傲慢不逊、咄咄逼人，也没有年轻人的笨拙与冲动。“23岁时，皮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24岁时，年轻的他成为英国的首相。”正如麦考莱所说的，“他是大不列颠帝国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所培养出来的最伟大的国民。”
尽管和皮特相比，埃德蒙·伯克不如他那样从少年时就春风得意，但是，由于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他获得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于进行广泛的阅读，尤其是对于历史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兴趣浓厚——这也是他日后不断喷涌的力量源泉。26岁那年，他出版了从19岁那年就开始着手创作的《论崇高和优美》，这部作品立刻为他奠定了成为国内第一流作家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