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恩情张大千终生铭记于心，每年他开画展卖画赚钱后就给哥嫂们买最好的东西孝敬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与哥嫂相隔天涯，但是他总是不断地给他们寄钱寄物，还嘱咐女儿心庆每年过年和张丽诚生日都要去看望三伯母两次。在1961-1964年间，旅居巴西的张大千还奔走努力要把三哥三嫂接到海外去养老，观张大千在海外写给兄嫂的家书，几乎每一封信都在谈这个问题，当听到一点有希望的消息时，兴奋和喜悦之情立即跃然纸上，之后寄钱汇款，策划出境的路线，安排朋友帮忙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每次都是万事俱备，东风不来，当听说申请又被拒绝时，张大千那种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兄与弟俱老矣，不得聚首，每每思念则为下泪。月之二十七号为弟七十诞辰，悬身海外，尤为难过。”“弟痛心万分，此生此世无复见面之矣！”
对嫂嫂尚且如此，对自己的母亲更不用说了，张心庆在《父亲是孝子》一文中记述的张大千为病重的母亲洗小脚、剪脚趾甲的事情真是令人感动万分。
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心中自然充满对天地和道德的敬畏，为人处世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去，我每见一些大千的友人记录，说张大千即使到朋友家做客，往往也是随手脱鞋退袜搔脚痒，憨态可掬，他谈锋甚健，喜欢开别人的玩笑，也从不介意别人开他的玩笑。张大千爱热闹，喜欢交朋友，但凡友朋有求于他，哪怕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都会舍命陪君子。每见于此，我都忍不住感叹，大千先生乃一真人也！
徐悲鸿盛赞张大千的国画“五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表示愧不敢当，说：“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但张大千虽然对自己的画艺表示谦虚，对自己的赏鉴之功却一点也不谦虚，他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来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连古代那些大收藏家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当今同辈。
正是有了这种独步天下的鉴赏功夫，张大千是最懂得真的人，才能造出最“真”的假物。画艺或许跟天赋有关，但是精鉴之功则必定来自于后天。张大千的努力令人感佩，他造假石涛赚的钱往往用来购买真石涛，观摩学习后提升自己的功力，他晚年曾告诉朋友自己收藏过的石涛真迹多达五百件，一时石涛精品荟萃大风堂。这样的张大千，造出来的假石涛，谁能识破？
曾跟随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谢稚柳说：“大千学习极用功，在临摹学习古人技法时是非常用心的。他对这些画家的用笔、用墨习惯、作画时的节奏韵律都做过细致的分析研究，甚至对这些画家一生中用了多少枚印章、哪一枚印章用于某年的作品中、其中某一枚印章又在哪一年跌损过、上面有什么样的残缺，他都做有详细的记载。在如此掌握大量信息资料的情况下，他摹仿出的假画，当然能够蒙骗许多收藏家，以致不少的鉴定家在他面前也大跌眼镜。”
张大千评徐文长说：“徐文长假的东西太多，先要看真假，才能断好坏。不过有时候，假的东西比真的还好！”这段话可真是夫子自道也！人常说张大千仿石涛，不仅是模仿，兼有创造之功，反观我们现在的造假者，一味地剽窃占有，品格低下，如果造假能造出张大千这样的境界，我们又何忧造假之风盛行。
张大千早年以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而出名，这个时候画的是工笔，以求真求细为准则。中年游历天下山川及敦煌三年面壁之后，画风为之一变，开始从形似转向神似，从工笔走向写意。到了晚年，由于目力受损，竟然因祸得福开创泼墨泼彩，引领新潮。从最初的以人为师，到中年的以天地为师，到晚年的以心为师，张大千的国画在外在上是越来越不“真”，内在上却是越来越“真”！
大千先生兴趣广泛，而且常带几分痴气，他养有许多动物，家里简直成了一个动物园，他热爱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为了能看到梅花盛开的胜景，他甚至常常打飞的直奔日本赏梅。他也如米芾一样爱石，回归台湾时，不惜花费巨资将一块巨石海运到摩耶精舍，石侧遍植梅花，呼为“梅丘”，身后亦将骨灰葬于此石之下。
有人说张大千是“一个究于艺事，至死不忘其本之人；一个博爱众友，舍命陪君之人；一个痴爱众生，好玩得趣之人”，这样的人又怎会假的了！
晚年的张大千偶尔还会画一画假石涛，这个时候当然不再是为钱了。
前辈风流谁可比
数画人才华风流古有唐伯虎，今有张大千。看了张大千的故事，相信每个人都会说：此言诚不我欺。
张大千的第一位夫人曾庆蓉是名门闺秀，是旧式的家庭妇女，两人的结合属于包办婚姻，感情并不深厚。第二位是黄凝素，与张母乃远房亲戚，因为父母早亡寄居张家，和张大千自由恋爱。黄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精明干练，略通画事，两人共生育了十一个子女。
第三位是杨宛君，原是北平观音寺清音阁的鼓书艺女，据说张大千在北平听她唱大鼓一见钟情，立志抱得美人归，竟动用了二夫人黄凝素去当说客；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说法，说是中国画向来称“画人难画手”，张大千因为画仕女图的关系对于女孩子的手特别注意，他偶然邂逅杨宛君，发现其有一双芊芊玉手，不由为之意乱神迷。后来他娶了杨宛君后，便创作了不少以她为模特的仕女图，去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也是带着她。
第四位是徐雯波，她是张大千大女儿心瑞的同学，平时喜爱绘画，一天慕名来大风堂观画，张大千被其美丽娴静、风度优雅所吸引，便邀请她天天来看自己作画。张大千虽然年纪和胡子都是一大把，但他是“三有”（有钱有名有才）男人，加上能说会道，幽默诙谐，善于“摆龙门阵”，这样的男人俘获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芳心自然并非难事。等到徐氏珠胎暗结，木已成舟，张家人和徐家人也只好无奈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两人结婚这一年张大千四十八岁，徐雯波十八岁。
徐雯波被娶进张家的时候，也正是黄凝素离开张家之门的时候。黄凝素个性较强，一次带头联合曾氏、杨氏两位夫人造反，将乱发脾气的老公打出了家门。张大千躲到一个山洞里，嚷着要出家，吓坏了三位夫人，只好向他负荆请罪，事情才告了结。
黄凝素嫁到张家后，几乎成了生育机器，抚养子女的琐碎与辛苦当过父母的都深有体会，何况是一堆的孩子。而其艺术家老公事业心太强，以至于常常入不敷出，他的女人自然也不是养尊处优的命，本以为嫁给他能成为艺术品，到最后发现还是日用品。加上张大千有了杨宛君后，对她较为冷落，关心不够。黄凝素为了解闷整天流连于麻将桌，以至于红杏出墙，张大千娶徐雯波成了她提出离婚的最佳理由。这个奇女子，先是和张大千自由恋爱，敢于反抗独裁老公，又能够主动跳出不如意的婚姻，聪慧果敢，可惜徒有王熙凤的胆识，嫁给张大千后却一直在走祥林嫂的道路。因此，张大千深感对她有愧，给了她一笔不菲的分手费，这件事也成了他心中一个长久的伤痛。
黄夫人的离开虽然是张大千婚姻中一个不和谐的插曲，但是从各种记述来看，张大千的几位夫人应该还是比较贤惠的，这也说明了他看女人跟看书画一样，都是眼光精准的。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只带走了徐雯波，但是曾夫人和杨夫人并没有怨恨他，连他留下的许多画都舍不得卖，捐给了国家。有如此贤妻，张大千此生足矣！
除了明媒正娶的四位老婆之外，张大千尚有已知的和未知的红颜知己一箩筐！
上海名门之后的李秋君算是张大千的首席红颜知己。李家系宁波望族，世居上海，与张家乃世交，1921年，结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上海，借寓李宅。李家三小姐秋君是沪上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样样皆通，两人由相识发展到相知，志趣相同，情投意合。李家的家长看在眼里，也有意撮合两人。一天，秋君的二伯父李薇庄将张大千叫去，单刀直入，跟他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大千一听，赶紧下跪，自承已经有妻室，“有负雅爱”。“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道理”，一桩金玉良缘就此化为泡影。但是，令张大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秋君竟因此终身不嫁！
虽然没有机会“登堂入室”，但是大千寓居李家时，李秋君始终无怨无悔地服侍他，衣食住行一手包办，可谓无微不至，以至于不知情者皆以为二人是一对夫妻。张大千也发扬了君子之风，发乎情止乎礼，自承“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在他的熏陶下，李秋君画艺大进，以一幅《秋山读易图》荣获1930年布鲁塞尔“劳动和美术”国际大奖赛金牌。
抗战前夕，张大千将自己两个女儿心瑞、心沛过继给李秋君做养女，李秋君视她们如亲生骨肉。1948年，大千和秋君都刚好到知天命之年，朋友们为俩人在上海合庆百岁寿诞，两人当场合作一幅《高山流水图》，友人纷纷送礼庆祝，其中以陈巨来所刻、寓双方名字于其中的“百岁千秋”印章最为夺目。而后，两人还一起合购墓地，互写墓碑，相约死后邻穴而葬。
“文革”期间，李秋君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台湾，张大千为之肝肠寸断，在给秋君之弟的信中写道：“偶思七十子之徒，于夫子之殁，心丧三年，古无与朋友服丧者，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
张大千的感情攻势不仅限于国内，还冲出国门，上演跨国之恋。
1927年，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藤涛雄邀请赴朝鲜金刚山游览，结识了年仅十五岁的歌舞伎池春红。池春红能歌善舞，喜爱书画，两人语言不通，但心有灵犀。大千在朝鲜数月，两人形影不离，大千作画她磨墨抻纸，休息的时候则为他献歌献舞解其困乏。温柔乡中的张大千诗兴大发，写有情诗多首，其中一首写道：“闲舒皓腕似柔翰，发叶抽芽取次看。前辈风流谁可比，金陵唯有马香兰。”
张大千离开朝鲜时，对春红依依不舍，本拟将之带回国内，无奈写信回家试探时，遭到了黄凝素及张母的强烈反对，只好忍痛割爱。临行前，张大千赠予春红一大笔钱，让她用这笔钱开了家中药房，从此不用再卖艺。此后十年，张大千每年都去朝鲜和春红幽会，“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天各一方的日子，大千常以吟诗作画的方式寄托自己的相思，有《春娘曲》、《美人双蝶图》等诸多作品传世。
中日战争爆发后，这段感情被迫暂时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千正准备前往朝鲜看望池春红时，得到的消息却是池春红在1939年因抵抗日本鬼子的非礼而被杀害了。大千为之唏嘘落泪，立即写了一纸碑文托友人带去韩国为池春红修坟立碑，30多年后，张大千应邀到汉城办画展，还特地到坟前上香祭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张大千的另外一位有案可查的国际红颜知己是日本女郎山田喜美子。
上世纪50年代，移居海外的张大千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下榻于横滨名园偕乐园。园主介绍山田小姐照顾张大千的起居，年轻貌美的山田很快成为了张大千的侍应兼情人。大千在诗中写道：“亲辇名花送草堂，真成白发拥红妆；知君有意从君笑，笑我狂奴老更狂”，有了“红妆”陪伴，张大千几乎乐不思归。此后，大千多年往来于南美与日本，出乎意料的是，徐夫人知道了之后不仅没有责怪丈夫，反而鼓励他去和山田相会。跟池春红一样，大千也作了很多的诗画赠予山田。
这段感情在多年之后宣告结束，原因是张大千发现对方动机并不单纯，也有说是山田接受大陆邀请访华，张大千不想因此卷入政治的是非之中，故而选择了“沙扬娜拉”。
万里归迟总恋乡
1949年12月，在解放军的隆隆炮火声中，驻守西南重镇成都的国军已经四面楚歌。靠着好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的帮助，张大千勉强弄到了三张空军机票。三张机票意味着除了张大千本人外，只有两个家人可以一同离开。夫人中，自然是正与张大千如胶似漆的徐雯波，徐氏此时已经生育了一个三岁的女儿心碧和刚出生半年的儿子心建，顺理成章也应该带走其中的一个才是。
然而，就在犹豫的这当口，张大千和黄凝素所生的女儿、三岁的心沛吵着要爸爸，张大千心里一痛，决定带心沛离开。徐雯波这时表现了难得的深明大义，放弃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带走了黄凝素的女儿。这一瞬间的决定，也让三个孩子的命运从此天差地别。心沛跟着父亲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心碧却在父母离开没多久就得了急性脑炎，死在了姐姐心庆的怀里。
心建倒是活到了“文革”，并在成都铁路局当上了电工，他聪明肯干，深受赏识。然而，在申请入团他时受到父亲“叛国分子”的连累而遭拒绝，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他竟因此想不开，冲动之中卧轨自杀，同样死在了姐姐心庆的怀里，从小没有父母关爱的心建临终前他深情地对心庆说：“姐姐，我想叫你一声妈妈，可以吗？”
家人怕刺激张大千，一直瞒着心建死的消息不敢告诉他，直到1974年，可怜的张大千还在家书中对三哥说：“心建侄十年无音信，想已死矣，倘有所闻望告知，弟绝不为此伤痛也。”说不伤痛，又怎能不伤痛！在政治的残酷和无情面前，即使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师，也不免感到渺小和无助啊！
关于张大千登机离蜀还有这样一段插曲，据说当时同机撤离大陆还有国民党当局的几个高官，包括大名鼎鼎的陈立夫、阎锡山以及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由于张大千带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七十余幅名贵古画及他在敦煌临摹的壁画，导致飞机超重不能及时起飞。杭立武认为张大千所带的都是国宝，他竟然把自己所带的一箱黄金从飞机上扔下来，以成全张大千！
张大千或许没有想到，这一去，他此生竟再也未能涉足大陆。
移居海外之人即使没有被同化，或多或少也要入乡随俗一点，但张大千跑到国外去反而更加中国化，在洋人的地盘，他照样穿长袍，吃中餐，住中式园林，他的喜好乃至情趣都完全是中国的。一个人爱不爱国，往往要到了他离开这国家之后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啊。
人越老，思乡病就越严重。1979年末，一位日本画家送给张大千一瓶从西安华清池采集的水，张大千激动落泪，以此水研磨作画；1982年3月，一位从中国访问回来的美籍人士向张大千赠送了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恭恭敬敬地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的灵位前。
在张大千晚年的诗词中，思乡成了主旋律：“万重山隔衡阳远”、“万里归迟总恋乡”、“平生梦结青城宅”，故乡的山水在他的心中萦回缠绕，挥之不去，于是《长江万里图》、《庐山图》这样的巨作喷薄而出，如相思之情一样不可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