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临摹壁画的艰苦超乎常人想象，在昏暗的洞窟内，由助手举着劣质的洋烛，临空在画布上勾摩线条，看上半天才能画上一笔。这只是初稿，还得抬出洞外再次临摹，定稿后再抬进洞内对照着色。工作费劲和枯燥之极，一画之成，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洞窟内空气窒闷，待上半天人就头昏脑胀，深而大的石窟内更是阴冷潮湿，夏天要穿棉衣，冬天则滴水成冰，难以工作。在高大的洞窟内临摹，还得搭梯而上，遇到藻井及离地面很近的壁画，只能仰面或侧身而卧，时卧时起，上下反复，一会儿就使人汗流浃背。
更大的困难来自工作之外，在这个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据说最艰苦的时候只能吃面条拌咸盐，每天喝的水和用的柴火都要用驼队从几十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运来，这支驼队几乎一直都在路上。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夫人杨宛君天天闹着回家。除此之外，沙漠里美女没有，土匪却时有出没，给张大千一行的人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张大千从敦煌回来的时候也才四十来岁，正当壮年，然而去敦煌的时候还是满头黑发，回来的时候白发已经是占据半壁江山了，沈尹默赠诗曰：“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
更让人敬佩的是，张大千为了敦煌之行几乎倾家荡产，据说总共耗费了“500条黄金”。如此巨大的付出，张大千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只有276件壁画的复制品，而且由于运输不便最后只带了56件出来。即使是这56件，张大千也没有用它们来交易以弥补经济上的损失。
对此，高阳先生在《张大千传奇》中是这样解释的：“张大千之所以做此‘傻事’，主要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考验，考验自己的魄力与毅力。而在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古人为艺术牺牲的精神，是激励他支撑到底的原动力。”从张大千的自述中也可以验证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他一而再再而三感叹“今不如古”的时候。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虽然没有使他直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却使他的艺术功力更上一层楼，敦煌壁画是连接神与人的一个桥梁，在这里张大千真正领悟到艺术的“传神”之处，并最终将之引领到“传人”，这为他晚年打通自己在绘画上的任督二脉，开创泼墨泼彩技法打下了基础。
此是后话，张大千能够放弃神仙一般的日子，到敦煌过起了乞丐一样的生活，所欠下的债务直到二十年后才完全还清，一度还蒙上了破坏敦煌文物的不白之冤，这样的勇气就足以让我们为之浮一大白。真的艺术家，既能够在闹市舞蹈，也能够在荒漠高歌，能游走于绚烂与惨淡的两级，将两者都做到极致，从一个极端出，入另一个极端，却能无缝对接，从容自在，这样的境界，问世上几人能做到？
事实上，张大千大兴土木，盖豪宅、建园林都是在晚年去国怀乡的凄凉心态中完成的，在有家难回的情况下，他以这种方式“诗意的栖居”，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的钱财只要不是偷来抢来，最关键不是贪来的，我们就应允许他挥霍，要不怎么促进消费？富人不消费，穷人就得失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大千大半生在国内别说豪宅，连蜗居都没有，要么当租客，要么寄人篱下，其女张心庆感慨：“根据父亲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钱真是绰绰有余。可我们家的真实情况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真像有些朋友对爸爸的评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
原来，张大千的巨额收入除了用来养家糊口和接济亲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购买古画，凡是他所喜爱的大家名作，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他都会不惜重金买下收藏。
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被张大千视若性命的古书画往往在他手上转了一圈之后就以低于收购价贱卖给他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素以聪明与精明着称的张大千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这个谜底还是张大千自己来揭开，他说自己收藏古书画有两个真正的目的，其一是欣赏，其二是学习，而更主要是后者——“一件古画或者法书名迹，其中必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或是其笔墨，或是其构图，或是其意境，或是其设色……”等到将之把玩观摩，吃透背熟，“所买的古书画的钱，即等于是我交了自己的学费而已”。因为手头的钱有限，为了继续学习别的古书画，加快周转，只好“高进低出”了。
对于这样的张大千，我们还好意思说他贪财、市侩吗？
张大千平生所用之印不下3000枚，他最心爱的珍藏往往盖上一枚印章，上有“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字样，其收藏的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两幅国宝级的古画上都钤有此印，可见他对这两件宝物的珍视。
然而，1952年秋张大千却在香港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竟然只以两万美金的价格将这两幅旷世名画转让给一位朋友，要知道，仅在1933年张大千购买《韩熙载夜宴图》就花了500两黄金，为此他不得不忍痛割掉了在北京买房的打算。一晃一二十年过去了，这幅画即使翻倍卖出也并非难事。这张大千是不是脑袋走火入魔了？
谜底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公诸天下。原来张大千当年准备移居南美，他担心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将成千古罪人。最后他决定将两幅名画留在生他养他的大陆，鉴于当时香港的国民党特务耳目众多，所以采取了这个暗渡陈仓的策略。不久，受周恩来委托，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朋友手中原价购回这两件国宝。
在真理与道义面前，举重若轻，难得糊涂，这不也是张大千能入能出精神的一个体现吗？
这样能入能出的精神，在张大千传奇的一生中委实有不少经典的例子可以证明。
其一，张大千原本好酒，而且酒量极佳，自称“海量”，但是忽然之间就滴酒不沾。原来早年张大千曾和“虎痴”二哥张善子合作画虎，一般是二哥画虎，他补景。其实，张大千也能画虎，但他因为二哥的缘故很少画。一次张大千酒后，即兴化了一幅虎啸图，此画流落出去后，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他画虎。虽然张善子并不因此责怪他，还给这幅虎啸图题了字，但张大千自己却后悔不迭，他发誓从今以后再不饮酒，也再不画虎——“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从此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其二，张大千年轻时亦好赌，在上海参加赌博团体“诗钟博戏社”，无日不往，无日不负。有一次被人下套，将家里祖传的无价之宝——王羲之的《曹娥碑》都输掉了。张母临终之前想看一看这件传家宝，张大千惶恐之极，中心如焚。适逢好友叶恭绰来省问，听说此事，笑道：“这个么，在区区这里。”原来叶氏已经重金购得《曹娥碑》。张大千又惊又喜，当下表示希望不惜代价赎回此卷。叶氏哈哈一笑，说这是什么话，既然是你家先德遗物，我原璧奉还，不要一钱。张大千感激涕零，叩首称谢。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进过赌场，也不准任何一个家人参赌。后来张大千在《叶遐庵（恭绰）先生书画集序》中自揭丑事，也让叶恭绰的侠义之举成为一段佳话，叶去世后，张大千对其后人多予照顾，以回报其大恩厚德。
张大千戒掉酒，戒掉赌，但并没有戒掉美色，戒掉口腹之欲，他绝不追求做一个清教徒，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却又能在关键时刻抽身而出，当断则断，绝不拖泥带水，藕断丝连，从容于出入之间，寻常人谁可望其项背乎！
真真假假六十年
看一个画家的成就，除了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评判，还有一个旁门左道的指标，那就是看造假者对他们作品的热衷程度。这么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国画家中，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在被造假榜单上的排名一直都是牢牢占据前三名的，可见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最奇妙的是，在三强中，张大千本身就是第一流的国画造假高手，其造假的水平和手段堪称天下第一，尤其以模仿“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涛画作而出名，有人甚至认为他造的假石涛画作超过了真正的石涛。
一般人造假只能骗过外行，而张大千造假却能骗过第一流的高手。
据说张大千最初造假石涛画作的动机，只是出于一片敬师的孝心。张大千在曾农髯门下时，清朝遗老沈曾植曾送给曾农髯一件横幅山水，作者是“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溪。在“四僧”中，石溪与石涛是并称“二石”的，曾农髯觉得如果能够找一件与此横幅相当的石涛山水，一起裱成一个手卷，那就完美了。后来打听到黄宾虹有这样一幅石涛山水，曾氏写信给黄宾虹希望收购，哪知黄宾虹对这幅画视若性命，反过来要曾农髯割爱呢。
张大千为了安慰老师，便拿出自己所藏的石涛山水长卷，临摹了其中一段，并模仿石涛书法和语气在画上题了“自云荆关一只眼”七个字，又造了一个假印章，上刻石涛的别号“阿长”。这幅画经过仿古处理几可乱真，送给老师后，曾氏赞不绝口，放在案头连日把玩。正巧黄宾虹来访，估计是打探那幅石溪山水来了，他一见这幅石涛立即眼睛发直、口水直流，强烈要求将自己收藏的另一幅石涛拿来交换。曾农髯不便点破，大概也不想点破，哭丧着脸一番后为了兄弟只好忍痛割爱，便成全了这桩交易。
黄宾虹是山水画一代宗师兼石涛赏鉴专家，连他的法眼都能瞒过，这使得张大千信心大增，对于生活品质要求很高又喜欢收藏名画的他每每苦于囊中羞涩，待他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后，便从无意造假走向了有意造假。
张大千造的假石涛画作不仅骗过了黄宾虹，还骗过了罗振玉、高剑父、吴湖帆等着名的收藏家和书画家，不过对于这些同道中人，张大千往往只是想切磋技艺、验证自己的造假水平，或者以他游戏人间的天性，开开大家的玩笑，真正的冤大头主要是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土财主和暴发户。
张大千售假画的故事要比他造假画的故事更好玩。
继犹太人哈同之后，上海新的“地皮大王”程霖生成了张大千假画的最大买家。程霖生癖好古铜器和古书画，收藏是很多巨富的爱好，一般来说，喜欢炫富的都是小富之人，真正大富之人是不会炫富的，都炫文化去了。张大千与程霖生结识后，投其所好，施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极力怂恿程霖生专门收藏石涛之画，说什么石涛是明朝宗室，清亡后出家，人品画品都极高，这样才配得上你程二先生。程霖生听得心花怒放，索性将自己的斋名改题作“石涛堂”，并一心要找一幅石涛的巨幅山水作为自己的镇堂之宝，以彰显自己富可敌国的气概。
张大千回家后，闭门谢客，找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了一副石涛的《大中堂》，画完后找了个相熟的掮客，叫他去兜售给程霖生，定价五千大洋。程霖生很中意这画，但又怕上当，于是请张大千前来鉴定。诡异的是，张大千看完后竟一口断定这画是假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批的一无是处，程霖生只好作罢。
其实这是一出张大千和掮客合伙演出的戏。几天后，这个掮客又去了一趟程府，告诉他这张石涛画作已经被张大千定去了，说是那天回去后张大千又来看这张画，越看越觉得是真的，愿出四千五大洋购买，自己想想张大千乃石涛鉴赏的权威，他要说是假的，没人相信是真的，此人不好得罪，干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卖给他了。
程霖生听了之后气得怒发冲冠，好你个张大千，原来是想把这张石涛山水据为己有，故意编造谎言忽悠自己！程氏一怒之下发誓一定要得到这张画，当即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这幅画。最后他花了一万大洋才得到这幅画，比原本的估价整整多出一倍。
程霖生后来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气得宣布与张大千绝交。但是张大千的假石涛还是通过各种途经源源不断地流入程府，程氏毕生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十之六七出自张大千的手笔。后来，程霖生投机失败而破产，只好变卖家藏古玩度日，他收藏的十之三四的真石涛，反过来流入了张大千手里。
张大千仿石涛几年之内已经是炉火纯青，要不是他自己点破，恐怕无人知晓。
1925年冬，旅居北平的大画家陈半丁在家宴请一干画界好友，展示自己新近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张大千这年北游京城，此时他在画坛刚刚冒头，尚无名气，并未在邀请的名单之内。但他闻听此事，心里痒痒，不请自到。
酒过三盏，宴会渐入高潮，陈半丁得意洋洋地将装裱精致的石涛册页放在案上，扉页上赫然有日本着名鉴定家内藤虎次郎所题“金陵胜景”四字，众人一片歆羡与赞美声。突然间旁边一人哈哈大笑，道：“这画册，其实是我三年前画的！”满座闻言皆惊，陈半丁气得满脸通红，怒道：“尊下何出此言？”
陈半丁画了三十年石涛，无人会怀疑他对石涛画作的眼光，个个心里都责怪张大千孟浪。但张大千不慌不忙，随口讲述画册各页内容，如数家珍，甚至连款题何处，印章几枚，印文内容都丝毫不差，众人方才叹服。只可怜陈半丁不停翻阅画册核对，匆忙之中摔坏眼镜，真的“大跌眼镜”。经此事件之后，张大千在画界声名大振。
不过，若干年后张大千回忆往事时也深感自责，说：“那时我太年轻，在那种场合下，是不该对陈先生说破的。”
我倒觉得这事儿反映了张大千做人的“真”，一个稍有心机的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刚出来混的，得罪了陈半丁这样的画坛前辈加权威，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不仅不该说破，还得卖力吆喝。但以张大千的性格，他显然不懂得顾忌那么多，所以我认为张大千画造假，但人绝对不会作伪，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
要看一个人做人的“真伪”，首先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感恩之心，一个不懂感恩的人，绝对不可能是真君子。
比张大千小五岁的陈巨来是篆刻大师，也是张大千的御用印师之一。陈巨来生性诙谐不羁，其所着的《安持人物琐忆》很多地方带有“野狐禅”的味道，但是由于他和张大千的特殊关系，书中《记大风堂事》一文还是比较靠谱的。据陈氏云，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虽然对其管教甚严，大千畏之如父，但是在张善子英年早逝后，张大千却从没有一天忘记乃兄的教导。大风堂每次收徒弟时，学生要先向张善子的遗像及二师母（善子夫人）叩头八个，而后才向大千叩头。礼毕后，张大千必告学生：“我是二哥一手教出来的，所以你们要先向二师父、二师母叩头。”
张大千视嫂如母，为她养老送终，陈巨来感慨其存心之厚，令人羡煞。同样让张大千视之若母的还有他的三嫂张丽诚，张大千出生时家境贫寒、食指众多，全靠母亲刺绣为生，张母为了养家糊口无力照顾他，只好将之交给年仅十岁的童养媳张丽诚，一个小姑娘天天抱着、牵着、哄着这个小弟弟，直到六七岁才能渐渐脱得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