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凡重事宜之缓名，悉听要官之委，实力行之，不可另立主见，阳奉阴违。应令缓者，不可急于求效，应令严者，不可御过借于他人。故居官有此不败之处。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二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尽管坎坷颇多，但仍未妨碍他做大官。他居安思危，能吸取前人的失败教训，并从中总结出居官不败的一些原则与规律。人之一生，先为生存，再图发展，最终求善收，方为圆满之一生。曾公居高位、谋大事，最终晚场善收，他“高枕无忧”的奥秘究竟何在？难道仅仅做个老实之官就可保身了吗？
■权经一：“高枕无忧”的三个药方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之道，一是不参与，二是不善终，三是不胜任。
身居高位，权力和金钱炙手可热，然而从右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以身试炭，结果丢掉了自家性命。诚然，每个做官之人，尤其是那些做高官的人，全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官场就是战场，许多事情往往不为人所愿。那么怎样才能在弥乱着看不尽烟火的官场上有一个好的晚场善收呢？曾国藩以他自身居于高位的体验，多年的做官心得，认为主要应在常时领悟高位不败之道。这样，他开出了三个行之有效的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运权实战：曾老先生的官宦生活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大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饲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处高位的人往往事事都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他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疱，要让有关官员去治理，曾国藩引用《论语》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二、不终，也就是不善终。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高位不终。”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谨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终吗？曾国藩叹道：“居高履危而能善终者鲜矣。”林则徐也喟然长叹：“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地位益高，生命亦危。”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隐阱和泥潭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曾国藩说：“处大权大位者，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终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三、不胜。也就是不胜任。孔子说：惊心动魄啊！好像朽索驾驭着六区烈马；万分危惧矣，仿佛将要陷入无底的深渊。这就是说唯恐自己不能胜任。方望奚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好像不能安居，不也就是说的不能胜任吗？孟子说：周公遇到与自己有不合的人，他就仰而思之，夜以继日。不也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吗？为什么曾国藩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总是潇洒不起来，得意不起来，不也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吗？
北京乃帝王之都，自明成祖迄清中叶四百年间，北京的官僚腐化，已成积习。风气所布京城以至各省，由政治以至军队，上下形成一种瘫痪状态，以致于有太平天国的兴起。
曾国藩生长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一见当日政治、军事的腐化，早日戚焉忧之。咸丰初立，下诏求言，曾国藩乃直言不讳，批评朝政。其言曰：“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入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疾，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整，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气无归缩是也。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有艰巨，国家必有缺才之患！”
政治情况如此，至于军事情况又如何呢？曾国藩奏曰：“兵伍之情况，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危，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论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如此腐败的部队，实与寇匪无异。故此，曾国藩一连三疏，直接敬诫咸丰皇帝，第一，不要仅仅注意琐碎小节，而忽视国家大计。汉之陈平、高祖不问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忖，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上臣所谓了琐碎之风也；第二，不要徒尚文饰，忽略实政，去岁下诏求真言良策，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稍一迟数年再行刊发，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第三，不要拒听真言，而长骄矜之气。黜陡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成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自今军务报警，使广西而不遽平，固有外所同虑也。然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则此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者也。”
乾隆时，孙家淦以直言著称于世。咸丰时，曾国藩以直言著于世。而曾国藩居然连皇帝要出一册诗文集，也要谏阻之，说他年纪尚轻，不必靠文字来出风头。这样的大胆，实乃强直之风。而咸丰居然也能接受警告，以容纳谏，此为曾国藩之幸。曾居京就十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他做过五部侍郎，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名师益友，读了很多书。曾在京的师友，讲身之行必得者，则有唐镜海、倭良峰、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恩西；讲诗文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者，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者，则有黄子寿、王少鹤、朱廉甫、吴革畲、庞作人，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曾国藩有了这些师友，研讨切磋，德业益进，后来在事业上得到这些师生们的助力亦甚多。
不终、不胜，曾国藩体会要较之不与多一些，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权经二：以手遮天，危言耸听
——功高不可压主，为官不可显绰。明朝大将吕不韦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
历代的儒家，很少推重庄子的，可是曾国藩把庄子捧为圣哲，列人圣哲三十二人之林。他九弟生日时，曾国藩作诗赠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知道人间随时随地，有乘有除；他敬佩屠羊说是一个功高而不争功的人，可谓读庄子有得。
○运权实战：伸长耳朵，睁大眼，八面玲珑好做官
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言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时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有过人之处，只要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察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固，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曾国藩能接受他人的诤谏，可以说是能“听言”；他认识到身处高位，不可骄傲和奢侈，可以说是能“明察”，既敢“听言”，又善“明察”，这样的大官不能说很多。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之遣散，实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原即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之最先主张。
裁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盖已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期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实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在曾国藩一方面的计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须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典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以为保泰持盈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尤须解兵柄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极思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嗟于湘军暮气之深。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依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如何维系宠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屡望湘军以济湘军之穷。湘军之得以不裁，固应曾国藩之需要，亦为李鸿章所希望。至淮军之竟然能够不加遣散，乃在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自言之：“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人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逼饷，皆则于此，实法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在活动，当系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事，然而情形并未至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起的。同治初年，曾国藩致李鸿章书：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终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有以惩之。清宫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乃有玄武湖的会议，议决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迄未消除。曾国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毅然裁兵，这一可能性，自属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