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雨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一万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一万多人，约计三万人左右。同治元年惜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估计，不会超过六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到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之。其他中下级军官，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从另一角度看，曾国藩是踊个读通经史之人，他素抱“花未全开月未圆”主义，万事不要做到尽头，适可而止。
客观来讲，曾国藩最终下定裁兵之决心，这完全是由吴忠君的根本思想所导致的。
○运权实战：奢侈，等于自己找死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他举和瑁申的例子说，和瑁申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他说，人无论多贫，多富有，但只能居位一间房子，睡一张床。他说的是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构置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毁掉。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他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早筐，站起就手持锹镬，作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现在，您东边有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邀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高论。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散原籍务农去了。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渡的淮军。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贼。《庄子》上有“两军带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归退，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吧。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地善于运用罢了。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有它所适应的情况。但在，我们做事总不应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家勤就兴，懒就衰败。国勤就治，惰怠搅乱。军勤就胜，懒惰就败。懒惰是没有士气。常提军队的朝气最为重要！
军事上骄气、惰气，都是败兵气象。孔子的“临事前惧”是断绝骄气的本源，“好谋而成”是断绝了懒惰的本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然没有懒惰的时候。
曾国藩说，翻阅张清恪的儿子张懿敬先生所编辑的《课子随笔》，其中都是节抄古人的家训名言。大凡使家族兴盛的途径，无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等等。家族衰败的原因与此相反。夜里接到周中堂之子文翕感谢我资助他家办理丧事的信，信中别字很多，字迹又潦草不堪。大概是他的门客写的，而主人全然没有过目。听说周少君平时眼光很高，喜欢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而丧事又办得了了草草，真令人为他叹息啊！大概达官贵族的子弟，听惯了高谈阔论，见惯了排场奢侈，往往轻视慢待长辈，无视为人之道，讥讽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骄”。由“骄”字进而奢侈、无节制、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些都是“骄”的恶果。而子弟的骄傲，又多出自于作为达官贵人的父兄，乘着时运，幸而得官职，就忘了他本领的低下，学识的浅陋，骄傲自满，以至于子弟们效仿而不觉察。我家的子侄们也有很多轻视慢待长辈老师、指责别人缺点的恶习。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首先戒除这种恶习，戒除骄傲；要想戒除子侄们的骄傲恶习，必须先戒除我自身的骄傲惰性，我愿意终生自勉。因为周少君的荒谬不堪，我既以此当面教育儿子纪泽，又详细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运权实战：给脸与不要脸
但凡有个顶头上司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你的上司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延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剿”。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延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复办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讼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已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大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摇控了。
■权经三：不败的喻言
——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高官失位的原因，并在信中告诉了他的家人。
○运权实战：四根烂指头，就是臭手了
当官有四败，四败就象四根烂指头，指头烂了四个，一双手就作废了；当官也是会造成如此下场。
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产者败，反覆多诈者败。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象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首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藤板“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倍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后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上。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拼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诲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何和糰、反复使诈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曾国落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运权实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