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瞎子一进帅府，立即感到气氛紧张，也没敢多说话，就将黄缎包袱放在红木桌子上，解开来，把一大堆刻着“天干地支”的卦子儿摆了起来。张作霖挥挥手道：“现在没功夫等你摆弄这些玩艺儿了，抽个签，问个吉凶祸福吧！”包瞎子连忙双手捧过签筒，张作霖虔诚地抽出一支签。包瞎子接过签条，念道：“乌云遮月不长久，桃红柳绿好风光；关公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
张作霖听不懂啥意思，两眼一瞪，急问道：“别文绉绉地啦！快说是吉是凶？”
这是一条模棱两可的签文。包瞎子早摸透了张作霖的心理，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只能说好，不能说歹。他也耳闻郭松龄起事，估计准是为了这件事，就连忙作了揖道：“大吉大利，上上签！签上说，郭松龄是乌云遮月，大帅是洪福齐天！”
张作霖一听，眨巴了两个眼睛，认为大事不妨，就决定不再离开奉天了。
算命先生为了生计，对每一个问凶卜吉的顾客都要揣摩心理，让你满意，以便你心甘情愿掏腰包。久而久之，练就了一身绝妙的捧场功夫。他们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窍门：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对付张作霖这种人，实在是简单得很。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被各路神仙吹捧的角色。
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奉命随军进关，并参议军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并有野心的人，一旦掌握了军权，就不可一世。他得意洋洋地从沈阳出发，随身带了他平日最信任的“张神仙”、“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同乘一列专车。
杨宇霆虽骄纵横蛮，却笃信神道。凡是作战措施，他都要先请四位“神仙”算卦占卜，选择吉日吉时，方始采取行动。当时，张学良是第三军团长，和杨在一起，他是个有点新思想的人，对杨的这种迷信行为很不以为然，先是劝他“兵贵神速，不可安听佞言”。但杨宇霆总把他看作是“小孩子”，而且，他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哪里肯听，只因为是少帅，每次来劝时，都是婉言拒绝，还说：“神道是很灵验的！”
有一天，杨的专车停在京汉线上的马头镇车站。杨正在和四个术士喝茶聊天，突然，一只白兔闯进车厢内，还没等车上的人清醒过来，一瞬间，白兔逃得无影无踪了。
“马仙”，杨宇霆喝了一口酽茶，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问一个穿着玄色道袍的长脸术士道：“这事儿，主什么？”
那个“马神仙”立即煞有介事地闭眼捏指，半晌，微微睁开眼道：“兔是卯，马是午。车在马头镇，白兔闯车，卯午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的事发生。这只兔是神兔，总参议是大富大贵之人，所以神仙派神兔来报信。这也是活该敌人的阴谋落空，请总参议立即下令，将车退出马头镇！”
杨宇霆连连点头，笑着问其他三个术士。这些江湖术士那个不是看风使舵的角色，而且四个人又是平日商议好的，一人说话三人附和。如今听马术士头头是道地说了一番玄而又玄的话，总参议又含笑点头，哪有不赞同之理，个个点头称是，并道：“马兄高见！马兄高见！”杨宇霆立即传令，将专车退出马头镇。
算命先生的这种捧场，有时还会“瞎猫逮着死老鼠”。下午真的有一队直军骑兵冲人马头镇车站，放火烧房。这事传到杨宇霆的耳中，他得意非凡地拍拍张学良的肩膀道：“怎么样，老弟，这回要没有神仙的妙算，老哥我就凶多击少喽！”张学良嘴里敷衍，心中暗想：那样的巧事，偏偏让你碰到了！
经这事以后，杨宇霆越发狂妄，认为他有神机妙算的术士拱卫左右，决无祸患，这就滋长了他弄权的野心，种下了他想夺权独霸东北而遭杀身的祸根。
由此可见，这种捧场容易将上司捧得迷迷糊糊，忘了东西南北而干些不自量力的事，到头来害了自己。
自嘲是恭维别人的好方法
清朝刊印二十四史时，乾隆非常重视，常常亲自校核，每校出一件差错来，觉得有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心中很是痛快。
和坤和其他大臣，为了迎合乾隆的这种心理，就在抄写给乾隆看的书稿中，故意于明显的地方抄错几个字，以便让乾隆校正。这是一个奇妙的方法，这样做显示出乾隆学问深比当面奉承他学问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皇帝改定的书稿，别人就不能再动了，但乾隆也有改不到的地方，于是，这些错误就传了下来，今天见到的殿版书中常有讹处，有不少就是这样形成的。
和坤工于心计，头脑机敏，善于捕捉乾隆的心理，总是选取取恰当的方式，博取乾隆的欢心。他还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进行细心观察和深人研究，尤其是对乾隆的脾气、爱憎等了如指掌。往往是乾隆想要什么，不等乾隆开口，他就想到了，有些乾隆未考虑到的，他也安排得很好，因此，他很受乾隆的宠爱。
和坤拍马屁高在两点：一是知己知彼，每拍即中；二是让对方浑然不觉却全身舒坦，因为他做得无声无息，不着痕迹。
如果一个人的学识、机智、地位等到了一定水平，恭维话便可大讲特讲，有声有色。只是已不能称为“马屁“了，而应叫作谦和。钱钟书先生即为一例天才。
有一年冬他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即席作了《诗可以怨》的演讲。开场白是：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是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这段开场白，其实讲了两个层次。先讲对日本汉学研究中国人不敢等闲视之。即使是中国专家在日本讲中国学问，也要对听众的水平作最充分的估计。后段讲自己不通晓日语，除了有勇气之外，没什么资本。然而，自嘲正乃恭维别人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是也！
淡化自己，免受攻击
魏晋南北朝时，王子萧子良和范缜发生了一次争论。
萧子良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认为人生命运是三世因果注定。他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那么为何有人富贵一生，却有人满腹才华却终生不得施展以致潦倒一生，默默无名？”
范缜答道：“不同的人生其实就像同枝并蒂的花朵，风儿一吹，有一些花飘在花瓶里供人观赏，另一些花却运气不佳飘到粪坑中，前者是王子您，后者就是在下。”
与随风而落的花儿相比，人都有选择环境的自由，但结局却有天壤之别。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对生活缺乏真切的认识，对即将面临的处境掉以轻心，置身于其中而不知；而有人却能知非不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远离可能惹火烧身的环境。
人们不会对一个平庸之人有过多要求，因为他平庸；相反的，对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便肯托付重任于他，对他寄托很大期望。这一类的人，愈是本领大，也就愈会给自己招来一些艰巨的任务，做得好便罢，稍一不慎就大祸临头了。
所以，即便自己完成了别人完成不了的事情，也不要自矜自夸，而要尽量淡化自己的作用，免受别人的攻击。
明太祖朱元璋曾召中山王徐达一起喝酒，朱元璋为了试探徐达，一个劲地敬酒。
徐达不敢推辞，一直喝到深夜，醉得大睡不醒。朱元璋让内侍把他送到旧宫去睡觉。旧宫是明朝建立前朱元璋称吴王时居住的地方，半夜里，徐达的酒醒了，问周围人自己睡在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宫。”
徐达马上起身，快步走到宫殿的台阶下，面向北面拜了两拜，又磕了三次头，才出宫。
朱元璋听说这件事以后，对徐达的表现十分高兴。
在很大程度上，徐达并非不明白知非不处的道理，其最后的命运悲剧是由朱元璋的猜疑性格造成，具有某种必然性，要想摆脱必然受到各种限制。但更多的人则是在能够主动避免危险的情况下，执迷不悟，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宋宁宗时的丞相韩胄做南海尉时，曾请一位儒生做馆客，此人很有才华，但不久就离开了。
韩胄当了丞相，掌握国家大权后，非常想念他。有一天，这个儒生忽然来了，韩胄非常高兴，请他留在家里。
一天，夜深人静时，韩胄请儒生饮酒，请教他：“我才学疏浅而掌握了国家大权，您有什么指教吗？”
儒生叹息说：“您现在危险得像是架在树枝上的鸟蛋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韩听后惊奇地问为什么。儒生答：“这不难理解。宫中立皇后时，您不同意，皇后很怨恨您；宫中立太子时，您又不同意，太子也对您怀恨在心；您当政后，朱熹、彭龟年、赵汝愚等名士被逐出朝廷的不计其数，士大夫们也因此而怨恨您；现在同金人打仗，军队牺牲很大，三军也怨恨您；边境的百姓不时地被掠夺和杀害，四海之内的百姓都怨恨您。这样四面树敌，您怎么能免祸全身呢？”
韩胄沉默了许久说：“你能教我怎么办吗？”
儒生再三推辞，韩坚持追问，他才说：“只有一个办法，只怕您不愿采纳。现在皇上重病在身，无意于国家政事，如果摆出尧、舜、禹禅让的家法，请皇上让贤给太子即位，太子对您会由怨恨而转为感谢。这时皇后退而为皇太后，即使怨恨您也没有权了。以后，您可以辅佐新皇帝，一切从头开始。对从前被贬的诸贤士，已死去的增加抚恤，还活着的召回给予提升，同时派遣使者去聘请贤德的人来执政，对外也要消除积怨，使边境平安无事。您还可以优厚地犒劳军人，抚恤牺牲的将士，免去各种无名的赋税，解决好种种矛盾，使全国百姓休养生息。然后在此基础上，您选择一位知名的贤士，把丞相之位让给他，自己请求告老还乡，遨游于于山绿水之间，如此，您最后就能转危为安，变祸为福。”
韩胄听他讲得有道理，但犹豫不决，想留下儒生做自己的顾问，可他坚持要告辞而去。儒生走后不久，韩胄果然四面受敌，被砍了头。
有明智通达的人对自己的危险提出忠告，是一种难得的机会。可是自己却不能听众，也不能从中得到教益，真是太可惜了。
口舌之利祸害多
当今有不少人为了沽名钓誉，不惜以口舌之利败坏别人的名声，他们不知道，待人做事，如果一味多嘴多舌，可能就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忌讳，触上霉头。泄漏天机的人，易遭天谴。打听人机的人，易招人怨。
明成祖时期，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觐见皇上，带了一批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京城的官员，不料刚进京城就被巡城官扣下了。巡城官把送礼的名单交给皇上。皇上一看，礼单上“群贤毕集”，惟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很欣赏他的廉洁，就单独把他召来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