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大艺术家。高尔基当年曾经严厉地批判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但是却十分推崇他的艺术才华。他写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艺术特色和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使他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虚幻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认为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本人也时常用“现实主义”一词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方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是异常独特的，绝非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所通行的那种现实主义，明显地有别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他本人曾经一再强调这种区别，在给玛伊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我们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现实。详尽地讲讲所有我们俄国人在近十年来精神发展中所感受的，——恐怕现实主义者们对此会立刻大叫起来，说这是幻想！可实际上这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更明确地说：“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大多数人称之为超乎寻常的和虚幻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有时则构成最本质的现实。平常的现实以及对现实通行的看法，我认为还不是现实主义，而且甚至相反。”
由此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特殊的看法”。第一，他认为“现实主义”不在于对现实生活形式的真实描绘，而在于反映生活的本质的真实；第二，他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高度概括的哲学思想，表现作家本人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所感受的”；第三，他特别注意表现生活中那些“超乎寻常的”现象，“虚幻的东西”，追求所谓“理想主义”。因此，他常常称自己创作方法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虚幻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初期， 就在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原则问题上与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这位批评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主张文学必须“如实地”、“像生活本来那样”反映生活，用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他绝对不能容忍创作中的幻想，认为“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满足于这种现实主义，在创作中企图另辟新径，在《二重人格》、《女房东》等中篇小说中就开始了这种探索，用虚幻、怪诞的形式描写主人公的内心分裂。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创作方法完全形成。他往往采用夸张、怪诞、象征、幻想等形式反映生活中那些极端的、绝无仅有的、病态的、畸形的，乃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从而达到本质的真实。现实生活在他的笔下有如显微镜底下的苍蝇腿，经过放大，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但集在绒毛上的细菌却清晰可见。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经验的结晶，悄节以一起弑父案件为基础。卡拉玛卓夫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实为世上所少见。这种极端的、畸形的父子和兄弟关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家庭关系的一种夸张的表现，形式是极不正常的，但本质则是正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方法不能说是象征主义的，但是象征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在强大的俄国文学中没有象征主义，这是多么奇怪，都不想去解释根本性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我们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勇气写出了《大宗教法官稗史》，不过如此而已！难道说我们在天性上都是现实主义者吗？”
显而易见，按照高尔基的意见，《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大宗教法官稗史》是象征主义的，但实际上这部小说的整个第五卷，包括它的题目《赞成和反对》，都是象征主义的。这一卷是全书的思想高潮，各条思想线索皆来源于此。这又使整部小说具有象征主义的性质。全书都按照“赞成和反对”的原则结构而成。小说中人物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行为举动皆体现着“赞成”与“反对”的冲突，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个人物自身都具有二重性格和二重心理，而整个人物形象体系则分为温顺的和残暴的两类人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形成一对对二重性的人物形象。
卡拉玛卓夫家族内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父子、兄弟间冲突尖锐，体现着“赞成和反对”的原则，既彼此为敌，又被爱与憎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作家看来，这个小小的家族象征着人类世界的复杂关系，是现实生活的缩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个小小的家族为象征，概括出了整个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命运。
在这个“赞成和反对”的形象体系之中，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处于两极，一个是温顺、和解、博爱的体现者，另一个是残暴、无耻和仇恨的化身。他们二人性格截然相反，但也有共同点，即他们两个都没有二重性，不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阿辽沙为人清白，良心安宁；斯麦尔佳科夫则根本没有良心。与此同时，这两个人物又各自以其复杂的形式跟伊凡和德米特里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在情节发展中，而且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形成对立的统一。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两个二重人格，分别体现着他的“善”和“恶”。阿辽沙幻想着人类的幸福，希望消除人类的苦难；伊凡尽管不能接受阿辽沙的驯眼，但是却对他的幻想感到亲切，全身心地向往着博爱，天真地相信爱的力量。与此同时，伊凡又是个犬儒主义者和极端个人主义者，创造出“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理论”，成了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唆使者。斯麦尔佳科夫实践了伊凡的“理论”，成为弑父凶手，但又伪造现场，嫁祸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完全可能成为弑父凶手，但实际上却没有造成犯罪事实。然而他最后被判苦役二十年，接受了阿辽沙的思想，决心去受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矛盾。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把人物的二重性，他身上的“善”与“恶”的斗争表现为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二重性表现为永恒的人性的体现，认为这种二重性不受环境的制约。在《卡拉玛卓夫兄弟》的《火热的心的自白》一章中，德米特里对阿辽沙忏悔说：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一条“色欲的虫子”在兴风作浪，使人动摇于上帝和魔鬼之间。情欲是万恶之源，使人犯罪，折磨自己，为害别人。这就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主义”的特点。他曾经幻想人类的“黄金时代”，在晚年写过一个叫作《可笑人的梦》的短篇小说，其中说道：“我看到，并且知道，人们能够成为美好的和幸福的，不会丧失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相信恶是人们的正常状况。可是他们却都嘲笑我的这种信念。”作家的这种信念不仅被历史悲观主义者所嘲笑，而且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把这种信念付诸实现。他觉得，对于消除人身上的恶来说，社会力量无济于事，惟有依靠超越生活的道德力量才能把人身上的恶压制下去。因此，他在宗教，在摈弃人的一切自然要求的禁欲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明确地表述了这种宗教乌托邦。他说：“显而易见，人类的恶隐藏之深，是用社会主义者所开的药方，靠着社会改革所无法消除的，人的心灵会依然如故。不正常的情况和罪恶来自人的自身，人的精神法则迄今模糊不清，神秘莫测，种学没有把它弄清，因此也就无法克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样的医生能把他治愈，甚至连最后的审判者也不可能有，惟一存在的就是上帝，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此，为了消除恶，他只好求助于上帝，鼓吹人人都应该为别人而受苦，压制情欲这个万恶之源。《罪与罚》中的索妮娅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青春，最后跟随忏悔了的，并且受到惩罚的拉斯柯里尼科夫去服苦役。《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尽管没有犯罪，但也欣然接受惩罚。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受了德米特里的侮辱，但是却放弃了报复的想法，主动陪他去受苦。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则是作家所设想的“正面的美好的人物”，更全面体现着他的“理想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方法的另一个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非常注重描写虚幻、梦境乃至梦魇等超现实的现象。他在《大宗教法官稗史》中通过阿辽沙和伊凡的对话对这一点做了解释。伊凡给阿辽沙讲述自己编的《稗史》，阿辽沙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问道：“这不简直就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吗？……要么就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胡言乱语？”伊凡笑着答道：“你就把这当作胡言乱语吧。既然你已经被当代的现实主义养成了不良的习惯，不能消受一点点虚幻的东西，你愿意把它看成是胡言乱语，那么就算它是吧。”实际上这里所表达的是作家本人对创作的看法。他认为人的病态心理、神经失常、精神错乱、梦幻、梦魇、歇斯底里等非正常的精神状态，恰恰是那不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正常反映。在伊凡的梦魇中，小鬼对他解释说：“我可以对你解释一下。你听着！在睡梦中，尤其是在发梦魇的时候，由于肠胃失调，或其它什么原因，有时人会做很艺术的梦，看到复杂而真实的思想，看到一些事件，或者甚至看到一连串的事件，由统一的纠葛联为一个整体，其中会有意想不到的细节，从最高的精神表现直到胸衣的最后一颗钮扣，我敢向你起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也写不出来的。”
“残酷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力避免集中地、详尽而完整地描写故事发生的环境，而往往是在叙述故事过程中，采用“忙里偷闲”的办法，不断交待出典型细节。这些细节组成主人公活动的社会背景：污秽的城市小巷，黯淡的街灯，狂风凄雨，棺材般的斗室，肮脏的家具，污浊的空气等等。这种背景色彩阴暗而凄惨，饱蘸着作者对那些走投无路、颠沛无告、遭受凌辱和损害的穷人的隐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