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化时期，杨善人一年才分得二三百斤口粮，没有多余的粮食去喂瘸腿狗，但在烧火做饭的时候，温顺的瘸腿狗总是守在他身边，一直等他吃完饭锁上门又出工了，才跑到外面找些野食。这条狗确也通人性，它好像知道主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喂它，从来不“呜呜”地在旁边要求施舍。它守着他，看着他吃饭，完全出于一种真挚的依恋感。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杨善人吃完晚饭，就噙着烟锅用手轻轻的摸着它，要跟它聊一会儿。
“今儿溜哒那儿啦？我看肚子吃饱了没有？****的都吃圆了……”
有时他伸出食指点着它，吓唬它说：“****的，你要咬人家娃娃，我就要了你的命。娃娃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呢。可不敢吓着娃娃伙……”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它。
到了逢年过节，生产队也要宰一两头猪分给社员，杨善人会对它说：“明日队里杀猪，你到村头去，舔点猪血，还有搁下的肠肠肚肚的……”尽管社员们一年难得吃次肉，可是杨善人吃肉的时候，总是把还剩下些肉屑的骨头用刀背砸开，一块块地喂给他的狗。“好好啃，上边肉多的是，你的牙行，我的牙齿不行了……”
杨善人就只有和他的瘸腿狗消遣寂寞。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条狗，而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在那夏天的夜晚，生产队派他看菜园时，只有这条狗陪他一起在满天蚊虫的菜地守到天明；在寒冬，他晚上喂牲畜，也只有这条狗跟着他熬过那寒冷的长夜，天亮时，狗的身上结上了一层白霜。虽然狗不会用语言来表示它对老人的关心，也不会替他驱赶蚊虫或是用一堆火让他取暖，但它总是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守护着他。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以后，县里派的工作组住进了河湾村。社员们白天下地，晚上开会，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天晚上开大会，工作组的干部在讲话的最后宣布了一个叫社员们莫名其妙的通知：公社成立“打狗队”，把所有的狗在五天之内“消灭掉”。这位干部说：“就算一条狗一天吃半斤粮，一个月就是十五斤，一年就是一百八十斤，这个账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定量的一半。咱们现在要养活全国的人，还要养活全国的狗，这怎么得了！所以，五天之内，狗要全部打死，谁要不打就等于窝藏阶级敌人，五天过后，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组成的‘打狗队’就下来替你打。”
头几天，杨善人并没有把这个通知看得很严重。他心里想：“没听说过哪家人是让狗吃穷的，更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穷就穷在老百姓养狗上。在老社会，要饭的花子还领条狗哩！”但是，几天之内，有狗的社员家庭居然把自己的狗都陆续宰了，连外号叫“尖尖钻”家养的大黄狗也吊在门前的老槐树上用水灌死了。五天以后，附近几个生产队里就剩下杨善人这条孤零零的瘸腿狗了，而戴着红袖章的民兵也注意上了这条瘸腿狗，曾经扛着枪在杨善人的家门口转过两趟。
有一天，几个大叔在场坝里扬场，风停了，他们就凑到一起聊天，说到杨善人的狗，杨善人带点怒气地说：“再穷也穷不到狗身上！说实在的，咱农家户的狗谁喂过，还不是满河滩找野食，我的狗是养定了！”
姚大叔接过话茬：“不在你喂不喂，你用你的粮食喂你的狗，可公家管你哩！我听说是因为有人叫狗把集体的玉米棒子往家里叼哩！”
这话逗得大伙笑了起来。常义大叔说：“咱农家户的狗有这个本事，那咱就不用种庄稼了，领着狗四处耍把戏去。”
平时最爱谝脏话的长海大叔说：“那天晚上我回去也思谋了一下，其实不在喂粮食上，还是杨善人说的对，咱农家户谁正经喂过狗哩？我思谋着，这跟批判孔老二有关联。”
除了杨善人还皱着眉头之外，大伙儿又笑了。
“你们瞧，孔老二讲的是忠孝节义，这忠孝节义是啥？忠讲的是马，谁都知道马对人最忠了，关公一死，赤兔马都不吃料；这孝讲的就是羊，羊羔子一生下就会给它娘磕头；这节讲的就是老虎，母老虎生了一个虎子就知道疼得不行，以后它再不让公老虎闹了；这义讲的就是狗哇！现时批判孔老二的忠孝节义，我看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先从狗打起，要不然怎么说养狗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呢？”
几个饱经世故的老汉都听出了这番用嘲笑的口吻说的笑话意味着什么，彼此会心地微笑着。最后，长海大叔叹了口气说：“也别说，依我看哪，上面就以为嫌狗吃粮了，现时上面要的多。地里出产的少，只有从小花销上打主意。以后哇，要是上面还一个劲地要，连大牲畜的料都得减。”他又转过脸问杨善人：“说是说，笑是笑，你那条黑眼窝瘸腿狗还是早搁倒好，要不那帮带红袖章的民兵还得打。那都是些楞头楞脑的二杆子小伙。前天把一个阴阳先生和一个媒婆各捆了一绳子，说是牛鬼蛇神。昨天又把一个木匠的家伙给没收了，还勒令叫‘早请示，晚汇报’。他们要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狗就开上几枪，捅上几个窟窿，叫你连一张好狗皮都落不下。”
晚饭以后，杨善人独个儿蹲在炕沿上叭哒叭哒地抽闷烟。黑眼窝瘸腿狗卧在炕跟角，昂着头，皱着鼻子，呼呼地嗅它所熟悉的烟味。杨善人思忖了几锅子烟的功夫，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给狗求得一个官方保护。于是他穿上鞋，把狗锁在屋里，就上薛队长家去了。
薛队长家正好没外人。队长躺在炕上，他女人坐在灯下纳鞋底。因为杨善人是从来不串门的人，薛队长听他来了就连忙翻身坐起来，他女人给端来一杯水。
杨善人一坐下就结结巴巴地提出他不让打狗的事。
“我当是啥要紧事，”薛队长笑着说：“一条狗嘛，上面有这个指示，打了就算了吧！”
“算了？”杨善人气愤地说，“它跟了我这么多年，打了它我心里实在难忍啊！你看，我从此保证不再要公家的救济粮，你求求情。再说，我的狗吃的是我的粮。”
薛队长还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不在吃粮上，狗祸害庄稼倒是个事实。
“薛队长，你也是个庄稼汉人，你啥时候见狗祸害庄稼？狗又不是牲畜，又不是鸡鸭。那天还说一家允许养一只鸡，就不允许我养一条狗？”
薛队长的女人以女人特有的同情心理解了杨善人的意思，在一旁细声细气地说：“就是，他善人叔做了一辈子善事，眼下身旁又没啥人，有那条瘸腿狗也解解心闷。”
这话更激起了杨善人对陪伴了它十多年来对狗的感情，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说：“薛队长，我可跟你说定，要毙我的狗就先毙我杨善仁！”
三个人的心都沉下了。薛队长收敛了笑容，手不停地在他的脑门上搔着。他开始理解了狗与杨善人的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要说服老汉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同时，对着这个和他在一个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汉，一股深深的乡土情谊从他心里升腾起来，多年的积郁，也随着这股乡土气翻腾着，他不禁感慨地说：“老兄，你有你的苦处，这我知道，可我有我的难处，又找谁说呢？今天晚上没事，咱俩就好好聊聊。
